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为斯道集大成 ——著书立说
王孟英一生学验俱丰，著作等身，留下了大量的医学著述和文献，根据盛增秀主编的《王孟英医学全书》，共收集了王孟英本人及其整理参注他人的著述有19种，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论著类有《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温热经纬》两种；医案类有《王氏医案》（又称《回春录》）、《王氏医案续编》（又称《仁术志》）、《王氏医案三编》、《乘桴医影》四种；随笔类有《归砚录》《随息居饮食谱》《鸡鸣录》三种；整理参注类《重庆堂随笔》《潜斋简效方》《四科简效方》《女科辑要》《古今医案按选》《医砭》《言医选评》《校订愿体医话良方》《柳洲医话良方》《洄溪医案按》十种。
按时间顺序排列，王孟英最早的著作是《霍乱论》，初刻于道光十九年（1839），最后一部著作是《乘桴医影》，因王孟英于同治二年（1863）突然患霍乱去世，仅留下二十六个医案，为未竟稿。王孟英从十七岁行医开始至五十六岁去世，在短短的不足四十年时间里，又是在平日诊疗工作极其繁忙的情况下，还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述，可见其一生勤奋之程度。
庄仲方是王孟英回到杭州行医后较早结识的忘年交，他在道光三十年（1850）为王孟英第二部医案集问世时所写的序言中有感而论，写了这样一段话：“医之道难言矣，非有绝人之智，则不克澈其精深；非有济世之仁，则不肯殚其心力。仁且智矣，而无著作以传，则泽及一时，而勿能垂百世，此轩岐所以有著述也。”（庄仲方《仁术志序》）在庄仲方看来王孟英不仅仅是以智慧和仁心泽及一时，而且能效仿先贤以著作垂范百世，真正称得上“仁且智矣”一类的人物。而杨照藜在咸丰五年（1855）为《温热经纬》所写的序中，称王孟英“能成不朽之盛业，而为斯民所托命者，其精神必强固，其志虑必专一，其学问必博洽，其蕴蓄必深厚”，由衷发出“为斯道集大成，洵千秋快事哉”的赞叹。
《霍乱论》是王孟英的第一部著作，初刻于道光十九年（1839），是王孟英三十岁时，随张洵宦游玉环期间所作。从道光初年（1821）到道光十七年（1937），是王孟英从金华回到杭州行医的最初阶段，正好经历了道光初期的霍乱病流行，在这十余年时间里，王孟英见证并参与了霍乱病的流行与治疗，也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经验。道光十七年（1837）王孟英应玉环知县张洵之邀，宦游玉环大约有一年时间。他随张洵客居玉环期间，也经历了当地霍乱病的流行，有感于当时医家对霍乱病认识的迷茫，在玉环县署这段时期，除了诊病他也有了一些空余时间，便开始著《霍乱论》。
王孟英于道光十八年（1838）开始撰写《霍乱论》，书写得很顺利，于道光十九年（1839）在张洵的资助之下刊印。现存清道光十九年浙江杭州湖墅长胜纸行刻本，是《霍乱论》最初刻本，也是最早以霍乱命名的专著。当时的《霍乱论》初刻本仅两卷，其内容较同治元年（1862）在上海重新修订的《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少得多。现今流行的是重新修订后的版本，初刻本目前已很难见到。《霍乱论》从写作到付梓能在一年时间内完成，得益于王孟英在玉环县署相对清闲的环境，以及张洵财力上的大力支持。这本初刻于道光十九年曾经为治疗道光年间的霍乱病起到了重要作用的《霍乱论》，是奠定王孟英治疗霍乱病地位的标志性著作。尽管《霍乱论》是王孟英在玉环县署中仓促写成，但在周光远看来，虽急就成章，但辨析简当，可以成为当时医家之指南，他呼吁同行认真研读，以期对霍乱病能更有把握地开展治疗。
道光十九年初刻的《霍乱论》有三篇序文，前两篇分别为张洵、诸葛竹泉所作，第三篇为王孟英自序。张洵是邀请王孟英一起去玉环的县令，书写成后作序当仁不让，并立即付梓刊印，此书也是王孟英所有著作中出版最为及时的。张洵在序言中，叙述了与王孟英结交的过程，并对这位有志于“摅其蕴藉经纶之学，发为补偏救弊之言”的年轻人，表达了由衷的钦佩，认为“将来之名数一家，皆于孟英无惭焉”，对王孟英寄予了厚望。另一篇为诸葛竹泉作序，现已无从查找此人身份，因目前国内公开文献中也无从查到此序，特以录入，以备研究者查阅：
武林王孟英先生，抱倜傥之才，精轩岐之学，年未冠游长山，即以良医闻。迄今十余年来，车辙千里，计指下所生全，盖不知若干人矣。然视疾之外，足不轻出户，手未尝释卷，此其好学深思，诚有人所不能及者，故能洞彻病情而投剂多效也。如近行时疫，俗有称为吊脚痧一证，古书未载，举世谓为奇病，纷纷影射夭札。实多赖先生大声疾呼，曰此即霍乱转筋之候也。呜呼！先生其先觉者乎！一言喝破，堪回大地之春，乃犹虑沉迷者之未尽觉也。慨然作《霍乱论》一书，铸古镕今，阐经斥异，其有功于世人，所共知矣。至先生之为人，尤世之罕觏，恂恂然不趋乎时，不戾乎时，望之可畏，即之可亲，凡从而游者，皆钦爱不忍离。今予得与合并甫数月，而先生遽尔言归，再图把臂，其在何时？怅然久之。因索其将锓之藁一读，而叙此数言，以志送别之依依。即世之读是书者，亦可因此而想见其为人。道光十有八年夏五月，瀫水诸葛令竹泉氏题于环山之挹翠轩。[5]
从序文中可知，诸葛应该与王孟英一样，是随张洵客居玉环时的同僚，对王孟英的人品、学问极为钦佩。王孟英写《霍乱论》时，年仅三十岁。从张洵与诸葛竹泉的两篇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年轻时的王孟英英俊倜傥，才学超群，精岐黄之学，平时“足不轻出户，手未尝释卷”，在长者眼中是“奇人”，外表看上去不合时宜，超凡脱俗，但是很有涵养，“望之可畏，即之可亲”，是一位极富人格魅力的年轻人。
王孟英在自序中，则主要阐述了对霍乱的认识，霍乱的分型、属性和疗法。初刻版的《霍乱论》自序，后来在上海重刻时，王孟英未予收录，故今已很少见到。作序时间为道光十八年（1838）三月，较张洵和诸葛竹泉稍早，地点在天台道中，是王孟英在玉环时赴天台期间所作。初刻本《霍乱论》按王孟英自己说法是仓促写成，因此他自己也认为并不完善，直至同治初年，霍乱病在江浙沪一带再次爆发时，初版《霍乱论》在社会上已很少流传，以至于同道也欲访而不得。王孟英下决心重新修订《霍乱论》的初衷，一方面是当时霍乱流行的现实所需，他在《随息居重订霍乱论·自序》中写道：“今避乱来上海，适霍乱大行，司命者罔知所措，死者实多。”王孟英看到的灾情远比想象中严重得多，“薄游上海，则沿门阖户，已成大疫”。霍乱起病急骤，甚至朝发夕死，因此在治疗上如辨证稍疏，则生死立判。而真正懂得治疗此病的医家少之又少，所谓“医者茫然，竟有令人先服姜汁一盏者，有以大剂温补主治者，皆刊印遍贴通衢，病家信之，死者日以千计”。另一方面，是好友金簠斋的恳求：“元和金君簠斋，仁心为质，恻然伤之，遍搜坊间《霍乱论》，欲以弭乱，而不能多得。闻余踪迹，即来订交，始知其读余书有年，神交已久，属余重订，以为登高之呼。”
在好友金簠斋、周二郊、吕慎庵、汪谢城、陆以湉等人的极力劝说之下，王孟英决定重订《霍乱论》，以普及防治霍乱病的知识，希望推而广之以正视听。重订《霍乱论》从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秋天起，历时五个月，于同治二年（1863）正月完成，改名为《随息居重订霍乱论》。重订后的书稿由好友汪曰桢写序，序言中再次为善用寒凉的王孟英正名。
《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在同治二年（1863）五月王孟英去世前，由学生镇海人陈亨资助刊印。全书上、下两卷，分为四篇。上卷论霍乱病情及防治法，下卷引述古代名医及王孟英个人有关霍乱的临床医案。书中对霍乱病常用药物的药性和治疗方剂的适应证也做了明确的分析和介绍。陈亨在《随息居重订霍乱论》跋语中云：“壬戌夏，此间霍乱盛行，求先生书不易得，适先生避乱来游，恻然伤之，慨将原稿重为校订，语加畅，法加详，类证咸备，寓意特深，读此书者，苟能隅反，不但为霍乱之专书也。”这次重刻，王孟英根据二十余年来的经历和思考，在原书基础上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尤其是对“真性霍乱”，已经较二十多年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霍乱病发生的环境与气候等因素也有了进一步的阐述，基本具备了较为完整的霍乱病理论体系。尤其是能认识到水质的恶化与霍乱流行的密切关系，进而呼吁官府和社会共同努力，清理河道，消毒饮水，说明王孟英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预防疫病的基本观念，实在难能可贵。在霍乱病的预防方面，王孟英强调环境卫生的重要性，在《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守险》一节中，他提出了许多非常成熟、现在看来也很科学的见解，这些措施和注意事项，充分体现了王孟英对霍乱病的预防已经卓越超前。
