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李白的意义（节选）
赵斌
《李白的意义》分江油李白、志士李白、士人李白、诗酒李白、道家李白、飘然李白、现实李白、人文李白、悲情李白、伟大李白十个章节，就李白的身世、学习励志、入仕用世、人格精神、文化贡献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重点阐释了李白的青春精神、崇文精神、创新精神、爱国精神等人文精神贡献，突显了“是伟大的梦想成就了伟大的李白”这一主旨。
此前，李白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李白的家世、生平、诗歌和文学贡献，而且著述颇丰。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李白的精神贡献与当代价值，重点在精神贡献的生成源头、塑造过程。
影响李白精神铸造的因素众多，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李白的家世、出生及成长环境是李白思想形成、精神锤炼的原生点，但是，有关李白的家世、出生情况的史料极少，且是李白的自述，没有第三方旁证材料，很多问题至今仍是未解之谜，这是李白研究的难点。家庭教育、青少年时期的学习对李白的个性形成、理想树立、知识学习、能力发展有着奠基意义。该书对此做了全面的梳理、深刻的分析，进而归纳、总结出了具有借鉴意义的要点。源远流长、丰厚博大的中国文化是影响李白成长为一代文化巨人的核心因素，是李白的思想形成、精神铸造的关键，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和突破点。该书从古代士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纵横术等方面对李白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条分缕析，去伪存真，直抵核心，揭示本质。李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接受、主动消化、选择性吸收和兼容并蓄是其成长的主观能动因素。没有李白的自觉行动，就不可能有伟大的诗人。
该书针对李白研究资料严重不足的特点，采用了普适性与特异性相结合的办法，解决了这一难点，丰富了李白研究方法。对一些未解的李白之谜提出了相应的可能性，对进一步研究，乃至破解李白之谜具有启发意义。
针对李白这个特殊的个案，该书还引导读者如何再识李白其人。李白是一个渐变的、逐步丰满、不断理想化的李白，经历了本我型、自塑型、他塑型三种形态的不断演变，实现了由本我到自我再到超我的飞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演变还将持续，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李白这个特殊个案的准确认知。
本我型李白即生活的原型，是本色的、原汁原味的，体现了李白生存状况的自然属性。本我型李白首先是一名典型的出身于平民百姓之家的平民布衣、士子儒生，其次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天才诗人，再就是一位时隐时弃若即若离的道士、重情厚义的侠士，他更想成为一位非凡的纵横家、垂名青史的政治家。本我型李白的内心品质、人格追求高尚率真，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时人的认可。这个本我型李白因史料不足离读者很远。
自塑型李白即是通过他本人的诗文自我塑造以后，又高出于本我型的李白形象。这是被自我塑造后的人物形象，具有生活原型与文学创作的双重性特点。这是李白的个人行为，是其主观世界的诗意呈现，这个李白的突出特质就是唯我独尊，让世人从中再识了一个高度艺术化、浪漫化、诗意化的李白形象，进而大大提升了李白的本真神采与精神境界，比起本我型李白，更具美学价值与文化史意义。这个李白有着本色与艺术加工兼具的特点。后人多是从李白的诗文中去认知他的，而诗文是高于生活的文学创作，使用了诸如夸张、比喻等众多文学手段，与本我相比，存在巨大的差异。
他塑型李白是早已远离本我型、自塑型的超我型李白，是一个被创作、被演绎的李白文化形象，是经过唐人及无数后人反复加工后的文学形象。因此，他塑型又称为超我型。一是因他有绝世诗才，被誉为千古无二的诗仙。二是他敢于反权贵、挑战皇权，旨在突显其太白风骨，集中体现了一代代文人士子的不惧权贵、热爱自由的文化理想。三是强化了李白的潇洒飘逸、豪迈不羁的形象，强化其绝非凡夫俗子的身世来历，一步步仙化李白，使其高蹈尘世，有着谪仙、酒仙、醉仙、剑仙等众多的仙性美誉。这一个李白已经是高度复合、高度艺术化的文化形象，更符合大众的心理需要与审美追求，寄托了世人的美好愿望与崇高敬意。
