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挑战与未来
危险的信号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导致近代各种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国自身的总需求不足，经济无法持续增长，对外输出产能成为摆脱困境的重要途径，于是国与国之间由一起增长的合作博弈演变为弱肉强食的零和博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并未受到太明显的冲击，其他几个参战国虽然受到重创，但财富的集中程度仍旧很高，财富集中于富人的局面使得全社会的总消费持续不足，于是很快又导致了大萧条的爆发，继而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整个世界的格局和国家内部的资本结构被重塑，很多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也在炮火中一同被消灭了。
如图1.1所示，二战后过剩产能被摧毁，头部人群聚集的财富也随之消失，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程度被拉回到很低的水平。同时，战后英美等国政府借助于投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使底层民众收入大幅提升；同时，对高收入群体设置超高的税率，为工人阶级让利，以寻求社会稳定。随着马歇尔计划[21]的实施、冷战的开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的国防支出大幅增加，总需求逐渐恢复。西欧和日本经济也在美国的援助下陆续恢复，出口和投资需求开始回升。可以说20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里，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西方经济整体上没有出现严重的需求不足局面。
图1.1 10个国家前10%人群收入份额变化图
数据来源：Wind
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政府管制放松和所得税税率下降等情况发生，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社会贫富分化程度也一路攀升，即使经历了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2008年的“次贷危机”以及2020年的新冠疫情冲击，也没有明显下降。贫富分化的加剧意味着普通收入居民消费力的下降，社会总需求降低。时至今日，美国的贫富分化程度已经逼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而由此带来的总需求不足、大国间的贸易摩擦以及大国直接涉足战争等情况又开始出现。
全球化模式的挑战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殖民宗主国控制力下降、民众意识觉醒等，许多殖民地宣布独立，全球国家数量激增，旧的殖民主义体系逐渐崩塌，取而代之的是通过非军事手段，建立在新金融货币体系下，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殖民体系”[22]。随着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新兴经济体开始崛起，西方国家取消了贸易与资本流动的限制，同时由于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加持，全球化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世界各国的经济逐渐融为一体，产业链跨越多个国家，所有相关国家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使人们一度相信在这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环境中，多种冲突都可以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快速崛起，从1990年的GDP仅占世界的1.6%发展到2022年的17.8%[23]。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如图1.2所示的贸易关系，中国长期作为贸易的出口方，向美国提供传统商品，并获得了大量的贸易顺差，这些顺差一部分用于购买其他国家的原材料，一部分形成了一定量的境外投资[24]；而美国借由美元的国际货币优势，创造出基于美元的国际贸易结算体系，同时获取廉价的商品。基于这样的国际经济供应链环境，中美双方相安无事，甚至一度有人提出中美关系的“密同论”，而次贷危机期间，中国也确实在经济上配合美国作出了调整，极大减少了次贷危机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冲击。
图1.2 中美合作模式
这种模式下，表面上看美国是逆差国，中国是顺差国，但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也许就能更清晰地认清问题的实质。实际上，国际上并不存在某种超主权的货币，各国之间的贸易实质上是一种以物易物的关系。美元的存在实质上只是五角大楼和华尔街生产的一种商品[25]，使得其他国家的价值储存以及交易结算更加方便。从这个角度看，在整个世界分工的金字塔中，美国生产了芯片、美元等高端的“商品”；中国以及一些工业化国家生产了汽车、电视等中高端工业品；而其他一些国家“生产”了石油、矿石等一系列自然资源类产品。全球化正是这样一个不同经济体提供自身产品，所有国家按照产业链分工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的过程[26]。
在贫富分化不严重的阶段，每个国家自身的供给大致和内部的需求平衡，各国之间可以相安无事地发展。但随着内部财富愈发集中，需求将逐渐降低，各国不得不在外部寻求能产生贸易顺差的目的地，以弥补国内所缺失的需求份额。这就使得工业化国家之间，以及工业化国家和生产高端产品的国家之间必然逐渐发现彼此处于零和博弈中，只有限制或影响其他国家的产能，才能使得自身的需求顺利出口。这也是美国主导俄乌战争持续升级的原因之一。而整个过程中，欧洲的产能确实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与此同时，每个国家也希望自己能够抢到其他国家的产业链份额，例如美国试图重新工业化，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又希望“去美元化”，制造自身的国际货币这样的高级产业线的商品[27]，本质都是希望争夺更多的出口份额，或者至少降低进口份额，以实现自身有效需求的扩张。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一是世界整体贫富分化加剧带来的社会总需求降低，使中国本土商品对外的出口受阻。二是美国国债和金融资产的风险加剧，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和美元资产的意愿降低。三是随着中国本土企业向高端制造业进军，对美国高端商品的依赖逐步减少，未来这一领域的进口势必减少[28]，也就意味着和美国的冲突会随着经济纽带的减弱更难以调和。四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以这种方式获得出口顺差，本质上是用自己的商品交换其他国家的资产，然而其他国家不可能无限制地接受中国商品而出让本国的资源和土地，这条路径事实上不可能长久持续。所以综合来看，在未来中国并不可能继续延续过去30年通过顺差拉动经济发展的路子。同样，美国也不可能继续走通过制造美元和芯片来出口就获取世界资源的路径，因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已经消耗不了那么多带附加条件的高端商品了。