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初刻《霍乱论》一书并没有把传统霍乱与真性霍乱进行严格区分，但王孟英提出了“热霍乱”与“寒霍乱”的区别，而寒霍乱的病证已经表明了真霍乱的特性。因此，到民国年间曹炳章编纂《中国医学大成》时，在对王孟英的《随息居霍乱论》所做的提要中指出：
霍乱本有因寒因热之分，而属热属湿者多，寒者俗称吊脚痧，西医谓真性霍乱，死亡甚速。此书对于属寒属热属湿，俱各分析详明，实为治霍乱之最完备之书也。
曹炳章的《中国医学大成》一书，距王孟英著《霍乱论》初版已近百年，但他依然认为《霍乱论》是治疗霍乱最为完备的著作。
《回春录》是王孟英第一部医案录，后改名为《王氏医案》。道光二十四年（1844），王孟英三十七岁，在周光远的帮助下，他将自己二十年间记录下来的验案结集付梓，周光远为之取名《回春录》，后经杨照藜建议改名为《王氏医案初编》，这是王孟英第一部医案专著。周光远在序言中说“今就予耳目所及之妙法，仿丁长孺刻仲淳案之例，录而付梓，名曰《回春录》”，意为效仿明末丁长孺为好友缪仲淳编撰《缪仲淳先生医案》的体例。《回春录》中所录之医案，大部分是周光远亲见或耳闻。作为好友，周光远见证了王孟英近二十年从医经历，在《回春录》序言中他写道：“二十年来，活人无算，岂非以用世之才，运其济世之术，而可垂诸后世者哉！”
周光远在为该书所写的例言中说，他在选录医案时，曾有过删减，对所录案例的真实性进行了详细解释，“所录皆二十年来见闻所及，详载字姓，历历可征”“浅易之证，寻常治法所能瘳者，概不泛录”“难辨之证，误药即成危候，而初病乃能洞烛，遽尔霍然，虽若无奇，不可不录”“案中辨证固多发人之未发，他如论阿片之燥烈伤津，猪肉之柔润充液之类，尤为有功于世”。可见，《回春录》所选的医案是经过周光远倾向性选定，案例有一定的典型性。尽管在选择时，周光远的眼光有其局限，后来也受到张柳吟等人的批评，认为“遗漏颇多”，但这部医案集保存了王孟英早期的医疗记录，为研究王孟英早期的医疗活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回春录》所载之医案，多为王孟英早期行医的验案，是王孟英早期医疗思想与特色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出，王孟英年轻时因多次遇到时疫流行，所以案例以外感为多，对外感温病的治疗以顾阴为重，验案中治法多以凉润清解为主，已基本形成王孟英以寒凉为主的临证特色。“六气皆从火化。凡外感之邪，虽伤寒必以顾阴为主，况温热暑燥之病，更多于伤寒，而热之灼阴，尤为势所必然耶！观案中治感多以凉润清解为法，是参天人一致之理以谈医，非泥古耳食之徒所能窥测也。”这是周光远对王孟英这一时期临床特色的总结。同时，王孟英临证重视辨证，不轻易用温药重剂，处方用药极为平淡，出奇制胜的医疗特色也常颇得同行称赞。周光远归纳为“孟英虽用药极平淡，而治病多奇中，故其辨证处方，同道莫不折服”。王孟英临床用药轻灵简洁的特色，已经基本形成。《回春录》医案中记载了许多疑难杂症的案例，涉及内科、儿科、妇科、男科、外科等各个领域。
《回春录》的问世，使王孟英再次声名大振。之前社会上对王孟英医术的了解，可能仅局限于道光十九年（1839）出版的《霍乱论》一书，大多数人以为王孟英仅仅是专长于治疗霍乱时证的医家。好友杨照藜也是看了《回春录》后，才对王孟英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因纵谈古今之同异，百家之得失，滔滔滚滚，折衷悉当，始知霍乱一论，不过孟英一端之绪余。”（杨照藜《王氏医案·序》）杨照藜的话也代表了当时医学界的普遍看法，作为临床医生，在通信、交通、信息非常闭塞的古代，仅以看病获得的名声，只能局限于自己的活动范围或来自病人的口口相传，而著作的出版，则可以将其影响力大大提升。王孟英作为一位全能型的医学大家，通过《回春录》中精彩验案的展示，其医术和学术地位进一步获得认可。
《仁术志》，共八卷，是王孟英第二部医案集，后经杨照藜改名为《王氏医案续编》。辑录自道光二十四年至道光三十年（1844—1850）间的医案，于道光三十年（1850）刊印，这一年王孟英四十三岁。《仁术志》收录医案的时间跨度七年，从三十六岁起始，各卷医案分别由王孟英朋友或学生逐年选定编成。第一卷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由张柳吟作为发起者首先辑录，第二卷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盛少云、周光远辑录，第三卷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由赵梦龄辑录，第四卷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由陈载安辑录，第五卷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董兰初辑录，第六卷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由凌九峰辑录，第七卷于道光三十年（1850）上半年由沈辛甫辑录，第八卷于道光三十年下半年由徐亚枝辑录。与《回春录》不同的是，此书不再由一人辑录完成，而是有九人先后参与其中。九位参与者，或朋友、或同行、或学生，都是王孟英亲近之人，对他的日常医疗行为了如指掌，因此，所辑录的医案以及各位参与者所写的按语，较《回春录》更为详细和广泛。
张柳吟是《仁术志》的第一位辑录者。关于参与辑录的起因，他在第一卷序言中做了解释。道光二十四年（1844），张柳吟正坐馆于江苏巡抚孙筼谷家，因闲来无事，“偶见《回春录》二卷，乃吾畏友王君之医案也”。这一年，正是《回春录》刊印之年，作为好友，张柳吟当然是最早读到新书者之一。张柳吟称王孟英为“畏友”，是指在道义上、德行上、学问上相互规劝砥砺，令人敬重的朋友，尽管王孟英小张柳吟二十余岁，但张柳吟对王孟英这位小弟非常敬重。两人于10年前结为忘年交，这些年他见证了王孟英在医学上的成就，深为王孟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当他读完周光远所编的《回春录》全书后，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亟为卒读，因叹孟英抱用世之才，工寿世之术，周君辑而存之，其功大矣，其传必矣。”（张柳吟《王氏医案续编·序一》）张柳吟感激周光远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能使王孟英的医术“垂为后世法”，并羡慕周君先他而至，于是着鞭追步，产生了把近年来所见所闻的王孟英医案继续编下去的想法，并为第二部医案集取名为《仁术志》。
至于《仁术志》为何未继续沿用《回春录》之名，张柳吟也在序言中作了说明，因为“回春之名似与《万病回春》相袭”。《万病回春》是明代万历年间龚廷贤的著作，张柳吟认为《回春录》似有同名之嫌，不妨改成《仁术志》，这便是《仁术志》书名的由来。