今人心中的李白已是一个既有生活原型又远远高于生活原型的文化形象。这是我们今天再识李白、研究李白、传承李白文化应持的基本遵循原则，据此就可避免把李白的诗、文当史去读，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就不会在研究李白中出现误判或评价失当。
李白的精神贡献及当代意义
一、盛唐与李白精神
盛唐培育了李白，给李白的诗歌创作与精神历练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多方面的条件。盛唐在催生李白诗歌创作的同时，更助长和锤炼了卓尔不群的李白精神。
盛唐无疑是文化繁荣创新的黄金时代。开放、包容、进取的时代精神吹响了网罗大唐英才的集结号，激起了整个时代文人士子的民族自豪感和时代优越感，唤醒了他们的功业意识，强化了他们的用世精神，促成了宏阔昂扬的诗歌格调，形成了大唐雄浑盛大的士人群体气象。士人们情不自禁，高声放歌，前赴后继，渴望倾其才智，奉献时代，建立不朽功业。
盛唐气象既是时代的风华盛况，精神风貌，又是其诗歌特征、士人的精神特征。盛唐背景下的李白诗歌、李白精神是盛世狂歌与盛世风采，气挟风雷，光照千秋，成为盛唐气象之下士人群体的杰出代表。李白是盛唐背景下的首席诗人，牢牢占据盛唐诗人排行榜的榜首位置。他的诗歌处处凸显盛世元素，是李白精神的生动载体，是盛唐精神的经典产物。李白诗歌是李白文学贡献与精神贡献的文献留存，更是古代士人文化贡献的典范。
盛唐激发并强化了李白的用世理想。李白是平民布衣、普通士子在盛世光芒照耀下积极践行儒家用世理想的典型代表。他自觉以一代士子身份自居，俨然如孔子一般自觉担起诗歌创作上的删述之职、用世当代的弼辅之责，对自我的人生价值、社会价值自觉定位，把靖乱平叛、拯救世人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入世责任。李白不仅理想明确，而且信念执着，行为笃定，矢志不渝。他把现实的理想投放到历史的维度加以考量，又在其诗歌中构建起实现现世理想的英雄偶像——像古代那些崛起于草泽山野的英雄一样，以其过人的智慧、超常的能力实现济苍生、安黎元的用世理想。用世的手段定位为“帝王师”，用世的目的确定为“解世纷”，人生的终极理想为“功成身退”——这是李白对其理想人生的自我设定，体现出对社会的高度关切与自觉责任，远远超越了他对自身个人利益获取的价值定位。这个定位集中体现了孔子“士志于道”的思想。面对安史之乱这样事关国家命运、百姓生死的突变危局，李白不仅在其诗文中自觉地以救世主的身份自居，还表现出积极的振危靖乱之行。他的幽州之行、应征从李璘、白发请缨从军平叛等自觉行动，切实印证了他在诗文中的自我表白，愈发显现出李白精神的可贵。
可是，在唐代，“士”与“势”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颠倒，由战国、魏晋时师友般的平等关系转变为盛唐背景下的君臣关系。这时，皇权高高在上，士们及第也好、被举荐也罢，都成了天子脚下的门生、弄臣，只有一味地臣服。有幸被任用的还得感恩戴德，以为三生有幸。唐代的士阶层纷纷转向为对当朝统治势力的依附，统治者的礼遇使“士志于道”的传统用世观受到了严重制约，削弱了“士”对“道”的依赖。同时还削弱了士阶层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他们在政治势力尤其是皇权面前失去了自我——对“道”的坚守，连同自己的意志，以及自我独立、人性精神。这时，科举制度就成为士阶层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唯一出路。
李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他力图通过终南捷径而入仕，以纵横之术弼辅君王，进而达到治世目的。这就是说，李白的价值取向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与朝廷的要求、一般唐代士人的选择是相左相违的。这样，李白要以传统的士身份和方式入仕参政就难以为现实接受，遭遇到了来自现实的重重阻力。首先是“势”的主宰者皇帝的排斥，再就是整个仕场权臣的围攻与打击。“士”的独立人格与批判意识严重受阻，备受打击。可是，李白又不甘“士”的沦落，试图以自己个人的力量相抗衡，以捍卫“士”的尊严。李白在这里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急于重新挣回“士”真正的社会价值，赢得原本属于“士”的社会地位。他歌吟先秦的游士、侠客，崇尚燕昭王，羡慕郭隗，写出了盛唐背景下士人内心的强烈需求。而且还偶有任侠举动，是其内心需求的现实表达。李白在其诗文中多次表现出这种矛盾：一方面热切地希望平交王侯，力图一步登天，风风光光地为帝王师；一方面又渴盼遇明君，被举荐，被重用，表现出对姜尚、郭隗、鲁仲连、诸葛亮等一类先贤的极度钦羡，对自身不遇窘境表达极度的诽怨。李白的实践激化了“道”与“势”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自己沦为封建权场的众矢之的，导致其凭“道”从政理想的最终破灭。这是主导其悲剧人生的核心因素。
