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平庸软弱的哈定总统
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至少有50%出身于政治世家，80%在名校受过良好的教育。1920年总统大选的胜利者哈定，他不仅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未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只是俄亥俄州一所不起眼的长老会学院的毕业生，早年仅当过小镇记者和律师。
诗人卡明斯曾经尖刻地嘲讽道：“在所有识字的人里，只有他能做到写一个简单陈述句就要犯七处语法错误。”就连哈定的竞选口号“回到常态”（Return to Normalcy）里也有一个他自造的不规范新词Normalcy。可为什么1920年大多数美国选民，还是把他们的那一票投给了哈定呢？哈定总统的横空出世，不仅是当时共和党内大佬们权衡利弊之后的产物，而且也是那个时代美国人民预期的产物。
一、为什么是哈定？
对于历任美国总统，已有很多人做过各种不同的分析，但却鲜有人从人类行为心理学角度进行分析。根据我们对美国社会的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正是由于当时美国人心理上的极度疲惫，才使哈定草根逆袭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是他那句“回到常态”的口号击中了选民的软肋。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有超过250万的青壮年应征入伍。一战结束后，从普通人到工商业大亨心理都已极度疲惫，不再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事务抱有兴趣，而是从骨子里渴望回归田园生活，享受“葛优躺”。而哈定的口号代表了当时选民的心声：美国当下需要的不是英雄主义，而是休养生息；不是革命，而是恢复；不是手术，而是静养。
于是，当时的美国便选择了一位才干稍逊、权力欲不那么强的哈定做总统。但问题是，强势产生压力，而平庸注定软弱。
有一本不太为世人所知的书叫《硬球》，书中有一段话发人深省：有人说，关键不在于你是谁，而是你想成为谁？当然，这不是真理，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自己一生的幸福与不幸都是命中注定的。但如果真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那么出身寒门的哈定，又怎么可能成为美国总统呢？
人的一生正是由于具有一定的不可知性，生活才能如此精彩，痛苦的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无法摆脱原生家庭和婚姻带来的生理与心理上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一部分潜意识，总是在重温童年的美好，修正童年的错误，弥补童年的缺失，而成年后生理上的健康状况则会直接决定我们的行为偏好。
哈定在语言上对美国社会的安抚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是放松。它在一个国家平稳发展时期是康复性的，但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放松的代价则非常高昂，因为各种问题不会因此销声匿迹。
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可以追溯。哈定之所以能当选总统，就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正在寻求安定和道德恢复。他们心理上对于总统的期望，不是推动国家的进步，而是医治创伤。
在美国历任总统中，哈定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虽掌握着与其他的总统一样的权力，但却不情愿使用这种权力。
从历史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哈定在他的总统任内，非常不情愿投身于自己的工作，他遇到冲突和不确定性时就退避三舍，转而用他超人的语言艺术，重复强调那些模糊的原则和程序性安排，从而使受众和自己都进入自我催眠状态之中。
当时的一位名人阿瑟·林克是这样评价哈定的：“命运无情，它让哈定做了总统，而他却才能平常、意志薄弱，而且显然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
二、哈定的逝世
古今中外，同情弱者的潜意识，总是让人忘记厌恶与仇恨，甚至它会让绝大多数人选择性失去记忆。因此在评价一个人一生的文字表述中，言过其实的溢美之词一定是悼词，即便那个人曾让你厌恶或者仇恨，你对他的憎恨也会随着他的死亡而随风飘散。所以，对于哈定这样一位平庸并且不称职的总统在任内的逝世，很多知名人士和普通民众仍痛惜不已。
