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著之医案，卓卓可传——留下丰富的临床宝库

王孟英从十七岁开始行医到五十六岁去世，一生留下近四十年的编年体医案，这些医案是王孟英为后人留下的宝贵临床经验，是一个值得发掘的巨大宝库，也是研究王孟英学术思想最原始的资料。

医案本是医生治疗疾病的记录，是医生在治疗过程中辨证立法、处方用药的体现。最早的医案记录是在宋代以前，散见于古籍之中，如《礼记》《左传》《史记》，以及医籍《内经》《备急千金要方》《伤寒九十论》《小儿药证直诀》《脾胃论》等书中，个人医案记录则是到了明代才有专著出现，如《石山医案》《周慎斋医案》《孙文垣医案》《王肯堂医案》《李中梓医案》等，这一时期的医案内容渐趋完整，格式也呈现多样，注重医理文采。而清代则是医案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医案数量骤增，而且形式也更趋多样，理论与临床结合更加密切，从而也推动了中医学术的发展和繁荣。传世影响较大的医案有喻昌《寓意草》、马元仪《印机草》、尤在泾《静香楼医案》、齐有堂《齐氏医案》、顾晓澜《吴门治验录》、吴鞠通《吴鞠通医案》、王孟英《王氏医案》等，其中《王氏医案》最为后世所称道。

王孟英最早的医案集是《回春录》，记录从金华初次行医至回杭州后第一个十年的验案，《回春录》医案的结集出版，使王孟英的医术为更多人所知晓，引起了杭州名流耆宿的关注。庄仲方是王孟英回杭后结识较早的忘年交，庄仲方看到《回春录》后，非常赞赏王孟英的这一做法，当王孟英第二部医案集《仁术志》刊印时，庄仲方在为《仁术志》所写的序言中，对王孟英的医案做了很高的评价：“余家杭州五十载，阅医多矣，求其能通《内经》者鲜，能自述其治验者，则未尝有也。后交王君孟英，而得见其书，心窃异之。”确实，在清代以前，很少有医家结集医案出版，而高质量的医案集更少，《回春录》的问世，是庄仲方几十年来在杭州第一次见到，当然为此高兴。他还专门写了一段精辟的评论：“医之道难言矣，非有绝人之智，则不克澈其精深；非有济世之仁，则不肯殚其心力。仁且智矣，而无著述以传，则泽及一时，而勿能垂百世，此轩岐所以有著述也。古者医必三世，治尚十全。医者皆深通是道，故《内经》之书，简奥不繁，至汉张机始备方，至宋许叔微始有医案。由后世以医为市业者多，而知者愈少，不得不详述医案，俾循途不误，亦仁人之用心也。”庄仲方是著名藏书家，对古籍医典了如指掌，能对王孟英的医案做出如此高的评价，真实反映了王孟英当时在医家及学者中的地位。后来，杨照藜在为《王氏医案》所作的序言中，对王孟英医案的评价更高，称之为“著之医案，卓卓可传”。

王孟英记录验案的习惯始自行医之初，是听从舅父俞世贵的建议。从学医之始，舅父一直关心着外甥的点点滴滴，每当舅父得知外甥在临证中有所成就，便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余每闻而喜跃，所有历年治验，曾令其须存底稿。”舅父对王孟英有殷切期望，也深知这位外甥今后必成大器，因此要求王孟英注意记录平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舅父是王孟英极为敬重的长辈，也是王孟英走上医学之路的引领人，舅父的这一建议，使从医以后的王孟英，养成了终身记录医案的良好习惯。后来在为舅父整理的《愿体医话良方》付梓时，王孟英在所写的序中说：“忆昔在婺，舅氏尝遗书训雄曰：凡病治愈，须存底稿。雄遵而行之。”正是舅父的这一教诲，铭记于心的王孟英从道光四年（1824）十七岁记载第一例医案开始，至同治二年（1863）五十六岁在上海记录的最后一例医案止，整整四十年从未中断，才有了以后王孟英编年体医案的陆续问世。也正是王孟英的这一良好习惯，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医学财富，为后人研究王孟英医学思想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这些医案，至今成为研究王孟英学说最宝贵的原始资料，王孟英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用药特色，除了他的学术著作外，均可从这近四十年数百个案例中去发掘和印证。

