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青春期的疏离感

几乎所有我遇到的被告人都向笔者描述了一个疏离社会的青春期，长期以来，学者们对“疏离社会”及其相关概念（如离经叛道）的界定各有不同(6)，笔者将“疏离社会”定义为一个人所持的与社会或学校等组织的期望和规范相分离或决裂的心态。例如，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学校或家庭（两个组织）会对其抱有一定期望，社会则对一个人能否考上大学或购买房屋设定了一些资格（两种主流规范），但有些人却对这些期望或规范置之不理。这种心态可能源于对它们的厌恶，也有可能源于它们带给自己的压力。换言之，社会要求你小时候要当乖巧的孩子、聪明的学生，长大后要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一旦你无法实现这个期望，就会对此感到厌恶。(7)除此之外，学校的教学质量、社区的贫富状况、就业市场的歧视经历，都会给人带来压力，而这些压力往往只有贫困的有色人种才会感受到。(8)此外，“疏离社会”也与法律制度息息相关。居于边缘化社区的人们一旦对法律的有效性产生怀疑，那么当他们遇到困难时就不会依赖警察(9)，反而会通过参加帮派或实施其他违法行为来保护自己。鉴于现实中不同的治安状况，这种对法律表现出的愤世嫉俗在优势群体社区中几乎不存在。(10)不过，笔者发现，优势群体的被告人确实也承受了其他组织带来的压力和疏离，其经常表现为家庭暴力、父母和老师疏于管教以及无法控制的精神疾病。

疏离感和结构性限制是本书中被告人普遍面临的问题和危害，而这些问题和危害被法律定为刑事犯罪，这就是他们被逮捕的原因。一些被告人为家庭所疏远，他们害怕施暴的家人和父母的冷落。一些被告人为学校所疏远，他们要么因为成绩差而被老师冷眼相待，要么因为无趣而被同龄人刻意排斥。还有一些人为邻居和其他同龄人所疏远，辜负了社会对他的期望。因此，这些被告人说自己参与了这样或那样的非法活动，通常都是为了排解被家庭、学校或其他人疏远的感觉。几乎每一位被告人在18岁时就参与了犯罪，其中吸毒、贩毒和盗窃最为常见。许多人至今仍有毒瘾或者酗酒的恶习，我的访谈对象中有85%的人说自己酗酒或者吸毒。(11)不仅如此，他们罹患心理疾病的情况也十分普遍，调查问卷显示，超过60%的被告人可能患有抑郁症(12)，访谈中发现的其他精神疾病还包括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

当谈到自己被疏远的原因时，各个阶层的被告人都经常提到父母或监护人的家庭暴力或者言语虐待，克里斯托弗就是其中一例。克里斯托弗是一位白人男性，年近三十，身材魁梧。他年少时大部分时间都和舅舅一家人住在南波士顿一个以白人工薪阶层为主的社区。他的舅妈是一名大学毕业的护士，舅舅则是管道工人，他们为克里斯托弗提供了温馨的中产阶级家庭环境，还替他支付了天主教学校的学费。不过，在搬去舅舅家之前，克里斯托弗和爸妈一起住在马萨诸塞州沿海地区的北岸小镇上。他的父亲经常对母亲拳脚相加，对他则谩骂侮辱。12岁的某天夜里，他的人生突然改变了：

那天夜里，我的父亲打了我的母亲，母亲从楼梯上滚了下来，颅骨骨折，胳膊也摔断了。这真的非常、非常可怕，你懂我的意思吗？后来我舅舅过来了，告诉我爸让他离我妈远点，然后就把我接走了，我开始和舅舅、舅妈住在一起。就是这样。

和舅舅一家人住在一起以后，克里斯托弗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他爱他们，也羡慕他们可以“像一个真正的家庭一样生活”。他们经常一边吃晚饭一边讨论时事。另一方面，他也“感到伤心”，因为他“被母亲抛弃了”，他从没在任何地方真正体会过家的感觉。疏离感就这样产生了。

