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末日总统胡佛
末日，在人类社会中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字眼，当然在现实中这一天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在美国近现代历史上，曾有一位总统几乎将美国乃至世界带到了末日边缘，这个人就是1929年3月登上美国总统宝座的胡佛。
和哈定不同，胡佛是一位私德无亏、工作干练而有能力的总统。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与他有直接的联系，但它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却与他执政时所采取的政策有着必然的联系。
一、难以改变的基因
胡佛出生在一个连续五代人都生活在封闭的公谊会（美国基督教新教宗派之一）中的家庭，虽然这一家族不断地迁徙，但宗教信仰却始终如一。他的母亲是公谊会中做礼拜的领拜人。胡佛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具有浓厚公谊会价值观的环境中，这些价值观包括：勤俭节约、努力奋斗、谦虚谨慎、严肃认真、个人责任，以及由大人严格管教的道德意识。虽然公谊会在意识形态上持温和而自由的立场，但在生活中信徒们是极端压抑的。
胡佛的父亲杰西·克拉克·胡佛是一位铁匠；而他的母亲，赫尔达·明索恩·胡佛，则是一位神学院毕业生。胡佛说，他母亲是“一位面容甜美的妇女”，“是公谊会集会时众望所归的发言人”，是一位富有魅力、办事干练的女性。
其实，胡佛的童年是多灾多难的，当他还是婴儿时，就感染了严重的格鲁布性喉头炎；两岁那年冬天，在长时间哽噎和痉挛后，他失去了生命体征，是他的姨妈在搬动他的“遗体”时，才发现他又有了生命迹象。所以他的母亲坚信，这是上帝被她的祈祷所感动，将儿子还给了她。[1]除了喉头炎，童年的胡佛还患过麻疹、腮腺炎、白喉和水痘，这些在当时都是十分严重的疾病。
胡佛6岁那年，他的父亲便因为伤寒去世，年仅34岁。父亲的去世使他的家庭突然陷入了困境，所以他的母亲只能做一些缝纫活补贴家用。更不幸的是，胡佛8岁时，他的母亲又被肺炎夺去了生命，从此他和四个兄妹成为孤儿。四个兄妹分别由叔叔、舅舅、姑妈、姨妈收养，胡佛则被叔叔艾伦·胡佛（Allen Hoover）收养。1884年，因为家境贫寒，胡佛又被叔叔送往了俄勒冈州（Oregon）的舅舅约翰·亨利·明索恩（Henry John minthorn）的家里，9岁的胡佛只能接受他们的安排。在漫长的火车旅途中，胡佛写了两张箴言卡：“上帝呀，我的救星不要离开，你也别抛弃我；我绝不离开你，也绝不抛弃你。”为了上学，胡佛每天必须要挣50美分，所以整个夏天，胡佛都在清除洋葱地里的杂草。在舅舅家里，胡佛根本没有什么快乐可言，他的舅舅沉默寡言，却十分严厉。
在胡佛15岁时，舅舅决定让他到当地的一家公谊会土地垦殖公司做杂工。16岁时，胡佛的命运迎来了转折点。在和一位采矿工程师聊天时，这位工程师告诉他，应该自己规划未来的人生，并建议他到斯坦福大学学习工程技术。
出于信仰的缘故，胡佛的舅舅、叔叔、姑姑、姑妈都希望胡佛像他哥哥一样上一所公谊会学院，他的舅舅还为他争取到了印第安纳州厄勒姆学院（Earlham College）的奖学金。但胡佛坚持要上斯坦福大学，于是他与家人们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直到后来他们知道斯坦福大学一年级的入学考试将由著名的公谊会数学家斯温（Swain）教授主持时，才同意了胡佛的选择。
胡佛在斯坦福大学的入学考试并不顺利，除数学之外都不及格。或许是因为斯温教授喜欢胡佛，也或许是因为胡佛是公谊会教徒，斯温教授与年轻的胡佛进行了一次长谈，鼓励他在秋季开学前到斯坦福大学接受专门辅导。于是胡佛拿着自己积攒的160美元和从父亲的遗产中继承的500美元，以及他母亲家人资助的50美元，开始了他斯坦福大学的求学之旅。
在胡佛的原生家庭中，根本没有政治的影子。他的叔叔拉班只是一个印第安人的代理人，仅仅在1880年参加过加菲尔德[2]运动（Garfield campaign）。这就是胡佛童年和少年时代接触过的全部政治。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造就了胡佛自卑和压抑的性格，这使他从小就极不喜欢在公众前抛头露面，即使在游戏中胡佛也没有发挥过领袖的作用。在胡佛身上，来自父亲的遗传基因远远大于母亲，因此胡佛一生更擅长处理具体事务。
胡佛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对公共事务的接触，主要是来自与一位已经退休但喜欢争论的老民主党人霍布森（Hobson）的接触，因为他经常与公谊会中的共和党人进行辩论。双方对各种政治问题争论不休，但这些争论的结果千篇一律，那就是每个人都对对方的顽固和短见深恶痛绝。”[3]所以胡佛终生都认为政治是一场以“深恶痛绝”收场的闹剧。在公共事务中，获胜的一方就是正确的。在胡佛的青少年经历中，他没有可以效仿的家庭榜样，也没有与哪位政治人物产生过共鸣，更没有在观众面前阐述观点的机会。
