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滇黔道上的犍乐盐

嘉州地区有盐的记载远在汉朝，唐时“嘉眉有井十三”，宋代“嘉州十五井，岁煮盐五万九千余斤”（《蜀故》）。但这都是大而无当的描述，五通桥自然也在此范围中。

元代，全国盐井增加，出现了十二个大盐场，嘉定场就是其中的一个。不过盐井仍然很星散，稀稀疏疏，“在嘉定路管州县万山之间”（《元史·地理志》）。

到了明万历年间，《嘉定州志》中说到了凿井之术：“始创筒井用圜刀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这是嘉州历史上最早出现关于新凿盐井技术的记载，因为当时的人大多还只“知食盐而不识其法”。

明确的盐井记载是在明朝，“明犍为县东山出盐”（《一统志》）。具体时间是明洪武年间，“永通等七井，盐课司盐八十四万四千七百七十斤”（《四川盐法志》）。当然，这是正式被纳入了朝廷征收范围内的盐井，之前民间零星的“煮海”活动并没有算在内，永通是第一次被提及。

永通在哪里呢？《犍为县志》里是这样说的：“在王村上游五里，包清、安二乡，绵亘数十里。”这个王村现在属于四川省井研县管辖，它的地理位置是在犍为、井研、五通桥三地交界之处，但它一度是在犍为县域范围内，为犍为县所辖。

王村在五通桥东界，将它与五通桥相连接的是一条蜿蜒的小河，叫茫溪。此河系岷江支流，流经王村，又从五通桥四望关汇入岷江。值得一提的是，这条河也是我童年的河，对之极为熟悉，在我的印象中，河中盐船穿梭，碧波荡漾，蔚为壮观。

茫溪从清朝以后，就成为盐运孔道，且不断在疏浚，成为嘉州盐运的动脉。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的31年间，那一带的盐井已达到了529眼，煎锅594口，课银1650两。这是官方数据，而此地也有了一个官方的命名：永通厂。毫无疑问，永通是嘉州地区的盐兴之地，也可以说是犍乐盐场最重要的发源地。

永通厂大兴之后，盐远销川边地区，“据额商陈请，石砫厅（今重庆石柱）额盐不敷，愿全数认增，以乾隆六十年为始纳税领引，赴永通厂配盐”（《清实录·乾隆朝实录》）。过去，盐要运到当年的石砫厅是走水路，从茫溪河转入岷江，再进入长江，一舟可达。

嘉州出盐的地方并非只有东面王村一带，在五通桥西面的红岩子一带也出盐。

据康熙版《嘉定州志》载：“红岩山在马安山之下，州治东南十五里界犍止。此山色正赤，产盐，商、灶丛焉。”所谓“犍止”，就是犍为的西界，即嘉州与犍为县的交界处。

红岩山又称红岩铺，当地人叫红岩子，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小乡场。但这个地方有点怪，场上的土特产是盐巴。所以在记载这个小地名的时候，州志中就说到了这件事，撰史的人是这样说的：“颇盛于场，然亦无奇。”看得出他颇为纠结，将它收入风物志中吧，又感到只是民间买卖现象而已，并无新奇。

但远在千里外的朝廷就不这样想了，既然此地产盐，民食与税收应该两不相误。于是，四川巡抚年羹尧为了展现勤政，就积极地上了一奏，要把这里的井灶正式纳入官盐的管理中，发给盐引[1]，征收税银，朝廷当然就爽快地答应了。

这件事发生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

户部议覆：四川巡抚年羹尧疏言增引行盐，原属裕课便民，查成都所属犍为等七州县灶民，请增水陆盐引一千一百四十五张，征税银七百三十两有奇，于康熙五十三年为始征收。应如所请，从之。（《清实录·康熙朝实录》）

盐灶一兴，“锅课”[2]也就紧跟着来了。到了乾隆时期，盐业生产越来越兴旺，就不只是简单征几个税的问题了，便开始派驻盐官驻守。这一派还不是小官，嘉定府通判，正六品，相当于副州长。前面说犍乐盐区曾设置嘉定分府就是说的这件事，它的正式名字叫“督捕盐务通判衙门”，堂堂的一级官府，在民间它也叫“通判署”，级别是高于“知县署”的，可见盐业在古代嘉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加大了。