《仁术志》分别有张柳吟、赵梦龄、庄仲方三位好友作序，张柳吟为辑录医案的原则撰写了凡例。这篇凡例有助于了解《仁术志》的内容、特色以及与《回春录》的区别，是一篇很好的导读性引言。大致内容包括医案集的起讫，依然沿用编年体之例，逐年编采，所选病例均详入姓氏，是为了有信可证，《回春录》以杂证为多，《仁术志》则偏于温病，因“孟英于内伤外感，无所不长，至于治温，尤推巨擘”。在张柳吟看来，周光远所选辑的《回春录》医案集，没有完整体现王孟英医学思想的水平。周光远毕竟不是内行，所辑录的医案杂证多而时证少，而且二十年内只有两卷，遗漏一定很多。为尽可能全面反映王孟英的精湛医术，张柳吟要求所收集的医案范围更为广泛，希望以后参与辑录者在内容上内伤外感温病尽量完备，因此《仁术志》所录医案的内容更为丰富，案例也较《回春录》增加许多。入选的医案“不徒以某方治愈某病而已，或议病，或辨证，或论方药，或论四诊，至理名言，随处阐发，或繁或简，或浅或深，别有会心，俱宜细玩”。最后，凡例中为《仁术志》医案的特色做了小结和评价：“案中有直用古方者，是胸有成竹，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也。有不用古方之药，而用其意者，盖用药如用兵，不能执死方以治活病也。有竟不用古方者，乃良药期于利济，不必期于古方也。苟非读书多而融会贯通于其心，奚能辨证清而神明化裁出其手？天机活泼，生面别开，不愧名数一家，道行千里矣。”（张柳吟《王氏医案续编·例言》）
《王氏医案三编》共三卷，辑录始自咸丰元年，止于咸丰四年（1851—1854）。第一卷由徐亚枝编录，收录咸丰元年（1851）的医案；第二卷由吕慎庵续辑，收录咸丰二年（1852）的医案；第三卷由蒋敬堂续辑，收录咸丰三年（1857）的医案。最后经王孟英审定合编，由庄仲方取名为《王氏医案三编》。继初编《回春录》、续编《仁术志》后，取三编之意则是“仍编年之例，以期递增无已也”。此书于咸丰四年（1854）秋刊印，庄仲方除了写序，还为全书写了例言。
庄仲方是嘉兴著名藏书家，嘉庆年间移居杭州，与王孟英父亲、祖父都很熟悉。他看着王孟英成长，后来与王孟英成为忘年交。咸丰四年（1854）《王孟英医案三编》刻印时，年已七十五岁的庄仲方在序言中对王孟英的人品、学问评价极高，认为王孟英是继朱丹溪以后可以载入史册的人物：“然则吾之所以重山人者，非惊其绝技之工，而钦其内行之笃也。君子先德行而后材艺，其成而下者，有成而上者为之主也。昔朱君震亨，以医名一世而游于白云先生之门，《元史》且进而附于道学传。吾愿山人敦行不怠，将见学益懋而业益充，不以方技自域以媲美于丹溪，则固吾之所深望哉。”（庄仲方《王氏医案三编·序》）庄仲方将王孟英医学之精深，归于好学善学，师古而不泥古，“山人幼而好学，尝寝馈于性理诸书，及观其言行，殊无一毫迂腐气，故其于医也，辨证裁方，亦无窒滞气。”王孟英能在当时温补成风的社会习俗面前，另辟清凉一派，庄仲方对此尤为敬佩，更是难能可贵，“更难者，山人体禀虚寒，起居惟谨，而不轻服药，乃临证不执己赋之偏，而能泛应曲当。圣人云‘毋固毋我’，半痴有焉。”“毋固、毋我”语出《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为孔子杜绝了四种毛病：不凭空臆测，没有一定要怎么样的期望，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在庄仲方看来，王孟英的学问修养远超他的“绝技之工”，而其“内行之笃”，可列入古君子一类。
庄仲方的“例言”归纳了《王氏医案三编》中的各种治法特点，总结出王孟英治法灵活多变、议论颇多创立、用药煞费苦心、立案运笔如飞等特色，分别就治法、议论、用药、疏方四个方面来阐述，有助于了解王孟英学术思想和特色。
案中治法，不但温凉补泻，随病而施，可为后学津梁也。须观其论证，必通盘筹算，量而后入，故能愈人所不能愈之病。至于随机应变，移步换形，用药如用兵，固当如是。更有自始至终，一法到底，不必更方而愈者，尤见定识定力之不可及也。案中议论固多创辟之处，然皆根据古书，既非杜撰谰语，亦不剿袭浮言，良由读书多，而性情朗澈，故能融会贯通，悟超象外，临证则洞如观火，用药斯左右逢源矣。然凌虚仙子总须实地修行，苟非苦志力学之功深，亦焉能臻于此极乎？读是书者，当知此义。（庄仲方《王氏医案三编·例言》）
庄仲方的孙子庄益孙也参与了《王氏医案三编》的编辑，并最后写了跋语，跋文中有“以志三世至交，不胜钦佩”之说，流露了庄氏祖孙三代对王孟英为人为学的崇敬之情。
钱塘名士朱瑞菘与王孟英也是多年深交，咸丰二年（1852）曾患重病，经王孟英救治于濒危，因此，对王孟英的医术人品同样钦佩之至。《王氏医案三编》刻印之时，他也欣然提笔为之写序，认为古代医家之医书、医案能流传于世者，不过数百家而已，而王孟英的著作，足以不朽于世。在朱瑞菘看来，杨照藜在刻印《王氏医案》时，曾将王孟英的治疗特色总结为“运枢机，通经络”，认为王孟英用药轻灵，以通为主，从不轻言补虚，“故能以轻药愈重病，为自古名家所未达者”，再一次提到王孟英用药轻灵的治疗特色。
《温热经纬》是王孟英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著作，也是王孟英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咸丰元年（1851）开始编写，完成于咸丰二年（1852），刊印于咸丰五年（1855）。
相对于温热病学说来说，在王孟英以前，论温病的专著主要是以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为准则，而王孟英认为此书并不全面，甚至存在很多误区，不足以指导当时的温热病治疗。于是王孟英决定重写一部论述温热病的专著。关于为什么要写《温热经纬》的原因，王孟英在《归砚录》中做了说明：“吴氏此书不过将《指南》温热、暑湿各案，穿插而成，惜未将《内经》《难经》《伤寒论》诸书溯本穷源，即叶氏《温热论》《幼科要略》亦不汇参，故虽曰发明叶氏，而实未得其精奥也。至采附各方，不但剪裁未善，去取亦有未当。此余不得已而有《温热经纬》之纂也。”
咸丰年间那次温病流行，王孟英治疗温热病的技术已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在《温热经纬·卷四》中自信地说：“咸丰纪元，此证盛行，经余治者，无一不活。”因此编写《温热经纬》的过程，王孟英不仅仅是把前人著作中的温热病理论简单汇集，而是一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书中所有引用的条文都经过精心挑选，除了《内经》《伤寒》《金匮》，叶天士的《温热论》《幼科要略》，陈平伯《温热病指南集》，薛生白《温热论》以及余师愚《疫疹一得》六家八种著作外，吴鞠通、章虚谷等医家的见解，常常作为注文在其中出现。所谓先经后纬，其实重心在纬，古代以及前辈这些温病学的重要著作，经过他的重新撷取编排，体现了王孟英温病学说的整体学术思想。他所加的按语，是结合自己对温病诊治实践进行深入思考后新作的论述，则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见解。尤其是在对伤寒学说和温病学说的融合方面，称得上是一位承前启后式的人物，这些温病学思想对清末民初温病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咸丰二年（1852）初夏，王孟英完成了《温热经纬》的初稿后，请赵梦龄写序，赵的序言比较详细地说明了王孟英写作此书的原委：
自来生民之疾，莫重于伤寒，存亡判乎呼吸，得失决于一朝，变化万端，不容或紊。而伤寒中，温热暑湿之病，证因非一，尤易混淆，前贤所以各有专书，互相阐发，而斤斤于此也。顾明于此者昧于彼，聚讼纷纭，各鸣己得，徒使好学之士无所适从，而或过信一家之言，未免偏之为害矣。王君孟英，该博淹贯，引经斥异，众美兼收，谓前人之说既已中肯，何必再申己意，因而弃瑕录瑜，汇成《温热经纬》一编。盖本述而不作之意，而其中间以按语，亦谓旁考他书，参以阅历，则亦犹之述耳，而初非有私心臆断于其间也。（赵梦龄《温热经纬·序》）
《温热经纬》的问世，无论是理论还是临床实践，在当时起到了对温病治疗有章可循的作用，被看成具有指南的意义。此书也基本反映了嘉、道以前中国温热病学说的发展水平，王孟英因此也被后人尊为“集温热病之大成者”，奠定了温病学家的地位。
《温热经纬》全书分为五卷。卷一为《内经》伏气温热篇，卷二为张仲景伏气温病篇。前两卷旨在说明经典中对温病理论的认识及综述，先“经”后“纬”。卷三是叶天士外感温热篇；卷四为陈平伯、薛生白、余师愚论温热、湿热及疫病，收集了前辈各家有关温热病的学说；卷五是方论，精心选撷各家温病验方一百一十三首，其中有张仲景之经方五十余首。选方之数是效仿张仲景《伤寒论》，或许王孟英当时也希望《温热经纬》能与《伤寒论》一样成为不朽。
