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世界十字路口的行人

在面对宏观的世界大势时，个人时常会有“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渺茫之感。对于微小的个人而言，宏观的经济学问题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有的人会说，普通人无非是世界中的一叶扁舟，跟着世界形势随波逐流就够了，有必要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以及思考吗？答案是肯定的。

回到整个世界开始在贫富分化道路上一路狂奔的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华约阵营以及中国是致力于将劳动者以及资本之间的收入差距维持在较小范围的，而此时的北约阵营对于社会的平等也非常关注。在干涉主义的经济政策下，西方社会的贫富分化水平也一直维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低位。但收入过于平均的情况，实际上会产生需求型经济危机的反方面——供给型经济危机，原因是收入较为平均的情况将导致国民收入的主体集中在收入不高的人手上，造成整体消费倾向较高（这个问题我们在后续论述供给型经济危机的章节会进一步展开）。而苏联经过了计划经济初期带来的快速工业化后，其经济在1980年前已经由于生产积极性过低而出现了种种问题。

所以，在1973年和1978年经历了两次由石油危机导致的严重通胀之后，西方国家放弃追求平等的干涉主义转而拥抱追求效率的自由主义几乎是一种历史必然。而同期中国和苏联也恰好分别展示了追随这一历史潮流所带来的收益，和错过了历史潮流的关键窗口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和西方先后放弃了更多追求平等的社会治理模式，转而拥抱追求效率的治理模式，获得了随后几十年的快速增长，而苏联则在老路上故步自封，最终走到了解体的结局。时代巨轮的前行之路并不会因为某个人或利益集团的意志而改变。洞察形势、科学决断、主动选择的国家能更加积极、主动、智慧地应对变化，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放弃选择，甚至做出相反的决策，则将失去发展机会，将会面临社会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不得不看着时代巨轮前行，甚至被它碾过。

但假如我们身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部分人未必能第一时间发现时代巨轮正在转向，国家将放弃之前的计划经济以及相应的国企体制，转而发展市场经济以及鼓励民营企业发展。以“投机倒把罪”为例，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取消了“投机倒把罪”相关条款，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还是个常见的罪名。由于这一罪名的界定相对宽泛，且改革开放前后许多经济现象的合法性还未明确，“投机倒把罪”成了一种多用的“口袋罪”，许多个体户、企业家都曾与之打过交道。

曾以罐头换飞机的牟其中，就在1983年因为将重庆一家半停产的军工厂中的一批座钟倒卖到上海而被定为“投机倒把罪”。部分城市还设立了“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拿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的章华妹曾回忆说，当时的个体户最担心“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来检查，因此往往不敢把摊子铺得过大，可见当时人们对“投机倒把罪”的忌惮。

对当时的个体户和企业家来说，创业艰难不止源自“投机倒把罪”的阻碍，民众对私营企业商品的不认可更是致命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销售的商品零售额占比高达98%[34]。当时的娃哈哈公司在销售商品时，选择了委托国营批发企业代销，正是针对人们对于国营商品高度信赖的心理做出的战略选择。

而市场经济在我国的推行，也并非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畅通无阻。经过最初几年的发展，1982年，政府在实行三年调控的背景下推出了对民营企业的整治行动，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国务院关于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的若干规定》等，明确规定：个人不准贩卖工业品，凡同大企业争原料的社队企业不得享受开办初期的优惠税收政策等。全国立案的各种经济犯罪件数多，行政和刑事处罚人数以及没收和罚款数额巨大。与此同时，相关媒体和报刊上也出现了大量关于民营企业的负面声音。

事后来看，尽管当时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态度经历了鼓励、抑制、再鼓励的过程，但当时的社会趋势无疑已经变得更市场化、更偏向自由主义。这一点类似于目前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也是经过了多次的鼓励、抑制、再鼓励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事物发展的整体趋势是前进上升的，但这种趋势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螺旋式的、迂回曲折的。

这样的曲折态势对于普通人进行局势判断造成了困扰，大部分人一时很难认清这种转变，以至于在犹豫之下错失良机。但时代变化下，出现了许多能人，与普通人不同，他们敏锐地察觉到时代变化的征兆，把握机遇果断出击，将各自的企业做大做强；而部分地区并没有清晰地转向市场经济，但也作为先行者实现了全面的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末，拥有640万人口的浙江省温州市，民营经济已经占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的四成以上，八成以上的生产物资交换由市场调节，民营经济在当时的温州创造了超过120万个就业机会，使当地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三分之一以上，乡村居民的收入比全国乡村平均水平高出一半以上。

回顾历史，我们很难分辨当社会处于十字路口时，这些人之所以选择了符合历史潮流的前进方向，是因为他们看清了经济的发展规律与脉络，或是有良好的感觉和预判，还是仅仅因为运气好而押中了宝。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哪个时代，成功之路都是符合当时的客观环境和时代发展趋势的。如今，我们无疑也正处于类似的十字路口，各国政府已经不可能继续像20世纪末那样采取放任自由的宽松经济政策，经济制度更注重平等是必然选择。能在这个转变中适应得好的国家，就可能迎来未来较长时期的持续快速增长，而故步自封的国家则很有可能会失去机会，甚至大幅衰落。因此，世界经济发展到了十字路口，就个人而言，面临转折之时，能否对时代发展趋势保持清晰的判断也就成了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对创业者和个人而言，当前要做的最重要的判断，就是哪些大船采取的修补措施更有利于到达对岸，最终选择一条看起来胜算最高的船。其次，任何社会的变革，都伴随着旧有经济模式的消解和新经济模式的诞生，如果能够对我们所处的环境有更深的思考和理解，结合自身的经验，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未来的赛道，为自己赢得先机。

当然，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人能准确地预测未来，而且不管是进行投资，还是人生的重要决策，最终能为此负责的只有自己。在做这些决策前，通过不同的渠道去了解不同的观点无疑是相当重要的。本书提供的并不是绝对正确的思考路径，而只是为读者提供一个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视角来思考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对于拥有不同人生经历的人而言，不同的视角将得出不同的结论，而最终作决策并承担后果的，还是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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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昔底德陷阱，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此说法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得出的结论，雅典的崛起令斯巴达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格雷厄姆·艾利森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两者的冲突甚至严重冲突在所难免。

[2] 数据来源：Trading Economic全球经济指标。

[3] 数据来源：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

[4] 张军，方红生.投资与通货膨胀—紧缩的联系：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家，2007（01）：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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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温铁军.全球化与国家竞争：新兴七国比较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21.

[12] 数据来源：Trading Economic全球经济指标。

[13] 温铁军.全球化与国家竞争：新兴七国比较研究[M]//[美]莫里斯·贾斯特罗.柏林-巴格达铁路.北京：东方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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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21] 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官方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其中90%是赠予，10%为贷款。

[22] 吴学云.美元全球经济殖民战略解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23]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GDP年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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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赵巍华，徐以升.旧格局与新周期：全球金融周期下的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

[27]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逆潮[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28] 卢锐.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制造业竞争策略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23.315.

[29] 数据来源：Wind。

[30] 来源：“我国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40万亿元，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地位”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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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消费市场日益强大流通方式创新发展——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