死亡是对一切罪恶最好的宽恕。所以，当时的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哈定逝世后说：“哈定与我们历史上的所有人一样，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我们的国家”。受小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名人影响，哈定逝世之后，各家报纸，甚至是对他持有敌意的报纸，都刊登了铺天盖地的悼念诗词和充满感情的图片，还竞相配发加了黑色边框的社论，缅怀这位“敬爱的总统”。哈定死于从阿拉斯加返回华盛顿的途中，一些相信阴谋论的人说，哈定极有可能死于其妻子公爵夫人之手，因为公爵夫人在哈定逝世后不允许对总统遗体进行尸检。
哈定逝世后，一列火车受命把他的遗体运回华盛顿，原计划除了更换车头之外一刻不停。但从始发站开始，专列就因为“人民的沉痛悼念”而运行缓慢。在加利福尼亚，人们带来了数不胜数的鲜花，覆盖在棺材所在的车厢上，摆放在铁轨沿线。成群结队的学生一起唱他最喜欢的圣歌《指引我，仁慈的光》和《上帝，我向您靠近》。田间的农民停下手中的活，向驶过的列车肃立默哀、脱帽致敬。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Omaha），四万市民在凌晨两点冒雨恭候列车的到来。无论是内战时期的、美西战争时期的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兵们，都身着严整的军装列队站在铁路两旁。汽笛声响起后，多架飞机在空中拖出一条条黑色的飘带。在芝加哥，30万泣不成声的群众让专列只能缓缓前行。在哈定的故乡俄亥俄州，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整夜守候着。在华盛顿，新总统及其内阁与悲痛和好奇的群众一起恭候灵车的到来。第二天，成千上万的人列队从遗体旁走过，向哈定致以最后的敬意，然后灵柩被专列运往哈定的家乡俄亥俄州的马里恩（Marion）安葬。专列所到之处，同样有众多群众沿途默哀。最后，专列到达的那个炎热的下午，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列队走过未加盖的棺材，平均每分钟35人，直到凌晨两点。到第二天日出之时，人们又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越来越多的俄亥俄人冒着酷暑，依次向哈定的遗体告别，当卫兵最后盖上棺材时，仍然有两万人在门外等候着。
所以，死亡是对一切罪恶最好的宽恕。
哈定的遗体运到墓地之后，由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的仪仗队，抬着哈定的灵柩经过常春藤环绕着的大门，进入了黑暗的墓穴里面。他们走出来之后，在阳光下笔直地站成两排，守卫在门廊的两侧。一位军号手走上前去，用一把银号吹响了安息号，随着最后一声安息号逐渐消逝，一个步枪支队鸣了21响礼枪。在这极度的哀荣中，哈定时代结束了。
三、宿命
对哈定性格产生最大影响的是他的原生家庭。正是他的原生家庭，使哈定从幼年时期开始就竭力用附和、友善、回避冲突和联络感情等方式解决他遇到的所有问题。各方面的材料都显示，哈定擅长的是争取友谊而非取得成绩。由于家庭和成绩的原因，14岁时，哈定来到伊比利亚大学（Iberian College）——他父亲20年前就读过的一所普通大学学习。据他后来的一位室友回忆，哈定在大学期间成绩平平。
哈定16岁那年，他家搬到了县城马里恩。正是在这里，他走上了自己的成名之路，但如果只沿着这条路走，他只会成为这4500人的县城里一个精力充沛的普通人。
哈定不是一个有毅力的人，他曾在一个五金商店当过店员，但在那里只干了几个星期，然后他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在离马里恩三公里开外的地方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教学工作的枯燥很快就令他忍无可忍，他说：“这是我干过的最辛苦的工作。”几个月之后，他兴高采烈地宣布：“到本周末，我的教书生涯就将画上句号。”哈定17岁那年的春季，他的父亲说服闲在家里的哈定学习法律，于是他读了一阵子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的著作，但仍然是半途而废。再然后他又尝试去卖保险，但他的第一笔大买卖就鸡飞蛋打。如果不是因为偶然，哈定必将一事无成。直到18岁那年，哈定作为马里恩《每日星报》的代表，前往芝加哥参加了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一切才开始转变。视野决定未来，正是因为哈定参加了这次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才使他大开眼界、豁然开朗。他决定入股当时马里恩的《每日星报》，虽然这是一份时办时停的报纸。他和两位朋友，各筹资100美元买下了这家报纸，并由哈定担任主编。