除了目睹家暴，我的一些受访对象甚至亲身经历过家暴，来自东波士顿的拉丁裔女孩玛丽就是如此。玛丽年方二十，住在一个以拉丁裔工薪阶层为主的社区。她对父亲的感情一直十分矛盾。她的父亲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人，他在别人面前幽默风趣，而且执教过玛丽的足球队，但在家人面前，她的父亲经常酗酒，自她记事起就经常虐待她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一直以来，玛丽都对此习以为常，直到有一次她向中学同学提起此事时才恍然发觉这是不正常的：

他总是酗酒，一喝醉就发火，然后对所有人都拳打脚踢。我记得第一次告诉别人这事儿时我还在读中学，在和最好的朋友聊天时我不经意说起：“哦，前几天我爸爸打了我。”她说：“你说什么？”我稀松平常地说：“是啊，每天都会这样。”那时候我就像在说：“随便吧，就这样。”

高中毕业不久，玛丽在被父亲殴打之后搬到了男友家里，“那次我和我爸发生了口角，我被打得住了院，情况特别严重”，她说，“当时我不仅被打得耳膜破裂，还伴发了脑震荡”。和男朋友同居的时光也不尽如人意，有次玛丽因为和男友吵架但又不愿意回家，还在车里住过一段时间。尽管玛丽的生活有些颠沛流离，但她保住了自己在波士顿某家医院里的引导员工作，然而第二年，她还是因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和盗窃罪被捕。

对于某些人，特别是工薪阶层和贫困阶层的人而言，家庭暴力已经引起了政府儿童保护机构等有关部门的注意，但这也导致他们被强制性地与家庭分开。(13)虽然这类保护机制的初衷是好的，但往往使家庭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以黑人卡里姆为例，他到现在还记得儿童服务机构对自己产生的影响。卡里姆有着浅棕色的眼睛，家乡在多切斯特，那里住着各个阶层的黑人。他在多切斯特度过了自己的年幼时光，那时，他的母亲是一名保险公司的行政主管，爸爸是一名消防员。他的父母都没有读过大学，而且都有酒瘾，夫妻俩经常会争吵甚至打架。卡里姆12岁时，父母终于离婚了，在罗克斯伯里儿童保护机构的“保护计划”安排下，他和妹妹搬到了爸爸那里，他的母亲则开始和一个吸毒贩毒的男人约会。当兄妹俩去探望母亲时，儿童保护机构会定期检查他们的住处。卡里姆和妹妹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是不能单独去母亲的住处的。卡里姆回忆，那时他的妹妹更想和妈妈住在一起，所以她被看护了起来，“我的妹妹没有遵守规定，因为她不能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独自和妈妈见面，但她去了……然后，她就被送到看护中心去了。不过那是她的选择，因为她知道怎么做更好”。卡里姆直言那段日子对于他们而言是艰难的，“那时候我们的内心很煎熬，生活也真是颠沛流离”。

在笔者的访谈对象中，有人因为父母的虐待和疏于管教而在各个寄养地点之间辗转流离，就这样度过了青春期。唐娜就是有着这样不幸经历的人。唐娜是一个满脸粉刺的白人妇女，她的老家在波士顿以南的布罗克顿，现在已经45岁了，但她这半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无家可归。她出身于一个单亲家庭，家里有三个孩子，但都是同母异父。唐娜说，自己的妈妈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反而是她给母亲做饭、穿衣服、洗澡。在唐娜两岁的时候，她的母亲甚至想把她淹死。说到这里，唐娜有点强颜欢笑：“虽然我现在可以一笑置之，但直到今天我跟她一起时还是战战兢兢的。”唐娜12岁时，母亲“遗弃”了她，让她去了看护中心。唐娜没多久就逃跑了，在波士顿街头住了好几周。14岁时，唐娜在和一群比自己大的青少年在波士顿公园里吸大麻时被当场抓获，那是她第一次被捕。她还记得自己是如何梳妆打扮来迎合其他孩子的：“我那时候为了让自己显得成熟一点，不仅会化妆，还会戴上假发。”