1891年年初，胡佛考入斯坦福大学，在学校期间，胡佛是一位自我边缘化的人，学生联谊会中从来没有他的影子。胡佛的童年颠沛流离，使他一生都犹如一只毫无安全感的惊弓之鸟。成年之后，他一直都在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稳定的世界，一个他自己可以控制的世界。
1895年胡佛从斯坦福大学毕业，1896年到中国开滦煤矿任职，在光绪27年（1901年）英商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即今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开滦煤矿）发出的临时股份证明书上，右下角总经理一栏的亲笔签名为——HC.Hoover。作为斯坦福大学的优等生，胡佛赚钱的能力是很强的，此间，他已握有若干矿业公司的股权。1908年，他还创办了一个工程咨询公司，并在纽约、伦敦、旧金山及其他地方设立了办事处。1909年胡佛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讲学，这些讲稿后来汇编成一本书，名叫《矿业原理》，并于同年出版。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救助那些身无分文被困于欧洲的美国人，美国政府委派胡佛担任了美国救济委员会主席。在救济委员会的帮助下，12万名贫困美侨返回祖国。正是由于胡佛在战争与饥饿救济中的杰出成就，使得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了美国社会的风云人物，当时美国的一些学者称赞胡佛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胡佛被美国政府任命为美国粮食总署署长，甚至连当时美国的家庭主妇都知道，所谓“胡佛化的管理”，意味着实施最经济的家庭食品安排。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到处缺钱缺粮，饥民充斥城乡，所以协约国首脑一致同意任命胡佛为救济与复兴署署长，直接负责战后食品短缺的问题。《巴黎和约》签订后，官方救济组织停止活动，胡佛又建立民间组织，对欧洲一些国家的儿童及难民继续施行救济。此间胡佛共募集救济款2.5亿美元。从1919年10月至1921年3月，胡佛被国内外85所大学授予荣誉学位，共获得国内外一些团体组织颁发的468枚奖章、奖品和勋章。1921年3月4日，参议院批准了哈定总统对胡佛的商务部长任命。胡佛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七年，历经两任总统，直到1928年他当选总统为止。
1927年8月2日，柯立芝总统宣布他将不再竞选连任，于是共和党党内大佬便提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胡佛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1928年6月，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胡佛在第一轮投票中便以绝对优势获得参加总统竞选的提名。
在1928年大选中，胡佛提出的主张是个人主义和机会均等，把社会各阶层自愿合作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凭借从大战中牟取的暴利推动经济实现快速发展，这一阶段正是共和党当政，所以人们便把这一阶段的“繁荣”与共和党联系起来。因此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胡佛，在竞选中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势如破竹，以很大优势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史密斯。最后胡佛以444张对87张选举人票的绝对优势，战胜对手当选总统。1929年3月4日，胡佛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自此，胡佛成为第一个出生于密西西比河西部地区的总统。
当时的《华尔街日报》在胡佛就职时说：“毫无疑问，胡佛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商业总统。”
1930年，为了兑现竞选时的承诺，胡佛不顾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已进入萧条的前夜，一意孤行提高了农产品的进口关税，并签署了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2000种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正是这个法律，使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的关税措施，当年便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骤降50%以上。
