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乡贤文化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乡贤积极主导、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自觉以德行引导、教化乡村社会的行动及其精神；二是国家推选、祭祀乡贤的制度安排及其影响。前者可以说是自觉的乡贤文化，后者则可以称之为制度性的乡贤文化。相比较而言，制度性的乡贤文化更为值得我们重视，它激发、推动了自觉的乡贤文化。当然，乡贤文化作为制度安排也并非偶然出现，它与宋代以来绅士阶层的兴起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