王孟英的几位至交均参与了《温热经纬》的点评和参校，其中有杨照藜、汪曰桢的点评，有沈辛甫、顾听泉、许芷卿、赵笛楼、任殿华等人的参校。沈辛甫即沈宗淦，是当时杭州的著名儒医，康熙时期著名学者沈近思的曾孙，也是王孟英寒凉派的力挺者之一。《温热经纬》付梓时，沈辛甫已去世，王孟英非常怀念这位老友，他后来在撰写《归砚录》时，特为其列出数条有关温热的见解，并写文回忆道：“辛老长余九岁，与余交最深，品学兼优，真古君子也。尝为余校《温热经纬》，而家贫无子，今墓草宿矣，遗稿未梓，偶于拙草中捡得数条，附录于此，亦可以见其读书具眼，立言忠厚也。”（《归砚录》）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老友的思念之情。
《温热经纬》初稿完成后，并没有及时刻印：一是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杭州处于战乱前夕，动荡不安；二是王孟英在等待一个时机，他因此也有了不断完善和修改的时间。咸丰四年（1854），好友杨照藜省亲回任途经杭州，适逢战乱，在王孟英家住下，在这期间，杨照藜认真研读了《温热经纬》手稿，这部数十万字的新著令杨照藜极为震撼，他欣然命笔为之写下了一篇热情洋溢、深情满怀的序言。在序言最后，杨照藜认为《温热经纬》相比于《霍乱论》，“而理益粹，论益详，其言则前人之言也，而其意则非前人所及也。余于此事怀之数年，莫能措手，孟英已奋笔而成此书，洋洋洒洒数十万言，无一支字蔓语羼杂其间，是何才之奇而识之精耶！异日由此例而推之各杂证，力辟榛芜，独开异境，为斯道集大成，洵千秋快事哉！余于孟英之学，无能望其项背，而孟英谬引为知己，殆所谓形骸之外别有神契者耶？因备述颠末于简端，以志交谊之雅云。”（杨照藜《温热经纬·序》）杨照藜这篇序文，落款时间是咸丰五年（1855），从现存的版本考证，所谓的咸丰二年版《温热经纬》中，都有杨照藜写于咸丰五年的序言，可见此书最早应是刊印于咸丰五年以后。杨照藜是咸丰五年在杭州时读到《温热经纬》手稿的，从序言可知此书当时尚未刊印。
从道光初期，霍乱病传入中国以后，多种瘟疫又开始大肆流行，这在客观上促使了温病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温病学著作层出不穷，成为中国温病学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根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有关温病学的专著在明代以前仅有4种，清代则共有166种，王孟英的《温热经纬》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
道光三十年（1850）王孟英利用去江西旅途中的空余时间，开始校订《医砭》，至咸丰六年（1856）回到老家海宁避乱之前的六年时间，除完成《温热经纬》以外，他还完成了《潜斋医学丛书》中的大部分著作，主要有《医砭》《女科辑要按》《言医选评》《校订愿体医话良方》《柳洲医话良方》《古今医案按选》《四科简效方》《洄溪医案按》等。
如将王孟英一生的著作进行分类，则咸丰之前以医案、论著为主，咸丰之后以编著、参校、整理前人遗稿为主。王孟英花了很多精力收集、整理、校勘散落于民间的孤本、抄本，为保存前辈医学经验做出了很大贡献。
《医砭》完成于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此书是早年张柳吟完成校订后交给王孟英的。在道光十八年（1838），王孟英著成《霍乱论》一书后，张柳吟有感于当时医林的种种弊端和缺陷，发现徐大椿的《慎疾刍言》是一本针砭时弊的好书，经过审订后交给王孟英。王孟英认真看过后，也认为此书“以砭庸流之陋习”，且“今罕流传”，于是在这一年重拾书稿，重加审订，并更名为《医砭》予以刊印。
《医砭》的稿本原是乾隆年间著名医家徐大椿的《慎疾刍言》，撰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此书着重剖析医界流弊，以期医家谨慎治疾。书中有大量因误用补药、内科杂证误治方面的内容；有针对不同群体，如老人、妇女、小儿以及外科等方面的疾病，论述了在治疗上的区分。书中很多观点王孟英都非常认同，并应用在自己的医学实践中。王孟英利用江西之行舟旅空闲之时，重新校订了张柳吟的手稿，并且认为“际此医学荒芜之日，非此书无以砭俗尚之痼习，宜易其名曰《医砭》”，这是王孟英将《慎疾刍言》改名为《医砭》的原因。为此，王孟英在序言中还做了解释：“吾名此书为《医砭》，则医之通病胥砭。医而受砭则病去，医必病去，而后可以去人之病；医而不受砭，则病锢，医之病锢，而谓能去人之病，不已傎乎！”王孟英认为，作为医家，要为病人治病，首先要改掉自己身上的不良习俗。在宜黄的这段时间，王孟英把校订好的书稿交给杨照藜，杨照藜看后同样大加赞赏，认为此书可作“洵时师之药石，何可久密帐中耶”，于是欣然出资付印。
尽管《医砭》是校订前人之作，但王孟英针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依然流行的种种弊端，以按语的形式增加了很多批评，一些议论精辟的评语，已成为王孟英学术思想的一部分。如针对时人好用温补之风，王孟英在按语中写道：“奈世人乐于温补，富贵之家，耻服贱药，若愚人不谙药性者，惟以价贵为良，卖药之家，又雌黄其口，辄以善用贵药者揄扬之，故无识之徒，但求其术之行，不求其道之明，遂甘为庸医而不辞，良可慨已。”又如对医与药的分离，王孟英认为医生应该有自己的药房，“曩时医皆备药，今则医与药分，亦可以见世道人心之不古也。从此用药者不识药，而伪药日多矣”（《医砭》）。古时医生前店后医的模式，有利于医与药之间的沟通，也有利于药品质量的保证，医药结合是王孟英推崇的行医模式。
《女科辑要按》的审订完成于道光三十年（1850）冬。《女科辑要》原为乾隆年间沈尧封的著作。沈尧封即沈文彭，字尧封，为乾隆年间浙江嘉善人，曾潜心医术数十年，有《医经读》《伤寒论读》《女科辑要》等著作。《女科辑要》为未刻本，成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书著成后由王孟英岳父徐虹桥抄得稿本后一直珍藏，秘而不传。早年王孟英在徐家见过此书，当时也觉得“颇多入理深谈，发前人所未发者”。在江西时，王孟英把此书的内容告诉了好友杨照藜，杨照藜非常重视历代医家珍本秘籍的收集整理并乐意出资刊印，建议王孟英借来抄录。于是王孟英找到自己的妻兄徐友珊，说服他将书拿出来以传之于世，也算是对父辈的一种孝道。徐友珊欣然应诺，把父亲的抄本交给王孟英，经王孟英参订而刊印，使这一秘本得以流传至今。
在《女科辑要按》中，王孟英把自己多年来在临床上取得的女科经验，通过按语形式传授给后人，真知灼见随处可见。如对于女子月经不调病的治疗，认为必先分析月经先期、愆期，过多、过少的病因病机，然后施治，而不是盲目通经，如“闻其不行，辄欲通之，竭泽而渔，不仁甚矣”。针对张景岳提出的女子“血枯宜补”观点，他提出“补水勿泥于六味，补火勿泥于八味，补中气勿泥于归脾”。在针对有些人求子心切、盲目服药时，王孟英循循善诱，告诫不必心急，应顺其自然，“子不可以强求也，求子之心愈切，而得之愈难。天地无心而成化，乃不期然而然之事，非可以智力为者，惟有病而碍于孕育之人，始可用药以治病，凡无病之人，切勿妄药以求子，弄巧反拙，岂徒无益而已耶”。这对于治疗因求子心切而导致的假性不孕者尤有警示意义。
王孟英在书中所加的按语，是他女科方面的宝贵经验，也是他学术思想的一部分，尽管是只言片语，却往往妙语连珠，精彩绝伦，并多有发挥。如王孟英在推崇沈尧封一张治疗难产的医方“通津救命玉灵丹”时，把自己“亲救数人，无不奇验”的经历写上，以证实其确切的疗效。这张处方虽看似简单，但疗效很好，王孟英专门做了介绍，仅用“龙眼肉煎浓汁，冲入牛膝酒内服之，停半日即产”。龙眼是王孟英颇为推崇的一味食用药物，他认为“龙眼甘温，极能补血，力胜参、芪”。他还专门提供了一张自己的经验方，用龙眼制成膏剂能大补气血，详细介绍了龙眼膏的制作方法。龙眼膏取材容易，制作方便，能补气血，男女都可服用，是一张值得推广的养生保健方。
《言医选评》完成于咸丰元年（1851）春。《裴子言医》是明末清初海宁医家裴一中的著作，因无刻本，流传不广，至清中叶已很难见到原作。王孟英遵照杨照藜嘱咐，托人在苏州访到原稿，再加以整理选评，并改名为《言医选评》，由杨照藜审定后重新付梓，因此目前所见到的《裴子言医》即为王孟英所选定稿。
裴一中是明末医家，海宁人。后随兄迁居海盐，因痛心当时医道衰落，遂言医著书。书中内容皆为论医之道，其中如论用药、论医道、论读书、论养生等内容，都是言医的绝妙论述，而王孟英的评语也很精彩，不少精辟的语句现在成了医家的座右铭。