李白卓尔不群的人生实践，使他实现人生价值、社会价值的行动彻底失败，却换来了诗歌创作与人文精神铸造的双重胜利，使李白诗歌与李白精神有了不朽的魅力和恒久的生命力。他的诗歌突显出士文学的职能：着眼于时代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凸显自我的个人需求和主体意识。这种超越性和唯一性既是他对唐代士文化的贡献，更是他对盛唐诗歌、盛唐时代精神的卓越贡献。其诗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与盛唐的格律诗歌主流相比，保持了他自身的独立性，又显现出绚烂的丰富性。可以这样说，李白诗歌成了盛唐士阶层的集体代言，及时地宣泄了他们深埋内心的情感需求，对他们的群体失落无疑给予了及时的心理补偿。让那些失落的一代士人从李白的诗歌与精神中及时地获得了安慰，并产生了强烈而广泛的共鸣，这也包括后世士人，李白因此备受青睐和褒扬。
这就是说，盛唐的开放、包容和进取也是有底线的。应当注意的是，尽管盛唐削弱了士的独立性和社会性，但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终极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依然存在于他们的内心。这可以从他们的诗歌中找到那一代人积极主动的用世理想，感受到他们高昂热烈的用世激情。而李白的意义就在于他试图完成双重使命，既坚守士的个人人格，保持士的独立性，又实现用世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李白在努力完成盛唐背景下士的价值重构，由此突显出李白存在的唐代意义。
在这个背景下，李白诗歌虽未能与唐诗发展的总体趋势保持一致，正好突显出他的特立卓异。就中国诗歌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这是其他大唐诗人难以比肩并立的。盛唐诗歌的整体神采尽管体现了时代风貌，但其总体形式的规范划一与其开放、包容、进取的时代特征未能保持和谐一致。李白诗歌的独特性恰好体现了大唐时代的开放性和创新性，正好显现出李白精神的卓异风采。
盛唐助长并锤炼了李白精神。在践行用世理想的过程中，李白冲破一切阻碍，不达目的不罢休，奋斗一生不停息。知识储备上，他博览群书，崇尚先贤，追慕英雄，广学杂取；思想上，他应时代之需，以儒释道为主而兼容诸家精髓，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家风貌；精神上，催发了他的用世热情，使他期许高远，自信无比，同时又傲岸独立，刚毅守真；个性上，他任性张扬，释放真情，时代盛况，心中浓情，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诗中；创作上，他不甘人后，积极地革故鼎新，几乎所有诗歌样式他都有绝世精品。深厚的学养，非凡的天赋，宏远的理想，空前的自信，狂傲的气质，不懈的追求，是李白诗歌气象形成的关键因素，是李白精神的精髓。李白诗歌澎湃昂扬地彰显了“神来、气来、情来”而“诗来”的盛唐诗歌气象，李白精神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开放、包容、进取的盛世风采。
李白是盛唐文化、盛唐精神的塑造者和别无替代的巅峰极顶。由李白诗歌及其用世实践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是盛唐精神的显著标志，是盛世风华冲击诗人心灵之弦而迸发出的时代主旋律，体现了大唐文人共同的人生价值观和士人群体显著的精神风貌。他在诗中体现出强烈的反权贵意识，否定功名富贵，是其特立独行的人格光辉，又明显地有别于其他的文人士子。他的诗歌描写自然山水，记录世态沧桑，反映世势变局，揭露仕场腐败黑暗，强化了自己追求自由、热爱自然、情系苍生、拯救家国的恋世情怀，既不累于外物的牵绊，也不羁于尘世的纷扰，更不惧于权势的排挤，不受困于现实的阻遏，显示出高华脱俗的人格追求，突显出他仙性特质的世俗情怀。
李白在盛唐即表现出卓越的人文精神。李白精神因其诗歌而生动精彩地长存后世，因其百折不挠的用世实践而激励后人励志前行、奋斗不止。当代学者何念龙在《“李白文化现象”论纲》一文中将李白精神总结为：高度的人文关怀精神、极度的自由狂放精神、强烈的反权贵精神、淋漓尽致的诗酒精神。《中国文学史》主编袁行霈先生则将李白精神归纳为英雄精神、自由精神和人性精神。英雄精神主要是指李白建功立业、保家卫国以及思想文化上的责担天下和勇于创新，自由精神言其思想意识上的求解放，人性精神言其对天真烂漫的率性的坚守。李白的自由和人性精神是有关自我生命属性的问题。自由是因现实的桎梏、困顿、围攻而致其主动寻求解脱。人性是其个人狂傲性格的极度张扬。通过生命个体同现实的种种抵牾不懈斗争，而获得生命特性、意志、能量的适意释放、生动表达和极致彰显，进而获得崇高、浪漫、恣肆的生命体验。两种提炼立足点不同，从不同的角度高度概括了李白精神。