哈定很快就成了大多数当地新闻的撰稿人。哈定接手马里恩《每日星报》后，报纸发行量大增，部分原因在于，马里恩正在蓬勃发展，但其中也有女性读者荷尔蒙的作用。哈定的同事后来回忆说：“作为一名广告推销员或者游说者，哈定一向都是马到成功，他尤其能让女人相信，她应当‘慷慨解囊’。原因是，哈定英俊的外表，使很多女人的荷尔蒙大幅上升。”当时，《每日星报》刊登的内容包括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本县其他报纸摘要、从各种出版物上精选的笑话和故事、本县新闻等，甚至还有一些国际新闻。尽管这些只是那个时代小城镇报纸的标准语言，但是哈定在干巴巴的商品广告之外，又平添了些戏剧性的元素。马里恩《每日星报》蓬勃发展之后，哈定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引起了福勒克州长（Governor Foraker）的注意，正是这位州长将他引上了从政之路。自此，在各种俱乐部里，哈定都是会员之一；在很多政治会议上，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引人关注，是所有政治家成功必须具备的条件，其实所有人的成功，都离不开被人关注这个前提。
四、软饭硬吃？还是硬饭软吃？
25岁时哈定娶了弗洛伦丝·克林（Florence Kling）为妻，这是哈定软饭硬吃的开始，也是哈定不幸的萌芽。当然很久以后的另一位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和他一样不幸，因为克林顿的妻子希拉里和弗洛伦丝一样，也是一位女强人。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上看，哈定与克林顿后来的很多行为一样，主要是想逃离妻子的世界。
在现实生活中，弗洛伦丝比希拉里更强势。在嫁给哈定之前，她已是一位任性、强势、有一定名气的女性。由于哈定的平庸与软弱，她结婚后便拥有了支配哈定的权力，从而成为在精神上奴役哈定的“公爵夫人”。
弗洛伦斯对人的要求很高，但她也确实非常能干。在他们结婚两年半后，哈定因健康原因住进疗养院，她便直接接管了马里恩《每日星报》。她写道：“我过去是想帮几天忙，但在那里一待就是14年。”她用铁一般的手腕管理报社，把混乱的账目整理得一清二楚，并根据经济情况开展业务活动。从那时起，她像一个职业拳击手的经纪人那样，驾驭着自己的丈夫。她的要求是，哈定一定要行走在她指定的通向政治成功的轨道上。
让“擅长调和”的哈定最后成为政治家的最为重要的一次机会则来自一次偶然。有一天早晨，哈定在旅行途中，来到一家乡村旅馆后院的汲水桶边，递烟的时候与另一位来找水喝的政界人士搭上了话。这个人就是前共和党州主席哈里·多尔蒂，当时的他正在争取共和党的州长候选人提名。多尔蒂后来告诉他的朋友们说，当他见到这位相貌出众、谈吐不凡、体形健美的人之后便感叹道：“他将是一位多么英俊的总统啊！”21年后，多尔蒂把他的这一印象变成了现实。多尔蒂认为，哈定有着罗马皇帝般的相貌，而英俊的外表更容易让人产生好感与信任。当然，哈定洪亮的嗓音，以及用最深刻的方式表达最无聊的思想的本领，也是哈定这位才智平凡的人后来能当上总统的重要原因。哈定是在后台老板们（kingmakers）面临分裂危险时得到提名的，他被提名的主要原因是他在政治上没有鲜明的特色。这很讽刺，他获得提名不是因为他是什么，而是因为他不是什么，也没有什么。
一个平庸且缺少安全感的总统，不可能成为一位称职的领袖。因为他极度压抑与孤独，所以当上总统之后，哈定便强迫自己相信，他的朋友都是真朋友。对于总统的权力，他并没有太多兴趣，因此对各种问题采取的行动多是一时心血来潮，其目的仅仅是显示自己并不软弱，他一直用含糊其词的话语，掩盖自己的优柔寡断。而那一帮头顶维多利亚式辉煌的共和党大佬，在他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从未能真正看透哈定。在他们看来，哈定是一个拿得出手的联邦参议员，无论他过去如何，未来他一定是一个可塑之人。
然而，令哈定最为恐惧的是，他虽然能够博得群众的喜爱，但问题是，这种喜爱却只有通过毫不手软地打击他们的朋友才能维持下去。所以他一直都异常地焦虑和痛苦。
与真正的爱情相比，政治爱情是浮在表面、转瞬即逝的。这种爱情的危险在于，它会将使总统的注意力从无情的政治现实中转移出来，将各种更大的目标扭曲成只关注他的亲密朋友的生存状态。哈定一直是孤独地站在这舞台，听着掌声响起来的那个人。
五、哈定的原生家庭
哈定生于俄亥俄州。母亲菲比是个医生，而父亲乔治·特赖恩是一个美国独立战争时的老战士。因为有谣言说哈定的家族有黑人血统，所以哈定的童年充满了苦恼，他也因此养成了温顺服从的性格。
哈定是在卢布明·格罗夫村仅有一间教室的小学校里上学的，10岁时他随父亲迁移到小城喀里多尼亚郊区的一个农场。虽说他身体强壮，块头也大，具备参加体力劳动的能力，但他对于日常的农场杂活非常厌恶。14岁时，哈定就读于俄亥俄中央学院，在那里他编辑了校园报纸，并成为一名出色的公众演说家。1882年毕业后，他在一所乡村学校任教，同时还卖保险。同年，他和两个朋友在俄亥俄州马里恩购买了几乎停业的《每日星报》。在哈定的运营下，该报纸逐渐繁荣起来。1891年，哈定与弗洛伦斯·克林结婚。