如果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都不改变自身的发展模式，最终很有可能会重演20世纪的悲剧。因为双方都无法在不对外输出的情况下稳定地运转下去，必须去争夺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才能使得经济增长延续，如果意欲直接替代对方，甚至扼杀对方，只能是两败俱伤。如果中美两国同时能够改变自身的发展模式，在各自内部实现供需平衡，那么双方的竞争就不再是零和博弈的局面。美国显然并不愿意看到另一个世界强国的崛起，但如果对方不会导致其自身的利益严重受损，那么两国至少可以在竞争与合作之间磕磕绊绊地继续前行，也就是说，“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如果其中一方能实现内部的平衡而另一方不能，在中美这种级别国家的发展竞赛中，双方很难在五年或十年中赛出胜负，但只要自身能解决好经济发展的问题，至少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苏联和美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较量，最终美国能够胜出，实际上靠的不是自己的成功，而是依靠苏联自身的失败。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研究如何使得一个经济体实现内部的供需平衡，既是使得世界走出零和博弈的关键所在，也是保证中国自身发展不受到外来力量严重影响的关键所在。
扩大内需和共同富裕
扩大内需和共同富裕实际上所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即如何提升中产阶层数量以及质量。众多的经济学者显然早已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决策层也释放出努力改变当下难题的信号和决心。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成了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这一背景下，通过继续扩大内需来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是实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举措。
“共同富裕”这一目标最早在1953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就已经提出。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邓小平就曾说过：“可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中国在这个思路下放下了之前“追求表面上财富差距较小，实际上是整体财富水平都较低”的思想包袱。通过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得一部分人产生了较高的工作热情，并激发出社会整体的积极性，带来了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但经过四十年的飞速发展，中国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由此带来的中等收入人群数量过少、消费不足，使得我们有着对国际贸易顺差的高度依赖。过去十年，我国每年贸易顺差平均达到GDP的2.16%[29]，是世界第一贸易顺差国，根据2023年初最新数据测算，我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为14.7%，连续14年居全球首位。[30]为了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以及对经济发展结构进行改进调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的目标。共同富裕既是人民改善生活水平这一朴素追求必需的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一个中长期持续的追寻目标。
对于当前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习近平在2022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必须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使社会再生产实现良性循环。”同月，国务院也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进一步明确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远景目标和重点任务，从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优化投资结构、推动共同富裕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针对贫富差距的问题，国内的经济学家也从各个方面给出自己的建议：缩小地域差距和城乡差距[31]；降低服务业门槛，提高服务业占比以提高劳动收入占比[32]；减少垄断以提高劳动份额占比[33]等。这些知名经济学家的献言建策为我国政府采取措施提供了理论和数据支持。
在缓解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上，我们已经在努力，且未来也将一直努力下去。扩大内需战略是我国应对需求不足带来的经济问题的主要方案，是建立在当下具体国情之上的有效解决途径。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经济问题涉及多个领域，具有复杂成因，且充满不确定性，随时处于变化之中。当下对于解决经济问题有效的措施，未必能适用于未来。面对未来的世界，我们还需要抽丝剥茧，深入到经济规律层面去探究经济问题的成因，才能找到更全面、更有效的解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