在开放、包容、进取的盛唐精神照耀下，李白一路奋进，不断加强自我修炼，不断突显精神特质。他自觉吸收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并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性地不断接受、兼容、出新。他对不同民族、不同方面、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积极吸取其中的优质养分，再融入自家精神，形成自身风貌。诗歌创作上，他“志在删述”；人生奋斗上，他“安社稷”“解世纷”，力图“功成”而“身退”。在此过程中，对盛唐文化有着杰出的创新性贡献，同时还丰富了盛唐的人文精神内涵，铸就了振奋人心、激励后世的李白精神。
若排除个人因素，单从对唐代社会的意义来看，李白精神包括了下面三个方面：笃定的用世精神、锐意的创新精神和执着的实践精神。联系新的时代、新的历史背景下的新要求，从个人、文化、时代和家国的角度看，李白精神表现为高昂激越的青春精神、继承兼容的崇文精神、尚美求变的创新精神和执着不舍的爱国精神。其精神特质表现为：有报国悯民的济世情怀，有轻权守真的傲世特质，有重情尚美的行世取向，有崇古创新的立世宏志。在唐代，李白以一己之力扛起了三面旗帜：终生不二地追求济世理想的积极用世旗帜；蔑视皇权、反对权贵、批揭社会、极度不满的愤世旗帜；傲岸独立、追求自由、坚守本真、关注时运、悲悯苍生的人格旗帜。“三面旗帜”独立高标，堪称后世文人士子的精神指引和灵魂补品。
李白通过他的诗歌与人生实践彰显出来的李白精神，不仅是他对盛唐的贡献，更是他留给后世的宝贵文化遗产，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个人修身立世及时代的精神锤炼。这是今天研究李白、弘扬李白精神的现实意义。
二、李白的青春精神
李白的青春精神具有永远指向未来、指向美好的理想追求。即使个人暂时失意，他会用历史史实、历代先贤来抚慰自己，抹平创伤，再度前行。贯穿其中的核心就是求真：抱定用世理想一生未变，追求人生价值一生未止步，继承传统文化为我所用、革故鼎新一生不歇息，保持独立人格、坚守自我个性一生不趋同。这个“真”字始终保持了应有的鲜度和应有的质地。
李白的青春精神首先表现为“天真”示人。一是思想单纯，了无杂念，就是“了见水中月，青莲出尘埃”（《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他心清如水，明月可鉴；其洁如莲，纤尘不染，自号“青莲”。他又说：“济人不利己，立俗无嫌猜。”（同前）强调做人需一心助人而不只考虑如何有利于自己，立身俗世不应有疑忌之心。李白的“天真”出自内心，没有矫情，更非假象夸饰。二是以“天真”之心看自然，看人生，看世界，看未来，思考无限的时空，探究未知的宇宙。他的《把酒问月》诗以饮酒问月为始，以邀月举杯而终，纵横恣肆地道出了内心的困惑不解。世事推移，人生短促，引人慨叹。诗歌本身随兴挥洒，意绪多端，又脉络贯通，错综回环，浑然天成。读来抑扬顿挫，品之意蕴丰沛，历为世人激赏。三是行为“天真”直率，以至放诞不拘，叫时人——特别是权贵——难以接受。他满身带着仙气，举止道骨仙风，让人钦羡，又不可切近。他浪漫豪放，任侠使气，交友真诚率直，讲信义，重然诺，令人折服。李白刚出蜀时，踌躇满志，血气方刚，被著名道士司马承祯肯定为“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大鹏赋》）。后来，贺知章观其人，读其诗，当面就把他呼作“谪仙人”。李白一点也不矜持，在自己的诗文中，他毫不客气地即以“谪仙”自居：“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从此，他的仙性就一直随他走到了生命的终极。李白行为天真的另一面是“狂”态毕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里说，李白“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气度宏大，声闻于天……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豪；作诗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以不可求之事求之。其意欲耗壮心，遣余年也”。李白不拘礼法，不论尊卑，任性使气，我行我素。好在，他狂得磊落，狂得无私，狂得令人敬佩。苏轼叹道：“（李白）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李太白碑阴记》）若无这天真之质，李白其诗恐难达此境。
李白的青春精神表现在他从政理想和途径选择上的天真毕现。他以为从政如作诗，诗才即治国之才，都是妙笔生花、倚马可待的事。其从政蓝图是“功成身退”，要达成的目标是“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选择的线路是“终南捷径”，确保从政理想实现的依凭是“天生我材”。在“天真”的驱驰下，他的从政梦想最终化成了泡影，成了他此生最不能接受之悲、最不能化解之痛。