从现存王孟英所留下的医案看，在古代医家中，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可以称得上佼佼者。他的医案主要收录于《回春录》《仁术志》《王氏医案三编》有624例，散在于其他著作中如《温热经纬》《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归砚录》《重庆堂随笔》《沈氏女科辑要》《古今医案按选》《乘桴医影》等著作中，有170余例，共计有近900例医案。医案记录最早是道光四年（1824）周光远案，最晚是同治二年（1863）朱浦香案，时间跨度近40年，历年不断，基本涵盖了王孟英从初次行医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医疗记录。医案所涉及的病种或病证，包括瘟疫时证在内的内、妇、儿、外等科70余证，有成功的验案，也有失败的教训，内容极为丰富。许多医案记述详尽，且条分缕析，从中可以发现当时医界各种流派纷呈，以及相互间不同理念的冲突和碰撞，为后世研究中医流派的发展留下了很丰富的资料，也是王孟英对中医临床医学和医学史发展的一个贡献。

好友张柳吟对王孟英的学识与医术佩服至极，他曾对王孟英的医案做了这样的评价：“使病者听半痴论病之无微不入，用药之无处不到，源源本本，信笔成章，已觉疾瘳过半。古云：檄愈头风，良有以也。”（《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医案篇第三》）后来张柳吟为《仁术志》写例言时说：“孟英之案，不徒以某方治愈某病而已。或议病，或辨证，或论方药，或谈四诊，至理名言随处阐发；或繁或简，或浅或深，别有会心，俱宜细玩。”一句“俱宜细玩”，道出了王孟英医案博大精深的内涵。

诚如张柳吟所言，纵观王孟英医案，其理法方药、四诊八纲至理名言随处可见。读他的医案犹如随师临证或病案讨论，跟着他的思路论病议药，其随机应变、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能，往往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他时而鸿篇大论、深入浅出，时而三言两语、别出心裁。凡遇到患疑难杂证，能发常人所未发，出奇制胜，为常人所不达。从王孟英众多医案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遇官宦雅士、文人儒医请其诊视，他所写的医案特别精彩，这与以前的读书人注重看医生的医案有关。道光二十九年（1849），王孟英为金溪（今江西金溪县）县令吴酝香、宜黄（今江西宜黄县）县令杨照藜两位进士所书的医案，精彩之极，可谓登峰造极。

王孟英之所以能与杨照藜成为一生挚友，是缘于为他夫人所写的医案，因医案之精彩，引起了杨照藜的重视。杨照藜进士出身，博儒通医，当时正在宜黄任县令，被称“吏治有声，精于医学”。此时杨照藜与王孟英尚未相识，但他对王孟英仰慕已久。他夫人患病其治不愈，他的幕僚吴子和知道王孟英正在邻县金溪，因此向杨照藜推荐。杨照藜便写信恳请金溪县令吴酝香，请王孟英顺道往宜黄为其夫人诊视。当时王孟英离开杭州已近两个月，家中老母亦身体欠佳，要急于回杭，所以没有答应去宜黄，只能根据杨照藜信中所述之病状，为杨夫人拟方立案。根据杨照藜信中提供的病史、症候、脉象以及以前治疗情况，写了一篇数百字的长篇医案。其分析之详尽，认识之深刻，文采之精彩，岂止是一篇医案，更可作为一篇经典医论来读，甚至可以成为中医医案的典范。

细阅病原，证延二十余年，始因啖杏，生冷伤乎胃阳，肝木乘虚，遂患胁疼挛掣，身躯素厚，湿盛为痰，温药相投，是其效也。驯致积温成热，反助风阳，消烁畏津，渐形瘦削。而痰饮者，本水谷之悍气，缘肝升太过，胃降无权，另辟窠囊，据为山险。初则气滞以停饮，继则饮蟠而气阻，气既阻痹，血亦愆其行度，积以为瘀。前此神术丸、控涎丹之涤饮，丹参饮、桃核承气之逐血，皆为杰构，已无遁情。迨延久元虚，即其气滞而实者，亦将转为散漫而无把握矣。是以气升火浮，颧红面肿，气降火息，黄瘦日增，苟情志不怡，病必陡发，以肝为刚脏，在志为怒，血不濡养，性愈侜张。胃土属阳，宜通宜降，通则不痛，六腑以通为用，更衣得畅，体觉宽舒，是其征也。体已虚，病似实，虚则虚于胃之液，实则实于肝之阳。中虚原欲纳食，而肝逆蛔扰欲呕，吐出之水已见黑色，似属胃底之浊阴，风鼓波澜，翻空向上，势难再攻。承示脉至两关中取似形鼓指，重按杳然，讵为细故？际此春令，正鸢飞鱼跃之时，仰屋图维，参彻土绸缪之议，是否有当，仰就斤绳。（《仁术志·卷六》）

