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尊古法而活法在人——治温病尤推巨擘

由于历史的际遇，给了王孟英治疗温热病大显身手的机会，从他回到杭州后的第一个十年开始，江南地区霍乱及其他瘟疫流行，几乎一直没有间断。因此，在其诊疗过程中遇到了大量的温热病人，他的医案记录治疗温热病的验案占了大多数，有与同行分享成功的经验，也有讨论治疗失败的教训。他早期治疗温病的验案主要集中在《霍乱论》，而医案集《回春录》《仁术志》《王氏医案三编》等则记录更多。张柳吟在为《仁术志》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强调了王孟英在临床治疗技术上除内伤外感无所不长外，突出了“治温病尤推巨擘”的特点，充分肯定了王孟英在温热病治疗方面的地位和实力。

王孟英在温热病治疗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在观察了大量失败病例的基础上，通过探索和总结，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治疗特色。在临床实践中，最令王孟英痛心的是当时一些因误治致死的案例。譬如霍乱，王孟英当时不仅从理论上总结了霍乱病传播、演变和治疗的一些规律，而且在临床上也确实积累了不少治疗霍乱病的成功经验。据统计，从道光四年到道光二十三年（1824—1843），王孟英医案中共记载治疗了十六例霍乱病人。除陈艺圃室人因前医误治，用了热药使病势加剧而死外，其余十五例经王孟英治疗皆得到痊愈，说明王孟英救治霍乱病的成功率极高。

对上面提到的这例死亡案例，王孟英也专门做了说明。杭州一位叫陈艺圃的医生，妻子患了霍乱转筋，先认为是寒霍乱，投热剂治疗，用药后发病更剧烈，再请来朱姓医生诊视后，与陈艺圃观点一样，依然作寒霍乱治疗，再用热药后病情愈发严重，最后请来王孟英诊视，经验丰富的王孟英一看便知道是误诊了，告诉他们“寒为外束之新邪，热是内伏之真病”，你们都被外表的假象迷惑了。病人现在“口苦而渴，姜、附不可投”，但当时王孟英的正确意见竟然没人相信，陈艺圃再次请来其他医生商量，还是坚持用热药治疗，最后导致病人口鼻出血而死。陈艺圃悔之已晚，始服王孟英之卓见。这就是当时霍乱病治疗的乱象，可见当时的医生面对霍乱病，在治疗上几乎是茫然无知的，尽管真理在王孟英手里，但同行根本不予认可，直到以生命为代价才换来惨痛的教训。

关于这一案例，周光远见证了全过程，并且将其收录在《回春录》医案中，还加了按语：“予谓霍乱一证，近来时有，而医皆不甚识得清楚，死于误治者极多，孟英特著专论，虽急就成章，而辨析简当，略无支漏，实今日医家首要之书。以其切于时用，不可不亟为熟读而研究也。”此处所说的特著专论，就是指王孟英撰写的《霍乱论》。

从《霍乱论》记载的道光十七、十八两年中的十个案例看，王孟英用蚕矢汤、燃照汤、白虎汤、胃苓汤、五苓散、浆水散、紫雪丹等方加减而成功救治，说明他灵活运用古方加减，以寒凉清热为主治疗霍乱已胸有成竹，也对同时期医家“惟知执死方以治活病”提出了批评，认为“诚以天下之病，千变万化，原无一定之治”，疾病在变，治法当然应该与时俱进，这是王孟英“活法在人”观点的具体体现。

可以说《霍乱论》是王孟英第一次系统倡导寒凉治温病的思想，也是一次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此书的及时刊印，确实给医家治疗温热病指明了方向。当时有一位山阴名医陈载安，以前是张景岳温补学派的追随者，在读了王孟英《霍乱论》后，毅然再投入王孟英门下，从师游学，并对《霍乱论》写了一段很精辟的论述。在陈载安看来，宋元以后至清代以前的众多医家对于温病的论述多有偏颇，包括薛己的《内科摘要》、张景岳的《景岳全书》、赵献可的《医贯》等，大多偏于一家之言。而入清以后，各类著述众多，从数量到认识已经超越了前朝，尤其自喻嘉言以后，可谓群贤迭出，至嘉道尤盛。但各家精英也是论而不全，如清初的张路玉著有《医通》，论温病尚精，但对劳损之病有阴阳不分之不足，徐灵胎能通古今之变，但拘守柴胡治疟之误。另有柯韵伯、黄坤载、陈修园、吴鞠通等名家，或牵强附会，或偏于温燥，或温病、疫病不分，更不知霍乱有寒热之分。只有王孟英的《霍乱论》独辟蹊径，发前人所未发，成为前所未有之著作，这是对王孟英《霍乱论》一书的价值做了深入细致的诠释。

再过了十余年，到了道光后期、咸丰初期，当温病再次流行时，王孟英治疗温热病的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在《温热经纬》卷四中自信地写道：“咸丰纪元，此证盛行，经余治者，无一不活。”可见当时王孟英治疗温病的技术之高超。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一次瘟疫流行中，翁嘉顺全家得病，仅母亲因年高阴气太亏去世，翁嘉顺夫妻、妹妹及妹妹的小姑等人全部治愈。王孟英挽救了翁嘉顺全家免遭灭门之灾，是一个典型案例，其善用寒凉法治温病的名声在实践中再次得以彰显。