1930年的美国与胡佛在1928年竞选总统时的美国已大不相同。由于胡佛坚决反对由国家援助失业人口，所以美国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只能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简陋的栖身之所。当时，美国有这样一首儿歌：“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了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
但胡佛却在他的国情咨文中说：“经济不景气的问题，是绝不能用立法的方式或行政的命令来解决的。经济创伤只能由经济实体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自我治疗。”然而这对于已危机深重的美国来说，起到的作用却是相反的。直到1931年12月8日，胡佛在他的第三个年度国情咨文中仍坚持：“联邦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介入经济领域”，“即使介入也是暂时的和迫不得已的”，“联邦政府的职能在于维持这种平衡，而不允许任何个人或集团享有特权。它只能扮演一个规范性的角色，而不能成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导者。”那么胡佛真的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吗？当然不是。
其实胡佛对于经济危机，并非“自由放任”，而是采取了一系列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对市场进行了另类的干预，这些措施包括提高工资和物价等，正是这些错误的政策才导致当时美国的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对此胡佛自己是有认知的。1930年他曾对秘书说：“我们面临的形势，使这间办公室形同地狱。”从1931年秋开始，胡佛就沉默寡言，即使最亲密的同事跟他打招呼，他也经常一声不吭。他对白宫里的服务人员完全视而不见，他说他不喜欢在大厅里看见服务人员。所以当白宫响起总统将至的铃声时，男佣们会疾速跑进已经挤满女佣的小房间里。其实，此时的胡佛已经是一位重度抑郁症的患者。当一位秘书询问他为何不与人做简短交谈时，他恼羞成怒地说：“现在正值国难当头，我有其他事情要做。”所以当时的国务院官员只能提醒递交国书的外国大使说：“不要认为总统不热情有什么外交含义。”此时胡佛已严重失眠，每天晚上只睡三个小时，他的双手一直不停地颤抖。1932年的胡佛，已经头发花白，看上去像比1928年老了20岁。当共和党领导人前来汇报时，胡佛说：“如果他们全都走开，让我一个人开展工作，我也许能够扭转局面。”在他竞选连任即将结束之际，当帕拉阿图（Pal·Alt）女童子军代表向他献花时，胡佛忍不住老泪纵横。这个12岁的小女孩转身问：“妈妈，当总统是不是很难啊？”
其实胡佛是在全国一片谴责声中决定参加1932年总统大选的，这不知是出于对权力的迷恋，还是潜意识中对自己自卑情结的补偿。胡佛最初的计划是只为竞选连任发表几次讲话，但不知是什么原因，从8月开始，他决定进行全国巡回演讲。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胡佛竟然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美国人民的救星。他说：“他将动用一切手段赢得选举的胜利，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胜利对于国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胡佛在这次竞选中一共发表了200次演讲，但主要内容都是为自己进行辩护。
胡佛在自己家乡艾奥瓦州首府得梅因（Des Moines）的一次演讲中说：“世界稳定的关键握在我们手中，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一次机遇，并且情况正变得越来越乐观。让那些抱怨目前形势糟糕透顶的人们为我们这场胜利感谢上帝去吧！”但这完全是一个弥天大谎。
虽然由胡佛竞选团队特意请来捧场的现场观众对胡佛的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但在街头，胡佛得到的却是铺天盖地的怨恨。1932年，胡佛在底特律发表演说时，愤怒的人们高呼“绞死胡佛！”当他驱车前往体育馆再次发表演说时，“沿途所见是数以万计默不作声、怒目而视的男女老幼。当他在万圣夜来到麦迪逊广场花园时，数以万计的人向他高呼‘我们要面包！’与1928年竞选中赢得了40个州的战绩相比，1932年11月8日，胡佛只在6个州取得了胜利，因为当时45%的工人都处于失业状态。”
