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

世界万物，看来都各有它的核心。

从最小的东西讲起吧！一粒原子，有它的原子核。核的比重很大，而围绕着它的电子则非常之轻。原子核万一在特定条件下破碎了，原子也就不存在了。物质的重量基本上在于无数的原子核。

一颗小小的细胞，也有它的“细胞核”，这也是它的“重点”，围绕着它的是细胞质和包在外面的细胞膜。从构成生命体的肉眼难见的一粒粒细胞到一枚鸡蛋，一枚鸵鸟蛋（它们虽然是巨型的，但实际上也各各是一个细胞），构造都是这样。

一枚枚果子，也各各有它的“核”。许多果子，果肉都紧紧围绕着核，尽管核有大有小，有的一颗，有的多颗。它看似平常，实际上果子的繁殖，长成新株，发叶开花，全依靠它。

一个个生命体也仿佛有它们的“核”，这就是它们的心脏。别的地方受点损坏犹可，心脏遭受创伤就意味着致命。失去了一肢，生命体有时仍能够存活，心脏被刺了一下，生命也就完了。

地球也有它的“核”。地核较之“地幔”“地壳”，有它的特殊的重量。地核中心点延伸成地轴，支配着地球的自转。

甚至太阳系也有它的核。太阳就是我们这个太阳系各个星球的“核”，太阳系的各个星球，围绕着它旋转、运行。

太空里许许多多的太阳系还有它们更大的“核”没有呢？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们太像一只只渺小的蚂蚁了，就暂不去谈它吧。

但是仅仅从上面这些事例看来，可以说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核”。

回到我们的文学创作的问题上来吧！既然任何事物都有“核心”，什么是文学作品的核心呢？

这核心就是思想。各种元素的原子各有它们的“核”，各式各样的作品也各有它们的核。好的作品有好的核，坏的作品有坏的核，“中不溜儿”的作品有“中不溜儿”的核。

也许有人以为人物是“核”，我以为不是。许许多多文学作品自然都写到人物，但不是所有文学作品都如此。某些杂文、散文，某些抒情诗、田园诗、哲理诗之类，并不塑造人物，并不出现具体人物。你不能够说它没有“核心”，思想就是它的核心。

可以有不出现人物的文学作品，但是不存在没有“核心”的作品。

塑造人物是表达这种中心思想的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反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那种提法（即使单纯从学术观点上来谈，暂不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勾当），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视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手段，但它毕竟只是手段之一。那道理，正像我们反对“米、麦是人类唯一的食品”的错误提法一样。我们反对这句话，并不是我们反对吃米吃麦。相反的，我们也许天天都在吃米吃麦。

再回到“核心”的问题上来吧！思想是核心，是灵魂。一篇小作品也好，一部巨著也好，不管它有多少栩栩如生的人物、动人的情节、精彩的笔墨，如果它所表现出来的核心思想是不够好以至于很坏的话，这样的作品也就大大失色以至于糟透了。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就像没有灵魂一样。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所以都很重视文学，就在于重视文学通过特定的艺术手段反映社会生活，以情移人，能发挥思想教育的功能。恩格斯有一段话精辟地阐述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以及这种思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方式。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

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强调了革命文学的思想性。列宁说：“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都体现了这种思想。

古代的人们也多多少少知道，文学尽管有它的特殊的表现形式，但是它的核心毕竟是思想。“诗言志。”“言者，心声也。”“士先器识而后文章。”这一类的话，都在若干程度上接触到这个道理。自然，历代的人们站在他们各种的阶级位置上，各自受他们时代的阶级的限制，他们所指的思想不一定都是进步的，甚者还有反动的，但是在“文学总要体现思想”这一点上，他们说的也并没有错。

也许有人以为历代有些作品的思想是模糊的，或者矛盾的，并不一定都有明确的思想。其实模糊的思想，自相矛盾的思想，以至错误、反动的思想，也都各各是一种思想。用果子的核来比喻，好的核固然是核，干瘪的、腐烂的、子仁被蛀食了的“核”，也各各是一种“核”。问题是我们要求好的核，不要坏的核罢了。

唯其这样，进步的作家，必定具有进步的思想。一味在那里推敲词章，讲究文采，而思想贫乏以至错误的人，不可能写出好作品。历史上，“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些平白如话，而又表达了群众心声或者阐述了深刻思想的诗句，可以世代流传，而那些辞采华丽，“骈四骊六”，洋洋洒洒，极尽雕琢之能事，但是思想却贫乏可笑的六朝骈文，却为后代人们所鄙弃。那个道理，就很值得我们寻味。