哈定是一位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但弗洛伦斯离过婚，且比他年长五岁，长得并不漂亮又飞扬跋扈。对这样一门亲事，哈定的父亲极力反对，然而哈定有他自己的打算，弗洛伦斯十分富有，且拥有敏锐的商业眼光，哈定想以婚姻为“跳板”，找到一个“靠山”，逐渐改变自身社会地位低下及随之而来的不稳定感。当然，婚后的哈定并没有实现他的愿望。婚姻的确使他摆脱了底层的社会生活，但有得必有所失。
专横跋扈的女人令人生畏。在家庭中哈定从未感到轻松。婚后的哈定成了城市中的“大名人”，并被聘为许多企业的董事和共济会等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哈定很快就发现，凭着他那华丽浮夸的语言和押韵悦耳的词藻，完全能够迷住那些醉心于花言巧语的听众，尤其是女性听众的心。哈定的雄辩天赋成功吸引了俄亥俄州手腕高明的政客哈里·M.多尔蒂的注意，正是他把哈定推入到激烈的政治斗争中。1914年，哈定当选联邦参议员。
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长期性压抑的哈定对自己的家庭生活越来越感到不满。于是，他便开始背着严厉的“女公爵”寻花问柳。他的婚外情对象包括好朋友的妻子——卡丽·菲利普和比他小30岁的布里顿，后者还为他生下一女。
六、纸牌屋中的木偶
在哈定担任联邦参议员的六年里，他的工作并不出色，没有提出任何重要的法案，也没有取得任何值得回顾的政绩。尽管如此，他开朗的性格、雄辩的口才、虔诚的信仰，以及他代表着一个重要州的事实，都加强了他在共和党中的地位。而且出人意料的是，哈定获得了共和党两派（1912年共和党一分为二）的共同支持。共和党原本想要胡佛、伦纳德·丛德将军或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作为总统候选人，但他们却发现像威尔逊这样太有自己想法的领导人让这个国家太疲惫不堪了，国会在他的眼里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于是他们转向了当时担任联邦参议员的哈定，一个最普通、最令人放心的美国人。
1916年，哈定当选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并在大会上发表了施政演讲。尽管在1920年，哈定在共和党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上接连三次的败选让他变成一个笑柄，然而，多尔蒂向记者大胆预测，一群疲惫的政党领袖最终将会选择哈定作为妥协。结果竟证实了这个不可思议的预言。
在芝加哥6月的一个炎热的夜晚，将近午夜，共和党提名大会在几次讨论无果后休会，哈定被叫到黑石酒店的一个房间会见该党领袖。哈定被问道是否做过任何让党难堪的事，哈定要求时间考虑一下。十分钟后，哈定回到房间，并表示他的历史是清白的。大会继续举行，经过十次投票，哈定被选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马萨诸塞州州长卡尔文·柯立芝为哈定的竞选搭档。
当时，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是俄亥俄州的州长詹姆斯·考克斯，他的竞选伙伴是年轻有为的海军部副部长富兰克林·罗斯福。考克斯和罗斯福在美国巡回宣传支持国际联盟及一系列进步事业的民主党政纲。然而，民主党的政治和金融组织却陷入混乱，他们在禁酒令和其他问题上产生了内部分歧。民主党主张加入国际联盟是“维持世界永久和平和摆脱军事负担最可靠、最切实可行的手段”。然而，民主党的纲领与1920年国家厌战、幻想破灭的国民情绪格格不入。考克斯还试图指控哈定腐败，并将支持哈定的选民描绘成叛徒，但没有成功。
哈定竞选的指导原则是强调保守。除了倡导降低税收和限制移民外，他还呼吁在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中恢复“正常状态”。这对正面临一场经济危机的美国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期望提高工资，改善战后生活，限制垄断资本的进一步扩张。
哈定宣称：“美国现在需要的不是英雄主义，而是治愈；不是灵丹妙药，而是正常化；不是革命，而是恢复；不是激动，而是平和；不是实验，而是平衡；不是被国际事务拖累，而是在国内取得成功。”这些含糊其词的说辞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加入国际联盟的人都有理由投票给哈定。事实上，大多数选民想要的只是自由放任的政策。
哈定最终以404张选举人票对考克斯的127张选举人票、普选票60.3%对34.1%的差距，轻而易举地赢得了选举，这也是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最大的差距。共和党人认为，这次大胜是对威尔逊在国内的进步政策和他在国外的国际主义政策的纠偏。同时，选举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选民对战后的不满和对和平生活的渴望。
