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绅士阶层

在明清时期，体制中的乡贤来自绅士阶层。在古代中国，绅士构成了一个社会阶层吗？如是，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阶层？这涉及对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理解。

费孝通认为，先秦“封建制度中，政权并不集中在最高的王的手上。这是个一层层重叠着的权力金字塔，每个贵族都分享着一部分权力。王奈何不得侯，侯也奈何不得公，一直到士，都是如此。他们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各层有各层的政权”[73] 。封建解体后，秦汉以来的古代中国实现了皇权大一统，没有任何社会阶层可以分享国家政权，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逐渐形成了皇权、绅权与民权三层权力关系。国家政权为皇帝所垄断，作为官僚的士大夫不同于先秦时期的大夫和士，他们本质上不是统治者，而是皇帝的奴仆，是皇权的工具，作为回报，他们可以为家族、亲戚谋取一些特权，以免受皇权的侵害，这特权就是所谓的绅权；为了获得绅权，一个大家族往往合力供一个人上学以考取功名、获得一官半职。因而，所谓绅士，就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他们在野，可是朝内有人”[74] 。

从权力关系角度来看，在任的官僚至少可以说代理着部分皇权，因而费孝通是把在任的官僚排除在绅士之外的。但是，从社会集团角度来看，在任的官僚无疑也属于绅士阶层。早在1940年，日本学者本村正一就指出，中国绅士主要由现任官，退任官，未出仕的秀才、举人，候补官僚及有虚衔者组成。[75] 这个界定把绅士视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中的成员都有一个官方身份。此后，张仲礼更是明确提出：“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凡属上述身份者即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76] 这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官僚的“亲亲戚戚”都是绅士[77] ，绅士是一种特殊身份，这个特殊身份大多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就此而言，绅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兴起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为关键的原因与科举制的发展密切相关。概而言之，是制度造就了一个社会阶层。正如王先明所言：“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使拥有身份也拥有知识和地位的‘士’，获得了一种具有广泛性和相对平等性的制度化保障。”[78]

关于中国科举制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一般认为，“科举制创始于隋而确立于唐”[79] 。起初，科举制主要是为了制衡士族门阀的势力，一直到唐代初期，都没有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正如马端临所言：“隋虽有秀才之科，而上本无求才之意，下亦无能应诏之人。”[80] 到了唐代中后期，科举制已经逐渐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科举录取人数也是非常少的。据侯力统计：“从昭宗继位改元的龙纪元年（889），到昭宗被朱全忠所杀的天复四年（904），在这16年中，共开科14次，取进士341人，年均24人。”[81] 当时人也说，“进士特难其选”[82] 。到了宋代，科考录取人数剧增，根据统计与考证：“北宋贡举（包括徽宗朝上舍贡士）共开科考试81榜，其所取士，有具体数字记载者为：正奏名进士19,595人，诸科16,366人，合计共35,961人，特奏名进士、诸科合计共16,035人。正、特奏名总计51,996人。”[83] 与唐代相比，宋代科举不仅录取人数剧增，而且被录取者大多为平民出身，正如钱穆所言：“科举进士，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自宋始。我们虽可一并称呼自唐以下之中国社会为‘科举社会’，但划分宋以下特称之为‘白衣举子之社会’，即‘进士社会’，则更为贴切。”[84] 尤为重要的是，在宋代，“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不得美官”[85] 。在这个政策的刺激下，宋代“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86] 。

钱穆说宋代之后的中国社会是“进士社会”，这“进士社会”固然离不开科举制度，同时也得力于教育兴盛，尤其是私学的大发展。早在孔子时代，就有私人治学、授徒之传统。但古代私学真正兴盛，滥觞于宋代书院。白新良认为，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中期，本来是官方学术机构，一些文人致仕之后为了夸耀乡里，就把自己藏书治学之处称为书院，这样书院就变成了私人藏书治学的机构的名称；北宋是古代书院初步发展时期，他根据地方志记载统计，确定为北宋书院的有71所，此外还有125所不能确定究竟是南宋还是北宋所建。[87] 与唐代书院不同的是，宋代书院凸显了教学功能，有的书院生徒甚至超过百人，如河南登封太室书院“生徒至数百人”[88] ，江西白鹿洞书院“学徒常数百人”[89] ，浙江永嘉东山书院“席下常数百人”[90] 。到了南宋，传统书院进入了繁荣时期，总量在500所以上，其地位与影响甚至超过了官学。[91] 元代与明初，书院发展比较迟缓，甚至时有衰退之势。但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由于官学腐败，书院再次进入了普及时期，正德、嘉靖两朝新建书院多达672所。[92]