二、胡佛的罪恶
政治权力实质上就是说服的权力。美国总统的责任就是说服人民，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做他希望他们做的事情，但胡佛却做了与人民意愿相反的事情。胡佛虽然不是大萧条的始作俑者，但他骨子里的自私，使他成了助推大萧条的罪魁祸首。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都对他成年后的行为方式起着重要的作用。胡佛担任总统期间的行为，更多的是受他童年时期形成的潜意识心理的影响。胡佛的悲剧源于其内心被他精神上的自私所绑架。胡佛当然不是愿意看着人民受苦受难的食人恶魔，他甚至不是典型的政客。胡佛和哈定不一样，他从来没有像哈定那样将每一个潜意识中的那种自我毁灭的无意识放大，在他的潜意识中，更多的是强烈的自卑导致自私的条件反射。
胡佛卸任总统后，曾收到一位女学生的来信。这位女孩在信中问他：“您认为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胡佛回答道：“毫无疑问，伟大领袖的条件，包括正直、学识、管理经验、内政外交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对于美国传统和生活方式的热爱。”但问题是，胡佛似乎具备了所有成为伟大领袖的条件，但最终却成了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之一。
在大萧条之前，许多美国人都认为胡佛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他自己在1928年接受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也说：“今天，我们美国人即将赢得消除贫困战争的最后胜利，这对任何一片土地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的穷人救济院即将成为历史。虽然我们尚未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但如果能够按照过去八年的政策继续前进，我们很快就会在上帝的帮助下，迎来贫困在我们国家销声匿迹的那一天。”[4]胡佛在宣誓就职的当天说：“我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毫无畏惧可言，我们的前途充满希望，一片光明。”但仅仅过了一年，胡佛就将美国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三、这个世界最难的事就是让自卑的人讲真话
所有的灾难从1929年万圣节前一周的10月23日这天开始。这一天，美国股市的市值损失超过了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到11月，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市值平均下跌了40%。可就在美国股票市场暴跌的第二天，胡佛还信誓旦旦地说：“全国的基本经济形势，即商品的生产和分配，仍然处于良好和繁荣状态。”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他在当年11月召开的一个企业界人士的会议上曾私下说：“一场萧条即将来临，这将是一场严重的萧条。”但他为什么在公开场合却刻意隐瞒事实，对全国人民撒谎呢？因为他没有勇气直面残酷的现实。事实上，他一直在撒谎。同年12月3日，胡佛对美国民众说：“现在的失业和损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遏制住了。”他还在1930年1月宣布，“失业趋势已经得到了扭转”。同年3月7日他又说：“自去年12月开始，就业率已经在慢慢回升了”，“所有情况都表明，在未来的60天内，崩盘对失业问题的最坏影响将成为过去”。即便到了1930年5月，胡佛还在声称，他的计划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衰退已经“大大地缓解了”，“我们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只要我们继续团结奋斗，很快就将恢复过来，企业到秋季将恢复常态”，“萧条已经结束了”。这就是胡佛当年向美国民众发出的信号。
他给自己撒谎找的理由是：任何人也不能占据着总统宝座，却不对合众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对于一个自信的民族来说，总统官邸，应当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洋溢着兴高采烈的勇气和力量。所以现在不是轻言退缩的时候，我们民族的精神永远不会容忍失败。[5]而这些，其实不过是胡佛为掩饰自己的谎言而编造的。