移嘉定府通判驻犍为县马踏井；添设犍为、井研盐场大使二员，并乐山井盐为所司。（《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但不久又有了变化，乾隆十八年（1753），原来盐官驻守的“马踏井”，换到了黄桷井，黄桷井就在现在五通桥的地界上。“嘉定府通判原议驻马踏井，今附近马踏井之井灶寥寥，地非扼要，请移驻井灶繁多之太和县场黄角（桷）井”（《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地点的变动，其实是盐业生产的布局发生了变化。所谓“盐井地脉，迁徙不常”，说明了井灶变化的自然规律，这同矿脉的发现、开采等有很大的关系，嘉庆版的《犍为县志》中就有“国初，王村盛。今盛在五通桥，（井）几以千计，深者百余丈。出产之富，无踰此矣”的记载。而在这一过程中，盐井生产渐渐在从嘉州、犍为县的东西两面，往五通桥区域集中和发展，一块昔日的江湖飞地，急遽蜕变为了盐业重地。

《嘉定府志》上的记载，也是现实的反映：“嘉定府通判前于雍正十二年驻马踏井、太和场，居中总理嘉定、犍为并川西井研等州县盐务督捕事务；乾隆十八年详请改驻四望关。”也就是说，不久后，嘉定分府又移到了四望关，“凡出厂引盐船只，到关听其验引截角，盘吊放行”（嘉庆版《犍为县志》）。

四望关是岷江与茫溪河的交汇处，在五通桥的中心地带。由此可以推断，乾隆十八年（1753）之后，嘉州、犍为的盐业生产和管理主要汇集在了五通桥，犍乐盐场雏形初现。盐业的核心区域得以确立后，一个新的盐业时代开始了。

由于“出产之富，无逾此矣”，五通桥的盐除了运销本省之外，已开始走出省外。乾隆四年（1739），“犍为拨盐一百万一千余斤，招商运至滇境，悉交滇商接运”（《四川盐法志》）。这应是川盐入滇之始。

川盐入滇是四川古代商贸的大事件，它可以与当年的南方丝绸之路相提并论，而盐的货殖与数量远甚于丝绸。那么，川盐入滇的路线是怎么走的呢？“犍盐由长宁、高（县）、珙（县）、筠连、屏山，运到镇雄境落垓塘罗坎关、昭通境水脑塘副官村行销”（《四川盐法志》）。值得一说的是，这条线路就是从蜀南到云南的五尺道，即与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段是重复的，而盐是这条路上最主要的运输物资。

当年川盐入滇有两个重要的口岸，即云南的镇雄和昭通，它们处在云贵川的三省交界处，是鸡鸣三省之地。多年前，我曾在宜宾、镇雄、昭通、毕节一带旅行，发现车在乌蒙山区里转来转去，一会四川，一会云南，一会贵州，云里雾里就跨省过了境。所以，川盐入滇、川盐入黔的路线其实很相似，都是在这片土地上穿梭。

不过，运销贵州的盐多走水路。乾隆十四年（1749），贵州巡抚爱必达派黔商到犍为县来购盐，一个叫游斯信的商人就领到了“水引[3]四百一十六张，陆引[4]五十二张，由仁岸行黔”（《四川盐法志》）。很明显，他领到的水引比陆引多很多，可以看出水运比陆运的量大，水运是主要方式。

当时行销贵州的盐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走永宁县（今叙永），一条是走涪州（今涪陵），一条是走綦江。三条路都是“在永通厂采配，经由四望关验明出关，运由县门关、江安县盘验”（嘉庆版《犍为县志》），然后再分头入黔。但其中主要是永宁这条道，从岷江转入长江，再折入赤水河，由仁怀进入贵州。

