四

先生认为，表扬一个人，对他不一定好；指出其不足，才能使他进步。

1986年秋，在留校任教一年之后，我考上了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的博士生。赴广州前，我请先生提一些忠告。先生说：“我要说的意见，在以前都已经说了。不过，我要提醒你，王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但我们的风格完全不同，我们的意见也不完全相同；我这里是讲批评的，王先生是不批评学生的；你要么适应，要么不适应。”

我后来慢慢体会到两种不同风格，其实是各有千秋，对我来说则可谓是相得益彰。

我的理解，徐先生的严厉，对于初涉学术、尚未入门的学生来说，也可能会吓得知难而退；但这是学术的正道，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必须坚持这样的态度。

王先生的宽厚，是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长进，会给学生以自信，这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更是十分必要的。其实王先生并不是没有批评，只因其晚年待人之宽厚，总是先肯定成绩之后，再指出不足，故罕棒喝之效；而学生之不自知者，或许会陶醉于老先生的这一分肯定而忽略其批评之深义，遂不知轻重。

如果从两位先生的学术经历看，我妄以为，王先生早年籍籍无名却大受吴梅先生的恩惠，或许与他一生对待学生特别宽厚，并重视师生传授与提携后进，有其一定的联系；而徐先生从研读西洋文学起步而最终归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更多的是以一己之力，特立独行地进入到学术深处，故更多地强调学者个人的操守，对于非学术的行为，毫不宽贷。

另外，徐先生那时正当盛年，处于学术成熟与高产时期，他所关注的，似乎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不太关注也不太赞同构建学术梯队，以为应顺其自然。王季思先生则因年逾八旬，特别重视学问的薪火相传，以为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唯有化身千百，方能传之久远，故着意群体的学问及其传承问题。况且优秀的学者毕竟是可遇而未必可求；以群体的力量来弥补其不足，让一个普通的学者，也能够发挥其最大的潜能，也应该看作是学术的福气。

近年回杭时，我每次去见徐先生，他总是当面批评说：“你写得太多，太快了。”我回味先生的话，写得太多，则意味读得太少；太快，则仍未去其浮躁，思考尚未成熟即图相炫。所以我近来较少发文章，有一些文章压在手边已有几年，总想，冷一冷，或许还有问题。冷一冷的另一结果，却是开始真正体会到求索、思考问题与写作成文本身的快乐；至于发不发表，或是先露面后露面，都不重要。虽然有时或许因此而被人“抢先”，但那也可能只是些时兴的泡沫而已，原不必再去增加一篇垃圾。况且某些学术问题数十年已未有人涉足，根本无人来“抢”；或则既为独特思考结果，必与人不相重复，也无可与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