如论用药，王孟英的评语是：“药无定性，贵于用之者得其当，固是定论，若学识未优，而孟浪以施峻厉之剂，则岂止霸道哉？直是费人之事矣。”“用药如用兵，暴虎凭河且不可，况侥幸偶中而不知惶悚者，何足以言医也！”“存心立品之士，首要体贴人情，临证用药，务期切病，不可故尚珍贵，以糜人财，如病家不甚充裕，而率用贵药，为人子父者，不得不竭蹶而勉从之，幸而病瘳，其家已穷，否则人财两失，欲葬无赀。疏方尚须顾惜，况供我口腹者，忍肆其贪馋乎？至于趋竞奔驰，尤不足道矣。”尤其是对贫困人家，充满了医者仁心的体恤之情，字里行间，温情溢于言表。
论读书，则有“读书者须知出入法，若入而不出，则死于句下矣。此由才不足以胜学，故圣人有才难之叹。余谓人必具才、学、识之三长，始可以为医者，正此意也”，对学医之人才，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论养生，有“药为治病而设，非养生之物也。袁简斋云享高年者，生平不服丸散，真见道之言也”“无病而服补药，富贵人之所为，是揠苗之助也。畏死而求神仙，聪明人之所为，是大愚若智也”“名利淡，忿欲消，是豪杰胸襟，贤明学问，亦是引年妙药，却疾奇方”（王孟英《言医选评》）。裴一中的著作中，其中有反对滥服补药这一不良习惯的论述，也是王孟英极为认可的观点。
《古今医案按》的整理校订完成于咸丰三年（1853），《古今医案按》原是俞震的一部著作，俞震（1709—？），字东扶，号惺斋，浙江嘉善人，与沈尧封同出师门并为挚友。俞氏选取上至远古仓公，近至叶天士共六十余位医家，收入一千多则医案，所选医案大多出自明代江瓘的《名医类案》。俞氏通过加按语形式分析各家医案，对各家的学术思想褒贬分明，择善而从，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析疑解惑，明确指出辨证与施治的关键所在，并把自己的见解写入按语中。《古今医案按》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开始整理，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完成，当时仅存抄本，并未刻印。
直至咸丰三年（1853），王孟英好友吕慎庵把侄女婿鲍蕙谷收藏的《古今医案按》抄本寄给王孟英。经王孟英“展读数四，虽不如《续案》之网罗繁富，而所附近案暨按语颇可补魏氏之未逮”，认为这是一部可读之书。于是“不揆谫佇，选其尤善者，参以一管之窥，用俟大方之教”。从王孟英所写的序言可知，他曾对《古今医案按选》书稿进行过删减，重新做了选定，并在选定的医案后加上自己的按语。成书后没有刻印，依然是稿本，一直到咸丰五年（1855）夏天杨照藜途经杭州在王孟英家停留期间，看到此稿本，再作了点评，然后把书稿带至南昌，准备付印。不料，太平天国的战火烧到江西，书稿再遭搁置。后来杨照藜投入曾国藩幕府，与王孟英失去了联系。直至咸丰七年（1857），王孟英已经回到海宁，徐亚枝、胡次瑶来海宁看望王孟英，好在当初徐亚枝抄录了一份副本，故胡次瑶建议王孟英再加入一些原案重做整理后付印。于是王孟英再次向吕慎庵求助，欲借其侄女婿鲍蕙谷的藏本，不料因战乱颠沛流离，藏本也已经不在。吕慎庵很热心，又从嘉善吴云峰家里借到抄本，王孟英再次做了补充。咸丰七年以后，海宁也开始战乱，付印之事又遭搁置。
一拖又是六十年，直至光绪三十年（1904），绍兴藏书家董金鉴的出现，此稿本才得以面世。关于此书的发现与流传，有一段曲折的故事，董金鉴于光绪三十年刻印此书时写下了这一经过：
鉴幼习于观巷田氏，田丈杏村中翰晋藩以名孝廉，精岐黄术。尝谓近世医家，推王孟英先生为祭酒。以时多热证，而先生善用凉药也。光绪辛丑，友人薛朗轩明经炳，假馆省垣陈氏，临行田丈嘱求先生遗书，薛访得先生嗣子耕雨者（自注：杭州府诸生），年六十余，往还数四，知先生手校诸书，半多散佚，惟《医案按选评》稿本未刻，而先生卒于上海，耕翁什袭藏之，从不示人，以薛君为人恳诚，因出与过录。原书间有虫蚀脱粘之处，薛君细心校定，另缮清本。予往杭，薛君为道其事，余请任剞劂焉。复请田丈批阅，丈以老病侵寻，遂不果。癸卯夏丈亦作古，以书还薛君，仅有手校夹签一条，今亦附注其下。兹当校刻工竣，爰将得书缘起，赘诸简端，而附录薛君写定凡例于下云。（董金鉴《古今医案按选·原序》）
董金鉴，字镜吾，是晚清绍兴著名藏书家，尤热心于公益之刻书印书。董金鉴自幼师从绍兴名士田晋藩，田晋藩儒医兼精，对王孟英极为推崇，因此他大力收集王孟英的著作，对王孟英著作的流传有很大贡献。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的友人薛朗轩去杭州前向老友告辞，田晋藩嘱托为其留意收集王孟英的遗著。薛朗轩在杭州通过文人圈子很快找到了王孟英的继子王耕雨；但王耕雨也没有保存父亲的大部分遗稿，因王孟英卒于上海时，他尚年幼，所幸这本《古今医案按选评》稿本却一直珍藏，从未拿出来给人看过。这次经不住薛朗轩的诚恳相求，才让其抄录一份。薛氏抄得此书后，请田氏批阅，因田氏年老多病，不久亦去世，后由学生董金鉴付印，才得以流传。
薛朗轩在为此书所写的凡例中，也提及此书流传过程的曲折：
此为先生癸丑年初稿，由徐亚枝先生写定，而杨素园先生加以评点者也。丁巳将付剞劂，复从友人之请，补录原案，凡一万四五千字，更作后序一篇，则当时又有重定本，迁延未刻，稿亦无存，幸得初稿两册及丁巳序文纸稿，得以想见此中曲折而已。（薛朗轩《古今医案按选·凡例》）
薛朗轩也是越中名宿，是蔡元培的好友，他为收集王孟英的遗著可谓不遗余力。正是有了这样一批追随者，王孟英的学术遗产才得以保存至今。
《三家医话》是王孟英收集整理古人和整理自己医话的汇编，他选择了《愿体医话》《柳洲医话》《潜斋医话》三种，合编成《三家医话》，其中《愿体医话》是舅父俞桂庭遗稿，《柳洲医话》是魏之琇的医话，《潜斋医话》则是王孟英自己平时的读书、临证心得笔记。因这三部医书文字不多，内容精练，主题一致，故自刻印之始就是合刊，也是王孟英学术思想的一部分。
医话是古代医生读书或临证时的笔记或随笔，作为一种感悟式的记录，日积月累成了积累作者经验的重要资料。医话没有一定的体例，医家有感而记，内容大多为临床治病的心得、读书的体会、治病的验案、传闻见识以及对医学问题的思考和讨论等。王孟英不仅自己有写医话的习惯，也注重收集古代医家的医话著作。
《校订愿体医话良方》是王孟英整理舅父抄录的遗稿整理而成。舅父去世时，王孟英在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一卷舅父抄录的《愿体集》稿本。因仅为一卷，是舅父俞桂庭年轻学医时的抄本并加有自己的点评，当时王孟英觉得书中记载的内容多为急救之法，又过于简略而误为不全之本。但因有舅父参补点评之语，觉得珍贵，舅父过世后，此遗稿一直由王孟英保存。二十年后，朋友许领三知道王孟英正在收集古代医家的珍本遗著，遂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史搢臣《愿体集》送给了王孟英，唤起了王孟英的记忆。他重新拿出舅父的《愿体集》，两书一对照才知道，舅父的稿本并无残缺，而且还有他加上的注释题跋，并增补了一些精妙之方，更显珍贵。于是王孟英决定将此书稿重新校订，并将自己的读后感以按语形式补录，改名为《愿体医话》，于咸丰元年（1851）闰八月完成。
《愿体医话》原名《愿体集》，原作者史典，字搢臣，扬州人，清初医家，生卒年不详。经王孟英整理后的《愿体医话》，由两部分组成：开篇是医话十二则，以后皆为急救小方。撰述内容分三个方面，一为史典原文，二为俞桂庭按语，三为王孟英按语。医话类中有关医德的论述，汇集了史典、俞桂庭、王孟英三代医家的医学感悟，都是很精辟的言论。如史典认为一些疑难复杂的病证久治不愈，今人便认为古病易治，今病难愈，对此史氏说：“从古及今，医圣医贤，无理不阐，无书不备，总由后人学识未到，审证未真，若肯以外貌应酬之工，用于内求诵读之际，推寻奥妙，研究精微，审医案，搜脉理，一思百虑，感而遂通，则鲜有不能取效之证。”俞桂庭对此非常认同，认为现在的医生治病，往往前医用药无效，后医接手后只想推翻前医方案以求胜，或以取巧出奇之计取胜，他批评了这些医生的做法：“若不据脉审因而妄生歧论，只求异于人而网其利，竟置病人吉凶于度外，其居心不可问矣。”俞桂庭又加上按语：“古云不服药为中医。不遇良医，莫若弗药，盖医理深微，非上智不能讨究，以百人习医，无十人成就，成就之中，无一人精通，得一明医，谈何容易！然事在人为，贵乎自立。”（《校订愿体医话良方》）这些观点对王孟英的行医过程影响至深。