就在胡佛宣布经济复苏即将到来的时候，美国人的生活却越来越艰辛。1929年那个“黑色星期四”之后，美国失业率直线上升。截至1931年1月，全美最大的19个城市的失业率上升了149%。1931年10月，苏联一则招聘6000名熟练工人的广告，竟引来多达10万名美国人到苏联求职。在1931年4月至1932年5月的13个月中，芝加哥各学校的教师有8个月没有领到工资。1931年年初，俄克拉何马市（Oklahoma City）、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圣保罗（St.Paul）和纽约等城市相继发生了饥民暴动。到1931年夏天，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市（Lawrence），所有的磨坊和工厂都关门停业了。
1932年，已有40%的美国人入不敷出，100万人流离失所。一个又一个城市救济基金支出殆尽，2000万人的存款因为银行倒闭而化为乌有。许多无家可归者在垃圾焚烧地过夜，大量家庭靠蒲公英汤或偶尔才有的施舍为生，营养不良的现象比比皆是，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失去了工作、房子、存款和尊严。
更为可笑的是，1931年，胡佛竟然给一个喜剧团发了一份电报，说国家需要一些笑料来荡涤“萧条”，问他们是否愿意进行创作。他还对著名歌手鲁迪·瓦利（Rudy Valley）说：“如果你能唱一首歌，让人们忘记他们的痛苦和萧条，我将给你颁发一枚奖章。”
四、胡佛该对大萧条中的灾难负责吗？
胡佛当然应该对大萧条时的错误政策负主要责任，例如他对救济金问题采取的政策。
1930年夏天，一场严重旱灾席卷了美国西南部地区。当时的农业部长提出了下拨2500万美元救济金的建议，国会也主张通过一项授权拨款6000万美元的法案，但胡佛认为恢复繁荣不能通过侵吞公共财政或者把人们的不幸政治化来实现，并以此为借口否定了该建议和法案，致使500万农民破产。在1930年圣诞节时，联邦参议员威廉·博拉（Wiliam Borah）愤怒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赶紧想办法让挨饿的人糊糊口吧。”在此情况下，胡佛却提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计划，向农民提供购买种子、化肥和牲畜饲料的贷款，而不是直接发放救济金，更不是提供挽救生命急需的救济品。直到1931年，胡佛仍坚决拒绝向饥饿的农民提供食物。
胡佛一直认为，发放救济金是美国红十字会的事情。而1930年11月，美国红十字会可以动用的非专项资金只有区区500万美元。所以，截至1930年年底，美国红十字会只向五万个家庭发放了救济金，平均每个家庭只拿到了10美元。
胡佛曾是一位享誉全世界的救灾救济专家，本来可以在大萧条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但他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冷漠的决定呢？胡佛童年被贫穷塑造的自私与自卑的心理，使他缺乏对制度的起码信任。他担心，下拨救济金会为一些人侵吞公共财政大开方便之门。于是，他坚持认为“自助”和“本地责任”的原则一旦垮塌，将从根本上动摇“自治制度”。
1930年10月，在人口占全国10%，而失业人数占全国总失业人数16%的宾夕法尼亚州，候任州长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呼吁：如果想让这些人活下去，我们就必须给他们饭吃。就在国会议员和州长们为使联邦政府再下拨几百万美元的救济金而奔走疾呼之时，胡佛的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RFC）却每天都在向一些莫名其妙的项目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贷款。一位国会议员愤怒地说：“胡佛总统愿意帮助别的国家，但对于嗷嗷待哺的美国妇女和儿童，却一分钱都不愿意给。”
胡佛对那些呼吁发放代金券、进行公共建设和发放救济品的国会议员们冷漠地说：“只要我还坐在这张桌子旁，你们就休想得逞。”
五、绞死他
迫于生活的压力，1932年，一支两万人的“补偿金远征军”遵循“不乞讨、不喝酒、不偏激”的原则，从全国各地乘坐火车、靠人们的施舍抵达华盛顿，他们要求立即发放应于1945年给他们的退伍军人补偿金。
6月15日，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发放补偿金的法案，但遭到了参议院的否决。于是这些老兵们聚集在国会大厦外面和平示威，希望国会和总统能帮助他们。到7月，老兵们已经在华盛顿停留了两个月，在此期间，胡佛接见过重量级拳击比赛冠军、妇女联谊会成员代表团和散文竞赛获奖者，但始终没有接见过“补偿金远征军”的任何人。在这届国会会期的最后一天，“补偿金远征军”领导人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发表演讲说：“我们将待在这里不走，直至我见到胡佛为止。”他们希望胡佛像他经常做的那样，让国会在闭会期间召开一次会议。