在大众眼中，家是让人感到安全，产生依赖的港湾。对于像约瑟夫这样的人而言，学校和社区会给他们带来伤害，家则是他们的避风港。50岁的约瑟夫相貌英俊、肤色黝黑，出身于罗克斯伯里一个贫困社区的黑人中产阶级家庭。他的母亲读了大学，在一家大型企业当前台接待员，母亲很溺爱他，但也让他做家务来培养敬业精神，比如遛狗和倒垃圾。他的继父是一名建筑工人，给他培养了各种兴趣爱好，约瑟夫说：“他让我接触到了保龄球、骑马、露营，等等。”但他生活的社区环境并不好，在20世纪70年代，罗克斯伯里的暴力行为和犯罪事件比波士顿严重。(14)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的街坊小伙伴们会潜入他人住宅、喝酒甚至吸食大麻，他也就有样学样。他回忆道：“在街上玩比在学校里和课余活动要好玩刺激多了。”他的父母花钱把他送进了罗克斯伯里郊区一所天主教学校，这让他与其他伙伴格格不入，倍感压力。他说：“我读的是私立学校，而他们读的都是公立学校，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异类，于是开始逃学。”

许多受访者都讲述了自己在学校发生的矛盾。一些人觉得读书很无聊，于是就像约瑟夫一样跟同龄人寻找刺激，在违法的边缘试探。还有一些人在校园里被老师和同学们欺负，遭到了轻视和侮辱，忍受过排挤和霸凌。(15)总体而言，受访者受教育程度略低于普通人群，(16)虽然有九成人读完了高中，但只有一小部分人读完了大学。但笔者在研究之初所设想的是，研究对象中应该有相当多的人受过大学教育。这一落差警示我们，刑事司法制度已经对美国社会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虽然受访者们的教育水平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上文提到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让他们没能继续自己的学业。即便有些人最终顺利完成了学业，但他们也曾经面临过无聊的课程、留校、休学、误解和成绩差的困扰以及其他同学的诱惑和威胁。

有的受访者在读书时被诊断存在学习障碍，这与他们在调查中反馈的屈辱经历相互印证。这表明，他们读书时的老师并没有做到因材施教。(17)受访者中的马克是一位年届五十的黑人大叔，由于吸毒他已经掉了好几颗牙齿，但依然很健谈。马克在八年级时就被诊断出有学习障碍，他说：“我就是那种处处不如人的落后分子。”我问他有没有关于学校里老师和同学们的美好回忆，他说一个都没有。另一个患有学习障碍的受访者是斯科特，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白人，对于勉强从高中毕业的他而言，学习障碍和精神问题对自己的学业影响很大。直到高中毕业他都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直到现在，他唯一读完的书还是戒酒互助会的指导手册。正如他所言：“我在戒酒互助会里才学会阅读。”

在这些受访者的印象里，老师的形象往往是严肃而冷漠的，即便对待没有学习障碍的学生也会如此，保罗就这么认为。保罗现年四十多岁，家住伍斯特以北的一个白人小镇，他就觉得老师们对他不好，尽管他承认自己曾在学校里“欺凌弱小”，但他认为老师太过严肃而让他倍感压抑：

（老师）对每一个人都视而不见，他们从来不开玩笑，课堂上也不存在欢声笑语。同学们必须双手并拢、抬头挺胸，如果你低头的话，老师就会拍你桌子。你必须这么坐着，全神贯注盯着黑板，这不就跟坐牢一样吗？糟糕透了。

保罗18岁时就因殴打他人被捕，当时他还在读高中，不过老师很冷漠，他们不仅没向保罗问过相关情况，而且认为他道德品质败坏，早就知道他会有这么一天。少年管教所里的老师对他更为恶劣，保罗回忆道：“嗯，他们（高中老师）知道我是个朋克，所以我被抓时他们就说：‘你早就该被抓了’，我在被逮捕的十天里，不得不去少管所的学校上学，那里的老师更是混蛋。”保罗的经历表明，一个人一旦被贴上标签和“打入另册”以后，他对外界的疏离感和小小的过错会被进一步放大。