《柳洲医话良方》是王孟英删定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后的副产品。咸丰元年（1851）十一月，王孟英完成了魏之琇《续名医类案》一书的重新修订。魏之琇（1722—1772），号柳洲，浙江杭州人。世医出身，幼年因家贫不得已从商。魏之琇曾在明代江瓘之《名医类案》基础上补充了一部分内容，编著了《续名医类案》，该书成为明代江瓘《名医类案》之后的一部中医医案巨著。书中集录了清初以前历代名医临证的验案，原书六十卷，完成后曾被收入《四库全书提要》。当时医家对此书的评价是“网罗繁富，变证咸备，惜编次潦草，不免芜杂”。因是草稿本，内容庞杂而凌乱，后来曾受到质疑。王孟英的朋友胡敬曾经对魏之琇的著作提出疑义，认为《续名医类案》六十卷，仅三年之内完成几乎不太可能，一定是插入了后人抄录的内容。王孟英也深有同感，决定重新删定。因为魏之琇也是王孟英崇敬的前辈医家，尤其是两人有相同的遭遇颇令王孟英感慨，两人同样少年失怙，无奈终止学业，发奋学医，境遇大致相似。因此，王孟英在删定书稿时，倾注了很多的心血。经过王孟英整理审定，全书精简为三十六卷，计三百四十五类病证，目前见到的《续名医类案》就是王孟英的删定本。当时，删定后的《续名医类案》也因卷帙犹繁，未能付梓，于是王孟英先录其所附按语，成为《柳洲医话》，并将其选入《三家医话》，先行付梓。
《柳洲医话》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原文，二是针对原文的述评，三是王孟英的按语以及所辑录的有效方。书中王孟英的按语较《愿体医话》要多，而且都是王孟英的经验之谈。如针对魏之琇的“阴虚证，初投桂、附有小效，久服则阴竭而死，余目击数十矣”，王孟英加了很长的一段按语，其中有一段关于温补害人的论述：“总之愚人喜服热补，虽死不悔，我目中所见不一，垂涕泣而道之，而医者与病家无一能听从者，岂非所谓命哉！”在这里，王孟英又一次对喜好温补者提出了批评。在魏之琇有关用药经验方面的条文下，王孟英的按语则说：“用药治病，须知量体裁衣，执死方以治活病，有利必有弊也。”（《柳洲医话良方》）诸如此类的精彩按语，在书中随处可见。
《潜斋医话》是王孟英平时读书、临证的心得笔记。咸丰三年（1853）冬，王孟英将自己在长期临床中使用有效而简单的经验方汇编成卷，取名《潜斋简效方》。在后记里，王孟英这样说：“附梓于史、魏良方之后。惟四方博雅咸以利济为怀，传播秘方谅不吝教，如荷匡余未逮，随时皆可续登，跂予望之虚左以俟。”后来，王孟英在编《潜斋医学丛书》时，把此书改名为《潜斋医话》。全书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为常见证候的简易疗法，提供的处方用药均常见易得，仅一两味药，方便病人自筹自治，为就医不便或请不起医生的穷苦人家提供自疗之法；后一部分为医话形式，短小精悍，却不乏真知灼见，二十二则医话，都是王孟英的经验之谈。
《潜斋医话》所收录的简效方大多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方面的方药，简而易得。如治头风用“蓖麻仁、乳香，研涂患处，立愈”；预防喉疹“每晚食生芦菔数片，可以免患喉疹，或以橄榄、芦菔常煮汤代茶饮”；治牙疼用“经霜西瓜皮烧灰，敷患处牙缝内，立效”，诸如此类。后面的医话虽篇幅不长，但内容丰富，有灸火论、痨病说、慎疾法、治疫方、解鸦片、劝医说三则、救荒法、救火策、寡欲说、杜痨方、成方弊等，大多短小精悍，却随处可显真知灼见。如慎疾法，说的是养生，王孟英强调“慎言语、节饮食，二者为养身之切务”，他信奉陆游“多寿只缘餐饭少”的养生法。他强调一般民众对饱暖过度视为酿病之源知之甚多，而过度逸惰亦易致病却认识较少，只知道过劳致病而不知过逸也能致病，这才是导致“温补之门所以日开，而炎黄之道所以日晦”的原因。
咸丰三年（1853）仲冬，赵梦龄为王孟英的《潜斋医话》作序，此序虽为《潜斋医话》而作，实为以上三家医案的总序。赵序中称赞王孟英“以生民疾苦为心，勿私其艺，抑亦王君识量之不可及”的仁心仁术。在完成了以上三家医话的刻印以后，王孟英继续收集整理散落于民间的简效验方。
《四科简效方》完成于咸丰四年（1854）八月，是一部方剂学著作，分甲、乙、丙、丁四卷，分别收入内、外、女、幼四科的单验方，每科皆因证列方，有条不紊。书稿完成后，未及时刻印，好友汪谢城最先看到后抄录了一本副稿，并校阅后珍藏。
王孟英去世后，其藏书及手稿散出，《四科简效方》原稿本于二十年后由绍兴人田杏村获得。不久，近代著名教育家、藏书家徐树兰见到此稿本，认为此书“抉择精审，简明且备”。后来他又得到汪谢城手校本，于光绪十一年（1885）将其刻印问世，此时距王孟英去世已经二十二年。后来此书于民国初年编入《潜斋医学丛书十四种》。
王孟英编辑此书的目的，在自己的序言中说得很明白：“天下之难事莫如医，同一证也，所因各异，传变攸殊，况体有虚实，病有浅深，脏性有阴阳，天时有寒燠，虽方与病合，尚须随证损益，以期无纤毫之扞格，庶可药到病除，而无遗人夭殃之误。苟非守经达权之士，恶足以语此，此成方之不可执也。古名臣大儒，录单方以便民用，洵属利济为怀。”这篇序言也是很好的一篇医论，再次强调辨证论治、因人而异的治病与养生法则。
《洄溪医案按》完成咸丰五年（1855）十月，《洄溪医案》是徐大椿的医案集，仅一卷，总共四十八例医案，其中内科三十二例、妇科四例、外科十二例，是由门人收集辑录的抄本，无刻本。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王孟英整理了徐大椿《慎疾刍言》，并改名为《医砭》刻印问世。咸丰五年（1855）夏天，吕慎庵从徐大椿门人金复村处得到抄本，知道王孟英正在收集前人遗稿，便寄给王孟英。王孟英读后欣喜若狂，如获至宝，虽仅一卷稿本，而且书中所录方药也不是很详细，但王孟英认为虽“方药不甚详，然其穿穴膏肓，神施鬼设之伎，足以垂医鉴而活苍生”。《洄溪医案》以内科杂证为主，记载的案例大多治法灵活多变，随证而施，体现了徐大椿精彩和独到的临床见解。尽管案例不多，但颇有影响力，民国初年被收入《清史稿》，认为是一本“剖析虚实寒温，发明治疗之法，归于平实”的医案集。
王孟英在重编《洄溪医案》时加了自己的按语，按语并不多，共二十三条，但可以看出他对徐大椿医学思想和临床技能的赞赏。徐大椿与袁枚是好友，袁枚曾作有《灵胎先生传》，传记中袁枚也流露出“采其奇方异术，以垂医鉴而活苍生”的想法，但终因“仓猝不可得”。袁枚也是王孟英崇敬的文人。王孟英得到《洄溪医案》抄本后，仅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便完成了批校，也算是了却了袁枚的一个心愿。
徐大椿早王孟英一百余年，曾亲历昆山的一次瘟疫大流行，“雍正十年，昆山瘟疫大行，因上年海啸，近海流民数万，皆死于昆，埋之城下，至夏暑蒸尸气，触之成病，死者数千人”。徐大椿也参与了这次瘟疫的救治，医案记载了二十七例病人，在徐大椿诊治前用的都是“香燥升提之药，与证相反”，而徐大椿则以清凉药物辟邪解毒为主，结果治愈二十四人，死亡仅三例，救治成功率极高。对这些治疗经验，王孟英极为认可，并大加赞赏，因为与自己治疗温病的理念颇为一致。因此，王孟英在按语中专门作了强调：“风湿之邪，一经化热，即宜清解，温升之药，咸在禁例”“凡温邪燥火之证，犯之即死，用者审之”（《洄溪医案按》），表达了自己的认同。
在治疗痰饮、痰喘等案例中，徐大椿的临证思路也引起了王孟英的极大共鸣。徐大椿所记载的五个案例，都提到医者分别以为是“纯虚之证”“以温补治之”“非参、附、熟地、干姜不可”，而徐大椿则不以为然，以“清润之品”“清火安神极平淡之方”“消痰降火之方”，将病人一一治愈。这些医案令王孟英读后拍案叫绝，他同时结合自己的临床案例给予佐证，在按语中痛批当下世风与百年前如出一辙，“医者迎合其意，投以大剂温补”“医者谓为极虚所致，补益加峻，致酿为遍体之痰也”“服温补药而强旺加餐，病家必以为对证矣，而孰知隐受其害哉？更有至死而犹不悟者，目击甚多，可为叹息”。让王孟英扼腕叹息的是，当时距徐大椿时代已经过去一百多年，而社会上执迷不悟的人依然如此之多，可见根除世风陋习之艰难。
书稿完成后，王孟英将书名改为《洄溪医案按》，首先将此书寄给了海宁藏书家、刻书家蒋光焴。该书的刻印，海宁的几位藏书家、刻书家功不可没。蒋光焴（1825—1892），字绳武，号寅昉，亦号吟舫、敬斋，海宁硖石镇人。其衍芬草堂，与堂兄蒋光煦的别下斋一样，以藏书、刻书齐名。蒋氏兄弟与当时的知名学者钱泰吉、邵懿辰、张廷济、俞樾等时有往来，也是王孟英晚年回归海宁后交往最为密切的朋友之一。