然而，胡佛却下令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 Arthur）将示威者逐出了华盛顿，同时焚烧他们居住的简易房屋和帐篷。军队在施放催泪瓦斯时，还熏死了一名初夏时在营地里出生的婴儿。远征军为这名婴儿写下墓志铭：“在此长眠的是伯纳德·迈尔斯（Bernard Myers），只有三个月大，被胡佛总统下令用瓦斯熏死。”当时，一个作家代表团前往白宫抗议军队对平民的镇压，却没有得到胡佛接见，当他们准备离开时，竟听到一群孩子在为胡佛献唱：“祝您生日快乐！”
在胡佛代表共和党参加第二次总统大选投票的那天晚上，人们都不敢相信这个头发花白、面容憔悴的人就是他们以前认识的胡佛。此时电报已像雪片般从四面八方飞来，向他报告败选的消息。
对于他的失职，胡佛一直在为自己进行辩护，他说：“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维护了我们的原则的神圣性，正是这些原则使合众国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共和国。”胡佛认为，自己进行的这场斗争，不是观点问题，不是面对不确定性时的探索与妥协，而是一场为了捍卫“高于一切”的原则而进行的战争。
极度自卑的性格让胡佛很多行为都有人格分裂的倾向，比如胡佛当年依靠报纸和广播胜选，但他实际上却非常厌恶公开演说，认为“当总统不是演马戏”。他在自己的《美国的个人主义》（American Individualism）一书中写道：“人群容易受到蛊惑，他们破坏、憎恨、梦想，但从来不会建设。”
其实当总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演马戏”，必须要能领导白宫打动民众的心灵，其重要性不亚于触动人的思想，他必须能把民众的信念、热情和勇气激发起来。
胡佛与新闻界的关系开局良好，在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表示希望与记者建立比其前任更加亲密的关系。但新闻界很快就对他产生了不满，因为胡佛很快就开始背离自己确定的规则，做事情越来越秘而不宣，经常对记者出现的错误进行训斥，禁止记者接近他的住所，还经常临时取消记者招待会，对记者提出的问题置之不理。
胡佛的公开讲话很少详细地谈论某一项政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阐述模糊的道德原则和目标。在总统任内，胡佛一共发表过21次广播讲话，而且主要是面向特定群体，而不是全国。虽然他在大萧条期间的讲话显示，他的确在努力想尽一切办法鼓舞人心，让人心惶惶的国家平静下来，但他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误，不惜歪曲一个又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在人际关系中，胡佛的人格分裂更加明显了。这个令白宫服务人员望而生畏的胡佛，在白宫经常是宾客盈门，以至于他的夫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喜欢热闹而非独处的人，而实际上胡佛是一个特别厌恶社交且令人扫兴的人。
胡佛在工作上投入的时间的确比任何一位前总统都多，而且他拥有卡片索引般的记忆力，并具备一种常人所没有的、能迅速从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的能力。见过他的企业家都说：“胡佛比我还了解企业。”胡佛可能是一位伟大的工程师，因为他的思维是通过有形的、可见的图形来表达的。所以他在听别人发言时，会一边听一边画几何图形。当他说我们国家的基本面是好的时，他脑袋里想象的一定是工厂，因为胡佛只能看到一个有形的、可见的世界。
在胡佛想象中，美国社会“只能产生于自由赛跑的竞技场”，所以美国的领导者不能像蜜蜂选择蜂王那样被选出来，也不能借助神的授权，只能从自由绽放中产生。
一个正常人的生活，需要安全感作为基础。而安全感差的人，更倾向于逃避问题，胡佛就是这样一种人。他的原生家庭像一个极其狭小的笼子，即便他长大后走出了笼子，那个虚幻的笼子仍会一直限制着他。
六、“黑色星期四”
和历史上任何时候一样，在神话变成笑话之前，很少会有人相信警告，因为任何理性的警示，在疯狂的社会中都会被视为罪恶。在任何时候，赞美都是权力最欢迎的方式，可是赞美从来都是灾难的开始。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佛罗里达飓风三年之后，一场情形更加惨烈、损失也更为巨大的人为雪崩，首先席卷了美国，随后又波及整个世界，这就是历时四年、间接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大萧条。
所有人为灾难的背后，都隐藏着人性贪婪的本性，大萧条只不过是人性贪婪的集中显性表达。所有投机活动导致的泡沫，都同时具备两个特征：一是投资者与他们买卖对象的直接关联较弱，需要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中间环节才能联系起来；二是人们对资产增值怀抱无限期望，天真地认为只要能维持投机者数量的“供给”，资产的市场价格就可以被无限制抬高。