随着走上科举道路的读书人不断增加，从宋代开始，文人群体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进士及第者可以获取官职，直接进入国家政权中，其社会影响力自然不可小觑；致仕之后，他们仍会积极参与地方社会治理，如兴办书院、设立义仓、教化乡里等；即使科考不第者，作为读书人，其在社会中也颇受尊重。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科举制的发展，作为科举资格考试的“童试”，通过人数远非唐宋时期可比，科举制的社会影响力更大。据张仲礼统计，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清代任何时期的文生员有50余万，武生员有20余万，总计约74万。[93] 考虑到“生员”资格考试通过率一般只有1—2%，可知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的清代，准“生员”基数是非常大的。如果说绅士阶层并不限于获得绅士身份者，还包括认同绅士的准“生员”，那么我们可以说，在科举制的推动下，到了清代，绅士阶层已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集团了。当然，并非只有通过“童试”才能获得绅士身份，此外还有在国子监读书的监生与贡生，以及恩监生、荫监生、优监生，这些人数量较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平民通过捐纳获得了监生资格，仅道光三十年间（1821—1850），就有35万余人捐监生[94] 。但是，经由科举考试而跻身绅士阶层是“正途”，不仅人数远远高于通过捐纳的“异途”者，其社会威望也高于“异途”者。[95]

诚如费孝通所言，绅士阶层是有绅权的。绅士不仅拥有诸多礼仪特权，如称呼、饰物、顶戴、服装不同于平民百姓，拜会官员时不必下跪，可以参加官方典礼和家族祭典；而且在司法、经济方面也拥有诸多特权，如犯罪不会上刑、免除徭役、减免赋税等等。[96] 这些特权已经足以把他们区隔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了。在吴晗看来，绅士阶层负责乡村公共事务也是其享有的某种权力：“这类事业名义上是为百姓造福，实质上是为官僚绅士聚财，假使确曾有一丝丝利及平民的话，那也只是漏出来的涓滴而已。”[97] 日本学者三石善吉甚至认为，绅士学识本身就意味着某种权力，他说：“学问通往权力，否，应当说学问不仅通权，其自身就是权力。有文者，士之也，统治者之谓。无文者，庶之也，统治之对象是也。”[98]

绝大多数绅士都出身于科举考试，他们共享着价值认同，即都信奉儒家思想，但是他们之间并非是无等差的。张仲礼从社会地位角度把绅士集团分为两个层级，下层绅士主要指仅仅取得绅士身份者，“上层绅士由那些学历较深者以及有官职者组成”。[99] 当然，上下层级之间虽然界限分明，但阶层并不固化，上层大多来自下层中的科考成功者，而上层也会向下层流动，比如由于丁忧、致仕、罢官等原因，上层绅士也会回到地方，但这并不会改变其上层绅士的身份。从社会空间角度来看，有的绅士居住在城市，有的绅士居住在乡村。其中长期居住在乡村的绅士可以称之为“乡绅”。[100] 日本学者寺田隆信说，所谓乡绅，“盖指拥有生员、监生、举人、进士等身份或资格的、居住在乡里的人”[101] 。清末善书《救劫金箴》也认为：“乡绅兼已仕未仕而言。已仕之绅，解组后，固宜推恩于里党；未仕之绅，居家时亦宜树德于梓桑。绅而富，以财济于乡；绅而耆，以德式于乡。”[102] 余英时认为：“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103] 因而，绅士可以说就是古代的知识分子，而乡绅也就是乡村知识分子。

宋代之后，由于士族门阀制度被彻底打破，同时随着科举制度和地方书院的发展，士大夫阶层的力量逐渐壮大，“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即“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104] 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一些致仕回乡的士大夫开始积极参与乡村治理事务。正如蒙文通所言，“宋儒于乡村福利，恒主于下之自为也”，“重乡之自治，而不欲其事属之官府”。[105]