然后，王孟英根据上述分析为杨夫人开了一张处方，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从金溪快邮寄出，并再三解释不能赴宜黄之原因。

快邮通过驿道仅两天就送到了宜黄。正月十六日，杨照藜收到王孟英的回复，看到如此精深分析的医案，大为震惊，如获至宝，并欣喜如狂，“以为洞见脏腑，必欲孟英一诊，以冀霍然”。于是星夜备车，专修一函，派专人赴金溪恳请王孟英暂缓归期，信同时送达县令吴酝香。吴酝香碍于同僚情义，再三劝说王孟英，并委派自己的四公子陪同前行。迫于情不可却，王孟英于二十二日抵达宜黄。这次宜黄之行，促成王孟英与杨照藜结下了深厚情谊，并成为一生之至交。

在王孟英所有医案中，记录疗程最为完整的一则是为杭州蒋寅夫人治中风案，这样完整的医案，非常难得。在王孟英全部医案中，仅见两例。另一例就是上述在江西宜黄为杨照藜夫人治病的医案。蒋夫人案共十一诊，其中第九诊三帖，最后一诊十帖，总疗程二十三天，便治愈了蒋寅夫人的中风重症，从半瘫不能言语到康复痊愈，用了不到一个月。这样的病例即使放到现在，有西医配合、住院治疗，其康复之快也算得上神奇了。医案由蒋寅自己提供，真实性不言而喻，蒋寅是在王孟英治愈了自己夫人的中风症后，亲眼看到王孟英每天“投药如匙开锁，数日霍然”的奇迹，因此提供此案是希望能“垂为后学之津梁”。蒋寅在医案前加了一段题识：

咸丰纪元冬十月，荆人忽患头痛，偏左为甚，医治日剧。延半月，痛及颈项颊车，始艰于步，继艰于食，驯致舌强语蹇，目闭神蒙，呼之弗应，日夜沉睡如木偶焉。医者察其舌黑，灌犀角、牛黄、紫雪之类，并无小效。扶乩求仙，药亦类是。乃兄周雨禾云：此证非孟英先生不能救，吾当踵其门而求之。及先生来视，曰：苔虽黑而边犹白润，唇虽焦而齿色尚津，非热证也。投药如匙开锁，数日霍然。缘识数语，并录方案如下，用表再生之大德，而垂为后学之津梁云。（《王氏医案三编·卷一》）

这个案例对今天研究王孟英学术经验提供了全面而完整的治疗记录，也是目前研究中医介入急症医学治疗的珍贵资料。

王孟英不仅重视自己的临证医案记录，也注重前人医案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其中对余震的《古今医案按》所作的评选，经过王孟英择其优者再加评按，析疑解惑，评论精辟，起到了画龙点睛式的效果，对于研习古代医案者，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晚清以来，王孟英的医案受到近代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推崇，民国七年（1918），曹炳章在《重刊王氏医案三编》序言中，对王孟英医案做了如此评价：

余尝读先生案，益佩先生敏而好学，尝寝馈于医学，更能参究性理诸书，以格物穷理，故审病辨证，能探虚实，察浅深，权缓急，每多创辟之处，然仍根据古书。其裁方用药，无论用补用泻，皆不离运枢机，通经络，能以轻药愈重证，为自古名家所未达者。更有自始至终，一法到底，不更方而愈者。良由读书多，而能融会贯通，悟超象外。

曹炳章写此序时，已经是王孟英去世55年以后了，其中有“为自古名家所未达者”这样的评语，是对王孟英医案在历史地位上做出的最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