当时有一位“美国梦”的代表人物，名字叫约翰·拉斯科布（John J.Raskob）。他出身寒微，年仅22岁便当上火药帝国杜邦集团掌门人皮埃尔·杜邦的秘书。他因为说服杜邦买下陷入财务困境的通用汽车的控股权而声名鹊起。
1928年，拉斯科布已经身兼杜邦和通用汽车两家大公司的副总裁（主管财务），并被教皇授予圣格利高里骑士勋章，马耳他骑士团还邀请拉斯科布担任他们的司库。1928年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尔史密斯推举他出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主席。当时他是万千美国民众心目中“美国梦”最成功的典范。
1929年8月，他在接受《女士之家》杂志采访时说：“人人都应富起来。”（Everybody ought to be rich）不是代表可能性的“可以”（can be），而是带有强制色彩的“应当”（ought to be）。
按照拉斯科布的理论，一个普通人只需每月省下15美元，购买走势坚挺的股票，并且不把红利花掉，那么经过连续20年的钱生钱、利滚利，他将积累起至少8000美元的资产，以及每个月大约400美元的投资收入。
正是“人人都应富起来”的奇谈使整个美国陷入金融投机浪潮中而无法自拔。《牛津美国史》对此是这样记载的，“一种普遍高涨的情绪，把越来越多的迷糊人拉进了投资市场当中。股票经纪公司纷纷在各城镇和大学校园附近开设分支机构，寡妇、蓝领工人、擦鞋匠、侍应生，甚至那些并不十分渴望进入股市的人都在冒险把他们的积蓄投入到股市中，以获取唾手可得的财富。媒体已无暇报道社会犯罪或者国际事务，只死死盯住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行情，全美仅从事买进和卖出业务的股票经纪人的账号就有60万个。”
表面上，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带来的普遍繁荣。因为仅1928年，美国本土企业的净利润就平均增长了76%；股东收益从1922年到1929年共增加了108%。然而随着入市人群和资金规模的持续扩大，企业主们便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股票市场的繁荣看上去并无终结的迹象，那么与其把资金投入到获利周期较长的扩大再生产中，倒不如自己来当放贷者，通过股票经纪人把资金借贷给急于搭上“牛市”班车的中小股民，从股民的短期买空卖空中赚取“快钱”。这样，美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就变成了纯粹的数字游戏。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年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率在5.5%上下，而经济活动中的货币流通总量每年却增长了7.7%。从1921年6月到1929年6月的八年间，美国实体经济的规模扩张了50%，而银行储蓄和信贷总额却增加了224%。到1929年夏天股灾爆发之前，美国与股票经纪人关联的贷款总额，已经占到广义货币发行量的9.6%。
当时的银行已经不像银行，更像证券公司的推销商，除了汽车轮子，他们什么都敢向客户提供。在“人人都应富起来”这一口号的感召下，美国的股票投机活动在1928—1929年达到了巅峰。当时从纽约、旧金山到中部平原最贫瘠的村庄，几乎所有人在茶余饭后都对美国经济高谈阔论，哪怕那些在不久前还把股票报价机当作神秘外星事物的人，如今手里也持有了几百股休斯敦石油公司的股票，并且对那些神秘的数字符号津津乐道。
其实，当时的美国并不存在数量足够多的、能够维持稳定增长的经济部门。除汽车、通信和航空业之外，其余产业都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度充当了全欧洲粮仓的美国农业，随着欧洲粮食、棉花产量的恢复和关税壁垒的建立，产能严重过剩的美国农产品已迅速陷入无人问津的状态。
按照1918年以来的历史经验，每隔两年美国经济就会出现一次“习惯性”的小规模收缩。当时若以1927年年初美联储降低贴现率作为一个新周期的开端，那么，胡佛担任总统的1929年将是决定性的一年：要么股市打破铁律、继续维持上涨，要么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出现。所以1929年美国股市的大崩盘，是一桩事先张扬的“自杀案”，只是多数人无动于衷罢了。其实所有的经济危机都是从金融危机开始的。1929年3月25日，注意到坏账率节节攀升的美联储，被迫向其下属的12家联邦储备银行发出警告：不得再向任何形式的投机活动放贷。从那天开始，美国股市一鼓作气再攀高峰的趋势就消失了。
金融统计学者和商业咨询顾问罗杰·巴布森（Roger Babson）在1929年9月5日预测：“崩盘迟早会发生，而且影响将极为可怕，道琼斯指数很可能会下降60点到80点，接着是工厂大面积倒闭、工人失业，最终形成一场巨大的商业萧条。”