七、平庸有错吗？
1921年3月4日，哈定宣誓就职，他是第一个坐汽车到白宫总统办公室的总统。他的就职典礼首次在广播上转播，英国记者惊讶地说，“哈定的就职演说是迄今为止一个文明政府首脑发表的文字水平最差的声明”。
哈定政府是一届充斥着汽车和石油行业富人背景的政府。一战期间，美国汽车工业蓬勃发展，石油工业在美国工业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增强，而哈定政府就以其明显代表汽车和石油资本的利益而闻名。哈定的政府中，国务卿休斯原是美孚石油公司的经纪人；陆军部长魏克斯原是摩根公司的波士顿交易所经理；商务部长胡佛原是战后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胡佛本人就是个大资本家，与摩根电力信托公司关系密切；财政部长梅隆原是美国铝业信托公司老板、金融寡头，与洛克菲勒、辛克莱石油巨头和银行家道奇关系密切；内政部长福尔原是前新墨西哥州参议员；司法部长多尔蒂原是俄亥俄州共和党领袖。
哈定政府被媒体称为“扑克内阁”，因为哈定每周与他的内阁成员打两次扑克，其中包括梅隆、哈威和辛克莱。就连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儿爱丽丝·罗斯福·朗沃斯（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也看到了散落在白宫总统桌子上的一盒盒扑克牌、盛满威士忌的高脚杯（在禁酒令时期），“俄亥俄州的那帮子人”敞开背心，把脚放在桌子上围坐着，叼着雪茄吞云吐雾。
当然，哈定并不是没有为美国做过任何好事，由他倡议并由国务卿休斯组织的关于限制军备的华盛顿会议就是一件好事。会议于1921年11月至次年2月召开，达成了限制美、英、日、法、意军舰吨位的协议，规定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为5:5:3:1.75:1.75。该协议限制了英国和日本的军事力量，推迟了美日之间激烈的海军竞争，并促成了四国条约和九国条约的签署。
哈定倡导的所谓“常态”是相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的波动和不安而言的，目的是寻求从战时的政治经济动员和管制状态，恢复到和平时期的正常社会状态。
自由放任一直是美国共和党传统的经济施政理念。因此，哈定政府的“常态”政策，在经济领域首先表现为恢复自由放任的“常态”，把国家从之前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恢复到自由竞争的私人垄断的状态。从1787年建国到19世纪末，美国资本主义市场一直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的理念下成长和发展，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竞争必然导致企业在市场活动中或联合或兼并或破产，随着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就必然导致垄断的产生。到19世纪末，托拉斯的大量存在严重阻碍了市场的自由竞争和机会公平，迫使联邦政府颁布《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等法律来抑制企业的兼并风潮。由于哈定政府中的许多高官本身就是大财团、大企业的成员或是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表，所以他们对哈定政府自由放任政策施加了很大影响。为了扭转1920—1921年的经济萧条，哈定政府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过分的行政干预和法律限制，会抑制企业活力和市场繁荣。于是在哈定政府的“常态”政策下，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均围绕发展国内经济而展开。
哈定的前任威尔逊政府为了应对一战，供应协约国前线战事，财政支出大幅增加，所以被迫发行大量国债，1919年国债发行量达到254.845亿美元。而哈定为了解决由此造成的高额财政赤字，除了实施刺激经济、促进生产以增加财政收入等政策，还积极推行压缩政府开支、平衡预算的“节流”政策，以谋求财政的常态化。为此，哈定任命芝加哥银行家查尔斯·道森为首任预算局局长。道森将企业财务管理方法引入国家预算机制中，很快收到成效。1923年哈定政府成功扭转赤字，实现了2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从此，美国历史上首次建立了国家财政预算体系，实现了财政的可控化和常态化。哈定在从政之前有过在新闻界工作的经历，这使他本人对媒体的运作和效用十分了解。因此，他上任后建立了与新闻记者亲密友好的关系。不仅如此，哈定还设立了“白宫发言人”制度，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了更为有效的沟通机制，使哈定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也实现常态化。