著名的案例很多，如范仲淹在家乡苏州设置义庄，以救济贫乏无依的族人。他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说：“皇祐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106] 其实，范氏义庄救助范围并不限于范氏宗族，其条款中明确写道：“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诣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107] 由于范仲淹社会声望很高，他设立义庄之举在宋代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刘清之、钱公辅、楼钥、孙应时、刘榘等人先后为其写文作序，且效法者甚多。[108] 如江西人钟鼎，“闻范仲淹义田事，慕之，偕侄日新置义庄”[109] 。再如浙江东阳人陈德高，“慕范文正公之义，割腴田千亩立义庄以赡宗族”[110] 。又如浙江鄞州人应本仁，“隐居城南不仕，博学工文，慕范文公义田之举，割其产之半凡五百余亩……用以济贫乏”[111] 。在苏州一带，仿效范仲淹义庄者则更多，当时仅吴县一地，义庄多达64家。[112]

再如陕西蓝田吕氏的“乡约”实践。北宋熙宁九年（1076），吕大钧等人制定了乡约，培育乡民们修身、齐家、交友的道德修养，规范婚丧嫁娶等社会活动，并在本乡推行。《吕氏乡约》的范围不限于吕氏宗族内部，而扩大到了所有乡民。它不仅具体规定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切实可行的条款，而且具有严格的组织机制，本质上是绅士领导的乡民自治组织。乡约规定：“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直月一人，同约中不以高下，依长少轮次为之，一月一更，主约中杂事。”“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会，具酒食。所费率钱，合当事者主之。遇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若约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113] 这几乎可以看作是“乡贤理事会”的雏形了。约正有“平决赏罚”之权，需有较高的社会声望；能召集众人聚会并负责提供酒食，须有一定经济实力。在乡村社会，“此类在经济上有地位，政治上有权力场域的人就是地方士绅”[114] 。吕氏乡约的产生是对王安石保甲法的反动[115] ——保甲法的宗旨是要使国家的权力触角深入广大的乡村，最终实现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直接控制，与此相反，吕大钧兄弟则创立乡约组织以加强地方自治，以回应王安石的保甲法。[116] 萧公权认为，吕氏乡约是“空前之创制”[117] ，所形成的社会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对此张载曾赞叹说：“秦俗之化，和叔有力。”[118]

《吕氏乡约》的影响不仅在于当时，更在于后世：一是经过朱熹的增损，其在明清时期的文化精英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诸多文化精英对其不断完善，甚而将其发展成一个系统化的乡村自治组织规范。如高攀龙的《高子宪约》，“凡而课农桑、兴教化、育人才、社仓、保甲、浚陂池、修道路、养济院之类，胥包括于其中，规模益阔也”[119] 。二是王阳明在民间乡约基础上加入了“洪武六谕”，将其改造成了政府倡导的乡约，此后，吕坤又将乡约与保甲制度结合起来，写了《乡甲约》一书，并在山西推行。由于官方倡导，明代乡约在嘉靖之后已然“有一个普遍的发展”[120] 。也正是由于官方的默许乃至倡导，绅士阶层益发重视乡约，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不少卓有影响的民间乡约文本及相应的地方实践，如叶春及的《乡约篇》、刘宗周的《乡约事宜》、陆世仪的《治乡三约》等。

当然，并非所有乡绅都乐于为善乡里，正如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提到明朝情况时所言：“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121] 他举例说，正德年间的首辅大臣梁储，其子梁次摅在家乡与一个叫杨端的富人争民田，杨端杀了田主，而梁次摅居然一怒之下杀死杨端家二百余人，明武宗看在梁储情面上，只是发配梁次摅去边卫立功而已。祁熊佳在为祁彪佳所写的《行实》中也提到，宜兴乡绅陈一教有两个儿子为翰林，家仆欺凌小民，甚至激起了民变。[122] 在清代，拥有特权地位的乡绅也经常采取武力或欺骗手段牟取物质利益，如广东《南海县志》《番禺县志》所记，大户定期派打手，携带武器，武力收割村民在沙田上种植的庄稼，称为“占沙”；山西襄陵、临汾地区大户独断水利，普通农人如果不从他们那里购买水券，是得不到水的；《江西通志》记载，一些州县大户，“贫人有犯，并不鸣官，或裹以竹篓，沉置水中，或开掘土坑，活埋致死，勒逼亲属，写立服状，不许声张”[123] 。《山东军兴纪略》编者按语也说：“其不贤之绅，借以渔利婪贿……甚而细民、里长、武生、文童……挟众以号令一邑。”[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