果然在10月19日总成交量继续上升的同时，美国大公司的股价普遍出现了下跌趋势。两天后纽约股市的成交量，创造了历史第三高纪录，但总体指数依然在下滑。仅10月23日一天，主要工业股票就把6月底以来取得的全部涨幅亏光。到了10月24日星期四，股市开市后仅两个小时大盘就下跌了11%，11点时恐慌性抛售开始出现，并在半个小时之内席卷全场，11位被强制平仓出局的投机者，当场跳楼自杀。此时的美国股市和几个月前的情况完全相反，再低的价格也没有下家愿意接盘了。这一天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黑色星期四”，美国经济的大崩溃自此开始。
当雪崩发生时，任何非自然的力量都是无法阻止的。经过短暂的休市，10月28日，美国股市暴跌再度开始，道琼斯指数破纪录地下滑了38.33点，相当于跌去12.82%。10月29日这个“黑色星期二”最终成为纽交所创建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道琼斯指数跌幅达到11.73%，前半个小时的卖出量就高达300万股，所有人都在不计代价地抛出。“黑色星期二”的成交量，最终停留在了1641万股这个数字上。由于下跌的速度过于惊人，自动报价机直到收市之后两个半小时才打印出全部股票的最终价格。《纽约时报》关注的50种主要工业股的平均价格下跌了43%。“白骑士”们在五天前试图拯救的蓝筹股，无不以暴跌收场，通用汽车公司流通股的市面价值在两天之内缩水了20亿美元，整个市场的总损失则高达300亿美元。与股市捆绑在一起的信托交易所及小型交易所更是一片惨淡。高盛公司主推的信托产品“蓝山”的收益在一周之内跌去87.5%，公司市值损失了92%。事实上，从米切尔到威金，银行家们正背着他们的客户，将自己持有的股票抛出。“在恐慌的冲击下，那些素来不引人注意或者被证券市场的乐观情绪所掩盖的‘病毒’，开始围攻国民经济的整个躯体，其状况犹如人体的某一关键器官失灵之后，病毒便可以不受控制地蔓延到全身一样。”“不管有多少大亨宣称诸事顺遂，一场人类的大灾难从此开始了。”对于这场灾难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阿瑟林克（Arthur S.Link）在梳理了从股市崩盘到全面萧条之间的演化逻辑后说：“证券市场的崩溃虽然没有立即摧毁企业界的信心，却足以对其产生严重动摇，继而导致金融体系的削弱和工业发展速度的放缓，并使得美国骤然紧缩在海外市场的投资和进口。国际市场上美元流通量减少，在1931年引发了欧洲的严重金融危机，继而更进一步造成了美国银行业的凋敝和工商业的萧条。”仅1931年美国就有3600家银行倒闭，损失存款高达22.5亿美元，当美国“熊市”在1933年7月终于触底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已经萎缩到1929年9月的水平，约16740亿美元在这个过程中蒸发，美国仅股票市值的损失就相当于美国一战军费的三倍。
在这场灾难中，那些曾经活跃于“柯立芝繁荣”前台的企业高管和金融巨头们，几乎没有一人能在萧条中独善其身，致富传道士拉斯科布的帝国大厦在建成后的前三年几乎招不到租户。他的老对手——通用汽车和雪佛兰公司创始人杜兰特在1936年宣告破产，晚年以开设兼卖快餐的保龄球馆为生；被参议员格拉斯指控为“股市崩盘五十元凶”之一的米切尔因为逃税被捕；“白骑士”惠特尼则在1938年被举报长期贪污和挪用公款，因此获刑三年。而这一切多拜胡佛所赐。
从一战后美国社会的风云人物、“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到被媒体盛赞的“很有活力的商业总统”，再到沉默寡言的重度抑郁症患者、遭民众怨恨和唾弃的历史罪人，其间不难看出原生家庭对胡佛人生轨迹和性格行为的投射效应。童年颠沛流离、缺少安全感的生活在胡佛心中埋下了自卑又自私的种子，或许，“最糟糕总统之一”的结局早已是命中注定。
注释
[1]WillIrwin Herbert Hoover,A Reminiscent Biography,New York:Century Press，1928，p.7-8.
[2]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A.Garfield）是美国第20任总统，也是美国首位具有神职人员身份的总统。他于1880年12月2日当选，上任四个月即遭暗杀，是美国第二位被暗杀的总统。——编者注。
[3]Herbert Hoover,The Memoirs of Herbert Hoover,New York:Macmillan，1963，p.17.
[4]Gene Smith,The Shatterd Dream,New York:William Morrow，1970，p.5.
[5]Eugene Lyons,Our Unknow ExPresident:A Portrait of Herbert Hoover,New York:Doubleday，1948，p.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