与对老师的负面印象不同，有些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学生经历主要分两种：一类对学业感到厌烦，一类认为读书只是用来消磨时光。对于一些人而言，难以融入同龄人的群体是他们产生疏离感的来源之一。年近三十的白人斯蒂芬·道格拉斯还记得自己曾经有多鄙视高中同学。那时他的父母分别是大学毕业的制药实验室行政助理和高中毕业的管道工人，他们从波士顿的观澜湖社区搬到了波士顿以西的城市弗雷明以后，爸妈把他转到了新的学校。他说：“（我觉得）这个学校太差了，我很讨厌。”与观澜湖的旧学校相比，这个学校里“全是一群乡里孩子”，他们“就像贫民窟的混蛋，我只想打他们一顿”。他的愤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无法融入这个群体，因为在原来的学校里，他说自己“很受欢迎，就像个开心果，朋友特别多”。最终，他说服了父母让自己转学到了一所职业技术高中。不过，虽然他在这里适应了集体，却不适应职业技术教育。他把学习重心放在制图艺术上，但还是没能学会管道技术这样的手艺。斯蒂芬告诉我，那些学习管道技术的学生一毕业就考取了管道工的执照，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快人一步，但相比而言，他既比不上自己的同窗，也不符合市场需求。

对于其他人而言，跟同龄人一起相处则是愉快的，因为这样就能从沉闷的学业中解脱出来。学校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宽松愉快的环境，但可能对人身安全方面没有太重视。有些受访对象从小在贫困社区中长大，他们每每回忆起学校，想到的都是同学们的霸凌行径。20世纪90年代，黑人罗亚尔曾在纽约布鲁克林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他说：“学校是由孩子们管理的……这些学生会殴打老师、扇老师耳光，用椅子砸老师。”罗亚尔本人从小就有校园暴力行为，他坦白：“我从一年级开始就惹是生非了，经常打架，我也不想这么做，但那时候无所事事。”到了高中时，他开始“经常带枪”上学。警察经常去他的高中出警，警察的频繁出现既是校园暴力的缩影，也加深了他对警察、老师和其他官员的不信任。(18)他所居住的社区让这种不信任感越来越深，(19)他说：“我长大的地方非常危险，那里经常会发生谋杀、抢劫和枪击案，经常有警察骚扰我们。”

其实不是只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受访者说，除了身边朋友会鼓动自己参与犯罪以外，老师或邻居都会明示或暗示自己去违法犯罪。一位名叫贾斯蒂斯的受访者就谈到，他当时住在罗克斯伯里的公租房里，在家对面那条街上学。他在13岁时就被一位白人老师教唆，由老师提供大麻给他去附近兜售。贾斯蒂斯现在已经年过六旬了，但他还记得当时老师走过来说贩毒的事情，他感觉自己既受重视又出风头：

我能为一位老师卖大麻……当时我们几个好朋友在同一个班，我觉得这个老师是最酷的。他穿着漂亮的鞋子，穿着也很时髦，显得很机灵。他喜欢我们，我们自然也喜欢他。有一天他把我们拉到一边说：“我想给你们找点事干。”

能被老师认出就意味着老师认可你。作为一个容易受影响的孩子，他跟大多数小孩一样想取悦身边的权威人物，所以他非常愿意出售大麻，他认为这对师生关系非常有意义。讽刺的是，贾斯蒂斯与老师从疏远变得亲近，反而将他拉入了犯罪的深渊。然而，就像其他人一样，贾斯蒂斯其实在其他场合也感到了疏远，特别是在家里，他的父母只负责挣钱养家，对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却不太上心。他告诉我，自己和父亲的关系就很疏远：“我从来没听过我爸爸说‘我爱你，儿子’这种话。”这样看来，贾斯蒂斯堕落到贩毒的地步，其实与他想摆脱对家庭的疏离感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