美国对东欧、远东和其他非工业化地区的政策指导原则是：维护“门户开放”政策，目的是为美国的工业出口找市场，为美国的企业找原料，以及通过建立工厂和其他经贸方式直接参与他国的经济生活。一战后在国内经济萧条和扩大国际销售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同时为了遏制日本独霸中国甚至东亚的战略企图，哈定政府在远东地区重提“门户开放”政策，试图建立一个“渗透着美国经济与意识形态的门户开放的世界”，“一方面协调工业化国家维护政治和领土现状，防止破坏性的战争；另一方面，防止来自欠发达国家的民族革命威胁，以免影响工业化国家建立起来的基本的经济和法律框架”。
纵观哈定的总统生涯，虽然他在推动举行华盛顿会议、限制列强间的军备竞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国内推行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为之后的“柯立芝繁荣”奠定了基础。但由于他的执政风格和私生活饱受批评，还是给国民留下深刻的负面印象。
八、这是历史的幸与不幸
“时势造英雄”，正是时势让一个平庸的美国人当上了总统，不知道这是历史的幸还是不幸？《芝加哥论坛报》在1948年、1962年和1987年三次对总统进行评选调查，分别选出了十名“最好的总统”和“最差的总统”。其中，最优秀的前三位总统分别是亚伯拉罕·林肯、乔治·华盛顿、富兰克林·罗斯福，而最差的总统中第一名就是沃伦·哈定。
美国著名史学家阿瑟·林克和威廉·卡顿在他们合著的《美国时代》一书中这样描述哈定：“把一个平庸之辈推上总统宝座，这实在是历史开的一次玩笑，然而这种玩笑也并非个人意愿的产物。”马克思在谈及路易·波拿巴时说，“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的历史演变，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英雄的角色。”哈定上台后，一再虔诚地表示自己要当一个好总统。他说：“我不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但是，也许我可以作为一个最受人爱戴的总统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为了使每个人都喜欢他，他几乎是卑躬屈膝地工作，让国会和内阁去领导立法和外交政策。也许是因为哈定过分“善良”了，使得他十分轻信别人的诺言，于是一些只会花言巧语、夸夸其谈，暗中却想捞一把的人被哈定拉到了身边。
历史有情亦无情。哈定因为平庸而坐上总统宝座，但并没有如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作为一个最受人爱戴的总统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恰恰相反，他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美国历史上“最差的总统”。然而当人们将哈定评判为最差总统时，应该只责备他一个人吗？莫鲁瓦在他的《美国史》中写道：“选民们之所以挑选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平庸的美国人。他们的错误也正在于想把一项超人的任务委托给一个庸人。”当然，大多数选民是被蒙在鼓里的，真正要负责的是一批政客和可怕的“社会惰性”情绪。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当时美国社会尚未十分紧迫地把“一项超人的任务”提到历史舞台上来，只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美国才需要和可能产生像罗斯福那样杰出的政治家。在哈定时代，美国社会只需要也只可能产生类似哈定那样的平庸之辈，这是哈定的悲剧，亦是时代的悲剧。
九、软弱与平庸的代价
在前往阿拉斯加开始“谅解之旅”时，哈定就曾对威廉·埃伦·怀特哀叹地说：“我的上帝啊，这简直不是人干的活！我与敌人之间倒是没什么，我可以把敌人们关照得好好的。但是，怀特，我那些该死的朋友们，我那些该千刀万剐的朋友们，他们是一帮让我彻夜难眠的家伙啊！”所以，与其说哈定是因为工作劳累而死，倒不如说他死于朋友们的背叛。因为哈定在整个旅途中都很难进入睡眠状态，他异常焦虑与烦躁。于是，他整日无休无止地打桥牌，他似乎从来不想一个人待着，总是缠着别人交谈到深夜，他心里显然有什么揪心的事。
在此次旅行途中发表演说时，他几乎已没有了昔日能言善辩的风采。