另两位海宁学者许楣和时任海宁教谕的钱泰吉也为此稿本做了认真细致的审核补校，两位学者审定后，一致认为此书颇有价值。许楣（1797—1870），字金门，号辛木，海宁长安镇人。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官户部主事。精医理，尤长外科，曾校刊《外科正宗》一书。钱泰吉（1791—1863），字铺宜，号警石，别署深庐、冷斋，著名藏书家，浙江嘉兴人。《洄溪医案按》经过他们的最后审定，由海宁衍芬草堂刻印。
《洄溪医案按》完成后，王孟英把自己从道光三十年到咸丰五年（1850—1855）间编著的著作，再加上《霍乱论》《重庆堂随笔》两书，合成《潜斋医学丛书》，包括《医砭》《言医》《愿体医话良方》《柳洲医话良方》《潜斋简效方》《女科辑要》《霍乱论》《重庆堂随笔》八种，是王孟英最早以“潜斋医学丛书”命名的结集。
太平天国战乱以后，较以往而言，王孟英的交游、出诊业务没有以前忙碌了，相对有了比较多的闲暇时间，他终于可以潜心著述。早在几年前，好友庄仲方为王孟英《仁术志》写序时，就有过这样的建议：“无著述以传，则泽及一时，而勿能垂百世，此轩岐所以有著述也。”著书立说以冀传百世，是古代读书人的愿望，根据王孟英的才学和积累，朋友们希望王孟英能抽出时间用于著述，能为后人留下不朽。在江西时，杨照藜也向王孟英表达过类似的建议，王孟英晚年的几本重要著作基本上是在这一段时间著成。
《归砚录》是王孟英在海宁期间的随笔，记录了他这一时期的行医见闻、杂感、读书心得及医案，并选收部分名家医案和民间单方、验方，并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包括对古代医学文献的客观评价与分析。成书之后，无论其医案、医话，还是文采、学识，对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王孟英继《霍乱论》《王氏医案》《温热经纬》以后的又一部力作。
《归砚录》书稿起于咸丰六年（1856）春，以编年体形式逐年记录，并不断修订增补，于咸丰九年（1859）春正式定稿。他亲自为《归砚录》写序，这篇序言因写于动荡不安的乱世，王孟英有感于身世，忧患于时局，感慨万千，从出生到回归，自叹身世，行笔凄楚，读之令人心酸，可以说是王孟英的一篇小传，也是他为何将新著定名为《归砚录》的自我注解。
自序写于同治元年（1862）八月，《归砚录》的刻印过程颇为曲折，书稿完成后，由学生徐亚枝带回杭州校对，于咸丰十年（1860）春完成制版，但因杭城陷于战火，未能及时开印。书版被带回海宁，准备在海宁开印，岂知海宁不久也遭战火，海宁刻书家蒋光煦因别下斋被付之一炬，郁而暴病，随即去世。蒋光焴将衍芬草堂藏书及时搬迁至武昌，才免遭灭顶之灾，但衍芬草堂已无印书条件，《归砚录》开印再遭搁浅。随后王孟英避乱濮院，再到上海，书稿一直带在身边。到上海后得到新结识的朋友金盙斋的帮助，在上海完成印刷。《归砚录》卷四也是王孟英医案，辑录了自咸丰五年至咸丰七年（1855—1857）间的医案。
《蓬窗录验方》是王孟英在海宁期间，利用泛舟出诊、蓬窗闲坐时，读书笔耕不辍，将所录入的常用简验方编辑而成。自谓此书“多医家宜备之药，可以应世，可以济贫”，选方以“药贵精不贵多，并不贵贵也”为原则。该书辑成后，经好友蒋光焴编入《汇刊经验方》，由衍芬草堂刊行问世。
《随息居饮食谱》是王孟英寓居濮院时期的著作。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王孟英应濮院好友董耀之邀，移居濮院，一则是避乱，二则濮院霍乱流行。蛰居董宅的王孟英，白天出诊应酬，晚上读书著述，独坐灯下，有感于世道处变，前景渺茫，其心境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王孟英开始了《随息居饮食谱》的撰写。在序言中，王孟英道出了“今旅濮院，麸核充饥”的窘迫，也说出了为何更字为“梦隐”的原委，“华胥学步，神挈希夷，因易字曰‘梦隐’”，不免感慨万千，“梦隐”字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所起。身居乱世，每当夜深人静，经一天诊疗疲惫不堪又常食不果腹的王孟英，回忆自己四十年的经历，深感“前路悠悠”“后路茫茫”，但他并没有放弃作为医生“惟有不忘沟壑”的初衷。从表面上看，王孟英的再次避隐是出于无奈，然而其内心仍隐而有志。好友许培之为“梦隐”二字做了这样的注解：“却求韬隐无容隐，一枕酣恬托梦乡。”（王孟英《随息居饮食谱·序》）
董耀和吕慎庵为此书所作的跋语，分别描述了当时的社会境况和王孟英的处境。董耀对王孟英的人品做了高度评价，认为处乱不惊，甘愿淡泊，始终保持一介儒士的风骨，能在乱世中倡导一种“俭以养廉，淡以寡欲，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
吕慎庵的跋语则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王孟英的君子品格，将其与历史上的著名隐士相比，认为其愈隐声名愈望。他在跋语中这样评价：“吾友海昌王君，抱有用之才，无功名之志，操活人之术，而隐于布衣。此海丰张雨农司马以为奇人，而吾乡庄芝阶中翰称曰隐君子也。余谓惟奇人斯能隐，王君身虽隐而名望日隆，遨游公卿数十年，知劫运酿成，莫从挽救，飘然归籍，贫无立锥，尝著《归砚录》以见志。”并用“希夷先生以睡乡隐，尤为隐中之尤著者也”做比喻，“希夷先生”，指北宋著名隐士、道家学者、养生家陈抟，称号乃宋太宗所赐。
写《随息居饮食谱》的目的，王孟英在自序中做了说明，作为一名医生，虽“卫国”无能，但“卫生”是其职责。王孟英深知“国以民为本，而民失其教，或以乱天下；人以食为养，而饮食失宜，或以害身命”的道理，既然治国无门，那么就教百姓养生，这也是古时圣人所提倡的“教与养并重”的道理。王孟英认为，尽管人人知道“民以食为天”，但却很少有人真正懂得饮食的旨趣，如能让百姓懂得食物的性味，学会从日常饮食中养生，则既能节其饮食，又能调治颐养，所谓“善养生者必能善教民”，这才是王孟英写此书的本意。《随息居饮食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书写的，王孟英戏称是在“画饼思梅”。
当时的环境极其艰苦，寄宿在董耀家的王孟英，常常食不果腹。董耀也说，日常只能“食糠秕以充饥”。因战争、灾荒和时疫流行，当时物价奇高，民生疾苦，王孟英在自序中提到：“今夏石米八千，斤齑四十。茫茫浩劫，呼吁无门。吕君慎庵，知我将为饿殍也，招游梅泾，寓广川之不窥园，无事可为，无路可走，悠悠长夜，枵腹无聊。丐得枯道人秃笔一支，画饼思梅，纂成此稿，题曰饮食谱。”可见此书是王孟英在饥寒交迫、凄风苦雨的夜晚，忍饥挨饿的境况下写成的。
《随息居饮食谱》写成以后，为此书题诗者众多，有海宁周在恩、周开第，钱塘吴淦、张荫榘、戴其浚，宜春袁凤桐，余杭褚维培、褚维奎、褚维垕、褚成亮、郎璟，仁和朱志成、徐嗣元、许之棠，湖州汪曰桢、蒋堂，桐乡陆以湉，嘉兴张保冲，秀水张王熙、金福曾、赵铭，海盐王元煃等。
好友汪曰桢受王孟英之托为其校稿，看完书稿后，汪曰桢认为《随息居饮食谱》的价值远在明代的《食物本草》之上。在明代，薛己、卢和、汪颖、钱允治、姚可成等人都写有食物本草类著作，后经明末姚可成修订增辑，撰成《食物本草》二十二卷。该书是当时食疗类著作的代表，一直以来都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但是，汪曰桢认为王孟英的《饮食谱》远胜于《食物本草》。
仁和的朱志成兄弟都是王孟英的好友，其兄朱仲和曾想与王孟英一起移居海宁比邻而居，后死于杭州战乱。朱志成看到王孟英的《饮食谱》后，更是感慨万千，写下了四首绝句，其一为：“甘苦深尝世味余，闭门且著一编书。青灯风雨西窗下，笺疏功深午夜初。”写出了王孟英著《饮食谱》时的真实境况。
桐乡陆以湉（1802—1865）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博儒通医，著有《冷庐杂识》和《冷庐医话》，也是王孟英的好友。陆以湉为王孟英身处乱世、忧世著书的精神所感动，题写了五言律诗二首，其中有“烽火连天急，萧然独隐居。不胜忧世念，更著活人书”的诗句。陆以湉在诗前小序中还写道：“《饮食谱》采撷浩博，妙能以简约出之。少陵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正此之谓。所列单方，亦皆精妙。发刊后定当风行海宇，传之无穷。”而所赋律诗第二首，评价更高：“万卷充肠后，名山业始成。立言皆有物，析理必求精。世鲜能知味，人当重养生。一编传刻遍，利济及环瀛。”充分肯定并期许此书一旦刊印，定当是一部极有影响力的著作。