这一条水路极为艰险，并非坦途。赵藩（1851—1927）是清末著名诗人、学者，当过四川总督岑春煊的启蒙塾师，后被推荐去永宁道做官，他就在叙永一带看到了盐船负盐入黔、载铅返川的景象，为江中运盐人的艰辛求生而悲叹：

负盐人去负铅回，筋力唯共一饱材。

汗雨频挥搘拄立，道旁看尔为心衰。

——《永宁杂咏》

仁岸即仁怀边岸，盐商云集于此。当时大部分盐商为山西人，长期在此生活，便开始用汾酒工艺来酿酒，遂有了“家唯储酒买，船只载盐多”“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的景象，茅台酒之兴与盐商大有关联。有趣的是，在雍正时期，遵义府下的仁怀、遵义、绥阳等五县原本是属于四川的，而永宁县恰巧属于贵州，后来为了管辖方便，才以赤水河为界，将仁怀等地划给了贵州，而永宁则归入四川。

但这事就有些奇怪。永宁河一带为中国名酒云集之地，1907年的时候，永宁县的县治还一度设在古蔺场（今古蔺县城），永宁与仁怀仅一江之隔；如果按现在酒源分布的情况，茅台应属于四川，而郎酒则属于贵州，正好换了个位。这样的变迁非常有趣，要不是这一天然形成的边岸，凸显了仁怀的商贸地位，促成了盐与酒的因缘际会，茅台酒会不会有今天的辉煌还真的难说。

这个故事的背后，是盐业历史的演变。随着盐场的扩大和生产力的提高，到清朝初期，四川成为内陆的产盐大省，犍乐盐场在其中脱颖而出，而盐业资本的快速积聚，也让其发展逐渐呈现出扩张的趋势。同一时期，引岸制度[5]高度强化，政府意在建立一种盐业流通秩序，计岸[6]的划分、边岸的出现就是明证。

过去，不管是到省内各地的计岸，还是去滇黔的边岸，走水路下行之盐都要过犍为县的“县门关”，而上行之盐必经“玉津关”，“玉津关，县北六十里（宋玉津县），今废”（民国版《犍为县志》）。可以看出，此时的古县玉津已仅仅是个盐关了，但出关入岸，是开启千里盐路的第一步。

在盐的流通上，川盐入滇、川盐入黔最具代表性，它是四川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商贸活动之一，其货殖之重、商利之裕、对民生影响之大，实无其他商品可以相提并论。由于水路的险恶和山路的崎岖，川、黔、滇用盐作为载体，形成了跨越地理屏障的民族融合和信息互通，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代表了古代川盐由自足型向输出型的转变，意义非同寻常。

而五通桥作为当时最重要的盐产出地，是川盐入滇、川盐入黔的源头之一。“金犍为、银富顺”[7]之说就来自于这一时期，这个美称实际上指的是犍为县地域上的一块“边角余料”——五通桥，让盐变成了“金”。而此时的五通桥犹如古代的一个经济开发区，从农耕文明中脱颖而出，在商品经济中光彩夺目。

从乾隆二年（1737）到嘉庆十七年（1812）的七十五年间，犍为县向国库上缴税银“四万八千六百二十两七钱二分一厘”，这其中大多是五通桥盐商的贡献，因为这时候的永通厂已不断萎缩，而五通厂却越来越兴盛，它已经逐渐取代了前者。

注释

[1]盐引：即盐票，也称引票。

[2]锅课：指古代对盐灶征税。

[3]水引：水路运销盐票。

[4]陆引：陆路运销盐票。

[5]引岸制度即盐业专卖制度，根据各盐场的产量情况，配给引票，划分销售区域，实行产销对口贸易。

[6]计岸是盐政名。雍正七年（1729）经四川巡抚宪德奏准，在四川境内实行计引行盐之制。即按照计划，以县为单位，划分区域来进行盐的销售，这样可以防止私盐泛滥，以及平衡四川各地盐场之间的竞争。

[7]犍为、富顺均为四川大盐场，但在清乾隆、道光时期，民间便有了“犍盐最旺，富盐次之”一说。而金犍为实指五通桥，当时犍为一带的核心盐区就在五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