翁嘉顺妻子产后感染风温，因治疗及时而愈，家中老母被感染，但因为阴气太亏而病逝。全家正处于忧思哀痛之际，翁嘉顺自己也感染发病了，而且病势急重。王孟英来到时，翁嘉顺已病势危急，外邪直达营血，尽管王孟英急用清营凉血重剂，但翁嘉顺的病情并没有稍微减轻。这时，翁嘉顺的另一个妹妹也开始发病，全家彻底乱了套。家中已经没有可以拿主见的人，而旁人又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人认为王孟英用药寒凉太重，建议另请医者；有人认为是鬼怪作祟，建议扶乩。这个时候，翁嘉顺家里的佣工陈七颇有胆识，站出来讲话，劝大家不要慌乱，应该相信王孟英并坚持请他继续治疗。

此时的王孟英也颇有压力。病人病情演变极快，医生稍有不慎，病患性命便在顷刻之间。王孟英自觉进退两难，退则有悖于自己一贯准则，进则可能无功而返不说，还会遭到非议。但当王孟英看到陈七哀求的眼神时，知道这是自己职责所在。他对陈七说：“你家主人的病，来势汹汹，我的治疗虽符合法则，但病情有可能依然转重，假如不是初起时已经预料到病情的发展，而提早用了清营凉血重剂，恐怕早就拖不到现在了。”

王孟英接着说：“在这个时候，我如果畏难推诿，其他医生也许也能认识此病，但不敢用如此大剂量的药物治疗，等于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此，请你放心，我会竭尽全力予以救治。”

果然，病情还是朝着不利的方向进展，病人甚至出现“昏瞀耳聋，自利红水，目赤妄言”的症状，已经到了昏厥谵语的程度，尽管如此，王孟英依然坚持用大剂清营凉血药治疗。又过了十余天，病人症状开始发生变化，“舌上忽布秽浊垢苔，口气喷出，臭难向迩，手冷如冰，头面自汗”。病已至此，家人都已经绝望了，但王孟英认为，这是生机，而非阳之将脱。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治疗方法，再用甘寒之剂频频灌服。

又过了三天，病人终于“汗收热退，苔化肢温”，经过前后一个多月的积极救治，翁嘉顺终于转危为安，后经滋阴调养，善后而康复。整个治疗过程，幸亏未受任何干扰，中途也没有误用相悖之药。病愈后的翁嘉顺对王孟英万分感激，而王孟英并未以此居功自傲，反而将此归功于陈七的至诚和坚持。

翁嘉顺的妹妹也正病危，因一向信服王孟英，又亲见了兄长的治疗过程，更加信任王孟英的医术，因此放心大胆请王孟英治疗，康复过程较其兄顺利许多。几乎在同时，翁妹的小姑在探视病人时也被感染，病势很重。因其家人对王孟英本来就十分信任，故直接请王孟英用清凉甘寒之剂，连续三十余天，其间“不但不犯一分温燥升补之药，而滋腻入血之品，亦皆避之”。这些案例中尽管翁嘉顺的病情有反复，病势凶险，但病人及家属坚守王孟英的治疗方案，无任何节外生枝情况发生，因此治疗的结果也很圆满。

疟疾是当时最常见的温热病，治疟也是王孟英最拿手的本事之一。在疟疾肆行杭州时，王孟英曾被誉为“治疟如神”，其原因是当时医生治疗疟疾，大多宗张仲景《伤寒论》，不论是否为温热所化，而一概以小柴胡汤为首选，导致病情变化、转为危重的现象很常见。而王孟英治疗温热病，最为推崇的是叶天士：“惟叶氏精于温热、暑湿诸感，故其治疟也，一以贯之，余师其意，治疟鲜难愈之证。”叶天士的温病理论确实给了王孟英很大的启发，并在治疗疟疾时师其意，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在《温热经纬》中记载当时有一位老中医叫陈仰山，曾询问王孟英：“君何治疟之神乎？殆别有秘授耶？”王孟英这样回答他：“余谓何秘之有，第不惑于悠悠之谬论，而辨其为风温，为湿温，为暑热，为伏邪者，仍以时感法清其源耳。”王孟英认为“疟之为病，因暑而发者居多”，因此宗《伤寒论》是执古方治今病，没有结合时令灵活应用的固守思维，当然就很难获效。王孟英的观点很明确，根本不需要什么秘方，关键还是在于辨证论治，师古而不泥。王孟英在批评当时的医生仍固守仲景方治温病时，指出：“以桂枝汤为初感之治，仍不能跳出伤寒圈子矣。意欲绍述仲圣乎，则祖上之门楣，不可夸为自己之阀阅也，拘守其迹，岂是新传？”（《温热经纬·卷五》）医生在面对前所未有的疾病时，必须在守旧与创新两者间做出选择。

事实上，由于温病疫证的流行，传统的临证思路已有了很大局限，正需要一批敢于拨乱反正的有识之士作为旗手来引领正确的治疗方向。医者只有改变以往的习惯思维，才能应对由于疾病谱的变化而导致临床上手足无措的状况，而且大量的临床实践也说明了王孟英所倡导的寒凉法在治疗时疫中的实际效果。王孟英曾记载了一个发生于道光年间的真实故事。当时曾流行一种疾病，民间称为“天行疙瘩大头证”，真实病名应该是“雷头风”，是一种由湿毒引起的头面起核红肿热痛的重症。当时的医家大多宗金元时代李东垣的清震汤，以温散升发为主，导致病患死亡率很高。王孟英观察了数百例病人的临床资料，认为这是医者墨守成规、死读古书的典型，后来他在写《归砚录》一书时曾回忆这段经历：“此证之来，其气最恶，死最速。回忆生平阅历，惟以退热、消风、解毒为主者，则十全八九，服清震汤者，则百无一生，尝目击数百人矣。”（《归砚录·卷一》）可见王孟英所创导以寒凉治温病的学说，是建立在大量临床实践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