在驶往阿拉斯加的小船上，他把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叫到船舱里：“如果你得知我们的政府里有一个巨大的丑闻，你是选择为了国家和政党的利益将之公之于众，还是把它隐瞒起来呢？”胡佛回答道：“公之于众，至少要让人们相信你是诚实的。”但当胡佛问哈定出了什么事时，哈定便立即终止了谈话。由此可见，哈定的焦虑与绝望一定与此相关。因为，在哈定找胡佛谈话之前，海军的一架飞机从华盛顿给哈定送来一封加密的长信，哈定看完这封信后立即就崩溃了，一整天都在自言自语，并向身边的每一个人讨教：如果总统的朋友犯了错，他该怎么办？直到他乘坐的船停靠在温哥华，哈定情绪才稳定了一些，然而当他的船离开加拿大再次驶向大海从侧面撞上了一艘驱逐舰时，哈定又一次陷入了绝望。事故发生后，哈定的贴身保镖布鲁克斯（Brooks）第一时间冲进他的船舱。此时的哈定躺在床上，双手捂着脸，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布鲁克斯告诉他，只是发生了一起轻微的撞船事故。哈定却说了一句：“我希望船沉下去。”今天的我们当然无法知道当时的哈定在想什么，但哈定能说出如此绝望的话，足以证明他已生无可恋。
哈定为什么会生无可恋呢？或许这一切要追溯至哈定当选美国总统之初。因为缺乏自信，哈定打算组成一个由知名人士和他的朋友们组成的内阁，来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但他的想法未能如愿。针对国务卿的职位，哈定先是邀请了著名的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但遭到拒绝，于是他便提名了来自西部的好友、参议员艾伯特·福尔（Albert Fall）。巴特勒得知后深感震惊，他提醒哈定：“福尔在科罗拉多声名狼藉，不能提名他担任任何内阁职务。”虽然最后哈定还是接受了巴特勒的意见，提名了无可挑剔的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担任国务卿，但这加深了他的不安全感。最后哈定不知为何，还是提名了福尔担任内政部长，后来也正是这一提名使他追悔莫及，深陷绝境。
软弱的人通常会反复无常。哈定上任之后便置许多反对意见于不顾，执意要回报自己政治上的良师益友哈里·多尔蒂，他把司法部长一职给了多尔蒂。哈定还在公开场合说，“哈里·多尔蒂从一开始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已经告诉他，在我的内阁中，除了国务卿之外，他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任何职务。他说他想当司法部长，我就向上帝保证，他将成为司法部长！”[1]因为哈定认为，如果不给多尔蒂他想要的东西，自己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这就是所有不自信的人都会在乎的一种潜意识。有恩必报，对个人来说或许是优良的品德，但作为美国总统则是致命的弱点。
哈定很想让查尔斯·道威斯（Charles E.Dawes）担任财政部长。道威斯是一个经历丰富的人物，曾担任过麦金莱政府的货币审计官，但道威斯也拒绝了哈定的邀请。同样出于报恩的考虑，哈定否决了伊莱休·鲁特担任战争部长的决议，而是任命了平庸的约翰·威克（John W.Week）为战争部长。因为威克是共和党的一位主要资助者。
据当时纽约《世界报》（The World）的报道，哈定政府的内阁主要由哈定的密友组成，而且除了休斯和胡佛之外，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是总统打扑克的固定牌友，这也就注定了哈定在任期内一定会被朋党所左右。随着令人震惊的丑闻不断被曝光，哈定任内的一切努力几乎都化为乌有。而这些令人震惊的丑闻几乎都与哈定的密友有关。
例如，被哈定视为恩师与密友的多尔蒂说，他在煤矿和铁路工人罢工的幕后，看到了“苏联政府的红色代理人”的可怕之手，于是便立即发布了一条不可思议的禁令，禁止罢工工人集会、组建纠察队和进行宣传，这在美国是违宪的。于是一位国会参议员提出了弹劾司法部长的决议案，正是因为这份弹劾决议案，使得共和党在1922年的民调中遭到了严重挫败。
同年秋天，哈定的老朋友——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福布斯上校（Colonel Forbes）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盗窃国库。他先将每套1.27美元的新床单以每套27美分的价格卖出84000套，随后他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再以每套30美分的价格进行回购。
哈定的一生充满了不幸和戏剧性，他德薄才鲜，性格优柔寡断，短短两年的总统生涯里被爆出无数的丑闻，最后竟然连死因都没有大白于天下。也许用这样的方式结束任期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吧。
注释
[1]Francis Russellf,The Shadow of Blooming Grove,New York:McGraw-Hill，1968，p.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