思想、生活、技巧，这些因素，它们彼此的关系，有点像血、肉、皮的关系。它们各各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又互相密切关联，去其一端，都影响整体。思想在这里起了主导的作用。如果思想水平低下，即使有一定的生活素材，即使有一定的写作技巧，仍然没法写出好作品。

磁石能够把周围的铁吸引过来，但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却不能够发生这样的作用。在丰富的生活之中，靠什么来摄取题材，提炼题材呢？靠思想。

一个题材掌握在手里了，写作的时候，怎样加以剪裁，什么地方细致，什么地方简略，粗看起来好像是技巧功夫，其实不然，发挥了这样的选择作用的仍然是思想。

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就在我们周围，看来不管思想水平高低，只要接触他们，就可以描绘他们了。其实不尽然。没有一定的思想水平，英雄人物即使就在自己眼前，也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只有思想达到一定水平的人，才能够识英雄，重英雄，了解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写作者的思想道德水平，如果不能和英雄人物并驾齐驱，最少也得在若干程度上“望其项背”。如果距离远而又远，那么，“远人无目”，英雄人物在他们眼里也就面目模糊了。

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词汇，看来该是技巧性很强的一个项目了。但是一个作者，即使具有这样的条件，在他对事物没有深刻印象或者激起强烈感情的时候，这些丰富的词汇却完全可以在这样的作者脑子里处于冬眠状态、库藏状态，并不发挥作用。我们只要看看，平时不善讲话的人，在极端激动、欢乐、哀伤、愤怒的时候，可以讲出十分激烈的语言；而一个词汇原本比较丰富的人，在他并无真正感情，敷敷衍衍地讲话的时候，却只能说出干干巴巴，平板无味的言语，就可以想见思想状态和语言运用的关系了。王铁人由于有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的铁的决心，才会讲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样的语言；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才会唱出“胸中有了大目标，千斤重担不弯腰”那样的诗歌。语言的运用，颇有点像喷泉，单有水，并不成其为喷泉，有了一定的压力作用，水才形成水柱，奔涌而出，出现了语言的喷泉。

提高作品的思想水平，得以先进的思想贯串于整篇作品之中，“用一根思想的线去串起生活的珍珠”。外加地在作品中抄一段“社论语言”，而在其他段落却没有思想的光辉，并不能有力地提高作品的思想性。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不够好的作品，在写到人物思想交锋的时候，虽然也让正确思想占了上风，但是总觉得那种思想交锋并不是有声有色，有血有肉，语言独特，激动人心的。这正是作者思想水平高度不足，在这些地方露出的破绽。

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产生它的土壤的时代。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必须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政治思想水平，不断地提高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水平，为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鸣锣开道，鞭挞、清除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事物。只有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才能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真正使我们的文艺成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

不论卷帙如何浩繁的革命文学著作，从它的思想意义上来说，它都只能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某一个课题，或者再加上若干副题，并不能宣传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没有这种可能也没有这种需要，像恩格斯所说的：“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但是我们写作任何作品，大的小的，却必须努力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深刻理解我们作品符合于这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的什么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题材是丰富多彩的，主题也可以是丰富多彩的。宣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固然是极其重要的主题，同时，宣传国际主义，宣传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宣传无产阶级的阶级友爱，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务实精神，以至于宣传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宣传无产阶级的生死观、幸福观、恋爱观，鞭挞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又何尝不可以成为主题？难道这不也体现了无产阶级对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吗？因此，题材可以是多样的，主题也可以是多样的。让革命化来统率多样化吧！让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来统率各种各样的主题吧！至于各种作品比例的调节，那由国家的出版社和报刊编辑部去管好了。

由于思想、生活、技巧虽彼此密切关联但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常有一些人有重此轻彼的不良倾向。不重视思想的统率作用，固然很不对，重视思想、生活而完全藐视技巧，也不对；重视技巧而忽视思想、生活，更简直可以叫做荒唐。在我们探索深入斗争生活，提高艺术技巧等问题的时候，让我们先来强调思想的核心作用、统率作用罢。离开了这个前提，我们就很容易走入歧途。

总之，我们的时代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然后才是文艺工作者。

一九七八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