嘉兴举人张王熙读了《随息居饮食谱》后，认为此书“顾及是而谋所以复元气者，则亦仍求之饮食之道可矣”，希望能与治理国家的“中外诸公，方且徐徐焉起而图之”，将治理国家的希望与身体调养一样起到良好的功效。
余杭的褚维奎、褚维垕兄弟当时正在上海避乱，王孟英第五女定亲于褚家二哥褚维培的儿子褚成博，故在《随息居饮食谱》题诗中，褚氏兄弟均以“姻家”称谓。褚家本是余杭望族，书香人家，有感于时局忧虑，对王孟英写此书的目的也很有同感。褚维奎认为，在“东南民力疮痍遍”的乱世之中，食物养生同样“也在调元赞化中”。“赞化”语出《礼记·中庸》“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调元”的本意是指执掌大政的宰相调和国家大事的能力。可见儒家的经世治国与医家的治病救人是殊途同源，“医国医人理本同”。
褚维垕也不无感慨地写道：“虽然悬壶末伎也，生人之意靡穷，生人之量有限，出门一望，疮痍溢目，蓬蒿满田。恫瘝在抱者，盍起而饮食教诲吾民哉。”尽管医学只能治病，其技艺微不足道，但从饮食而起的养生之道，是人人可为的，人民只有活下来，国家才有希望，“肥家”方能“肥国”，这也是儒家的经世治国之道。
褚成亮是王孟英女婿褚成博的二哥，也是一位饱学之士，当时虽年仅十七岁，却已才华显露，后来相继中举人、进士。他在读了《饮食谱》后写下长歌一篇，有“及今蹂躏年复年，生民涂炭思逞狡。太和元气谁为回，调摄得宜细参考”之句，盛赞王孟英此书于国于民的贡献。
嘉兴人金福曾，字苕人，也是王孟英的朋友，当时正随曾国藩军队与太平军征战在杭嘉湖一带，亲历了同治元年（1863）的霍乱流行。军队惨遭霍乱侵袭，因病而战斗力明显下降的惨象历历在目，因此更能体会到医家治病养生的重要，他由衷感谢王孟英的妙手回春之术，“问谁大展回春手，参苓妙剂调君臣。疮痍到处尽苏息，仁民之意推亲亲”，并认为“先生之学在经世，先生之书可问津”。
王孟英的侄子王承烈为《饮食谱》编写体例时如此写道：“吾叔苦志力学，自垂髫以来，忧勤剔厉垂四十余年。虽经世变，身超物外，得以随处而息焉、游焉，乃饮水思源，谱是书寓意。”认为此书“不但经纶足以济世，烈且以知叔之晚境如饴，更有甘蔗旁生之兆焉。”在侄子的眼里，此时的王孟英尽管生活艰苦，但晚境如饴，读此书者会有甘蔗旁生、津津自流的甜蜜感。
《随息居饮食谱》是成书于乱世的一部营养学专著，全书仅一卷，共列食物331种，分水饮、谷食、调和、蔬食、果食、毛羽、鳞介七类，多先释食物名，后阐述其性味、功效、宜忌、单方效方，甚或详列制法，以及比较产地优劣等。论述清晰，重点突出，语言通俗易懂，是研究中医食疗、养生保健、祛病延年的一本必备参考书。
吕大纲为《饮食谱》的编排体例做了说明，认为此书“以水始，以蝗终，寓意深矣。梦隐身尝世味，如辨淄渑，岂治乱之理，果可征之人事欤”。相传淄水和渑水味各不同，混之则难以辨别，万物也皆有特性，如何在混淆中辨析清楚，唯王孟英具备这样的本事。如果掌握政权治理乱世的人，能像王孟英分辨食味一样清晰辨别时势，那么治理人事其实是一样的道理。这就是吕大纲认为此书“寓意深矣”之所在。
许之棠与周开第是当时随王孟英游学的学生，两人都为《饮食谱》为何“以水起，以蝗终”的用意做了注解，认为王孟英用意深刻。许之棠认为：“谱以水始，以蝗终，谓鱼子得水，可不为蝗，犹莠民向化可不为盗，寓意深厚，独具苦心。”周开第亦在最后的跋语中不无感慨地说：“呜呼！犹民之失教以为盗贼，诛之必不胜诛；得有善教者，何难复化为民耶？”（《随息居饮食谱》）
王孟英在濮院的时间是咸丰十一年（1861）秋至同治元年（1862）四月，在这段时间里，王孟英除了为灾民治病，完成了《随息居饮食谱》外，还编著了另一部书《鸡鸣录》。
《鸡鸣录》是一部普及自疗方法的著作，所谓“鸡鸣”者，出自《诗经·郑风·风雨》篇：“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古人大多以此比喻在黑暗之中，不乏君子喜迎光明的到来，是贫寒之士仍心怀远大志向的写照，与王孟英当时的心境颇为吻合，只愿为天下与自己一样的饥民能在乱世之中，从自然界获取食物养料，既能活命又可自疗。
撰写简效方疗疾与食疗方养生是王孟英一向颇为重视的事情，也是舅父俞桂庭的遗训：“施药不如施方。”仓促救人之方，应广为传播，能让人们掌握自救之法，也是医生应尽的职责。因此，王孟英年轻时就有心于此，在平时的读书临证中，非常重视简效方的收集，希望对处于穷乡僻壤就医困难，或行旅宦游偶有病痛的人，提供自疗方便，尤其是在战乱之中，对于颠沛流离的百姓更显得重要。
《鸡鸣录》全书不分卷，共十七篇，分别是女科、儿科、养生、虚劳、哮喘、反胃及痛噎膈、痞积、肿胀疸疟、癫狂痫厥疫、中毒、头面七窍病、风痹脚气转筋鹤膝、前阴、后阴病、外科、伤科、祛虫害物等，共收集了277个常见病证。其中女科、儿科、外科的简易治法最多，可能是乱世之中，这些问题百姓最易遇到，情急之下，也更急需应对。《鸡鸣录》的选方原则是“简而有效”，如使用后可能会发生或效或不效者，是病因不同，因此王孟英在书中反复强调，单方也不要盲目使用，辨清病因至关重要。尽管是简效方，但也必须注重辨证论治。
《乘桴医影》是王孟英的最后著作，只可惜因王孟英的突然去世，该书成了未竟之稿，全书仅有二十六个案例，王孟英本来准备把自己在上海的诊治经历按编年体形式做一个完整的记录。《乘桴医影》医案始于同治元年（1862）五月底，因“乞诊者纷纷”，王孟英按计划开始记录在上海期间的医案，并为新书取名《乘桴医影》，还事先写好了序言。“乘桴”语出《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是指天道时势的不济；“医影”为自己行医踪影。序言写得悲怆凄楚，有“意欲乘桴海上，法圣人之居九夷”的志向，是王孟英移居上海前后真实情况的记载，也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这是一篇了解晚年王孟英颠沛流离生活最为真实的史料。
在流离颠沛的岁月里，既能效法圣人，又能在纷乱之中，聊记一二，留下“医影”，实属难能可贵。“居九夷”语出《论语·子罕》，孔子要想住到偏远的地方，有人问，那里很简陋，怎么办？孔子回答说，有德行的人可居住在任何地方，有什么简陋可言呢？尽管现在离乡背井，乘桴海上，他依然以效法圣人为准则，可见王孟英的抱负和志向。
《乘桴医影》尽管只收录了二十六则医案，但记录了王孟英在沪期间的医疗点滴。失败、成功的案例都有，尤其是被误诊或自误的案例，给后人留下了启发。医案仅记载到同治元年（1862）的秋天，后面就没有继续下去。一是说明当时王孟英身边没有随从学生，因而没能及时记录；二是实在太忙，无暇记录。从仅有的二十六个案例的文笔看，应该都是王孟英自己的文风，简洁而精练。这些为数不多的文字，也是王孟英一生中最后的医疗活动记录。
在忙碌而动荡的生活中，王孟英依然没有忘记对海宁先贤遗著的收集整理。海宁世医郭诚勋的《证治针经》撰写于道光三年（1823），成书后没有刊印，一直以抄本形式流传。浙江省图书馆馆藏清代名人信札中有一通王孟英致蒋寅昉的信札，谈到了此书的校刻过程：“近又重校《证治针经》。此书为贵镇郭云台先生所辑，板已早毁，世罕传本，谢翁亦未见过。以为真有用之书，无如卷帙稍繁。在此地誊一清本，需钱十千文也。”此信写于同治二年（1863）二月初四。从中可知，王孟英当时正在重校《证治针经》一书。郭云台即郭诚勋，为海宁郭氏世医。郭诚勋这部著作中治温病的内容，曾对年轻时期的王孟英有过很深刻的影响，这本书也因为有了王孟英的重校，才得于流传至今。
[1]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81.
[2]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84.
[3]张剑光.三千年疫情.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424.
[4]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233.
[5]王孟英《霍乱论》.道光十九年南野草堂钞本.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