李白的青春精神表现在以“天真”之质对待友情。一是轻财重义。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他不到一年时间就“散金三十余万”，用以接济落魄公子，以此广结善缘，制造声誉，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以求得权臣的引荐。他还详述了如何厚葬好友，以证实自己“存交重义”的美好德行，本性淳朴，质地“天真”。二是常在诗中坦言他轻财重义。“我情既不浅，君意方亦深。相知两相寻，一顾轻千金。且向山客笑，与君论素心。”（《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因为“素心”相映，所以“一顾轻千金”。“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晚途值子玉，华发同衰荣。托意在经济，结交为弟兄。毋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因为志趣相投，所以惺惺相惜，虽萍水相逢，仍视为兄弟。三是讲义气，重“然诺”。他多次以诗明志，“肝胆不楚越，山河亦衾裯”（《赠别从甥高五》），“人生感分义，贵欲呈丹素”（《赠溧阳宋少府陟》）。李白说，真正的友谊，贵在肝胆相照，贵在赤诚相见，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花钱难以买到真正的友谊。李白不计后果地“好施”，等自己的钱袋子一空如洗后，生计就成了问题，“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醉后赠从甥高镇》），“归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一朝狐裘敝，百镒黄金空。弹剑徒激昂，出门悲路穷”（《赠从兄襄阳少府皓》），落得个“昨日破产今朝贫”“出门悲路穷”的凄凉境地，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从。他人方寸间，山海几千重。轻言托朋友，对面九嶷峰。”（《箜篌谣》）兄弟尚且可能成为路人，其心要服从谁呢？心方寸，即便面对面，也隔着山海千重。即便如此，李白仍不改交友之道。
李白总是以“天真”之质评价他人，赏识他人。“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做人不倚将军势，饮酒岂顾尚书期。”（《扶风豪士歌》）意气在，山可移，这样的“豪士”可谓天下奇人。“右军本清真，潇洒在风尘”（《王右军》），“裴子含清真”（《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我家仙公爱清真，才雄草圣凌古人”（《鸣皋歌奉饯从翁清归五崖山居》）。在李白看来，一个人能够不受世俗熏染，始终坚守“清真”最为可贵。他也一直以“清真”自律，心向“真意”“真情”，用以完善自己的人格修养。“还家守清真，孤洁励秋蝉”（《留别广陵诸公》），“俄成万里别，立德贵清真”（《南陵五松山别荀七》），“所愿得此道，终然保清真”（《避地司空原言怀》），“偶与真意并，顿觉世情薄”（《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归时莫洗耳，为我洗其心。洗心得真情，洗耳徒买名”（《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这些诗句都是其真情吐露。至于“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独用天地心，浮云乃吾身”（《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这是一种纯真、自由的心境追索，自绝俗尘凡念，心与自然相谐，情寄天地，云卷云舒，自由往来，独享生命的快意。
李白青春精神的天真之质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全任自然”（朱自清语）。源自他“天真”的诗歌创作观。他在《古风五十九首·其一》中写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他说，建安以来，诗道式微，振兴诗歌，自己义不容辞。他认为，“绮丽”与“清真”的本质是相对立的。“绮丽”因过分的粉饰、渲染而显得浓妍、浮华，“清真”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就是“纯天然”的心灵放歌，胜在“天生丽质”。他的诗歌无论是外在质感，还是内在积蕴，无论是状物写人，还是寄意抒情，都给人以澄澈、清爽、洁净、灵动、可心之感，一如大自然的春花秋月，晨曦晓风，青山绿水，形神俱清。即使是人力所致，也如右军书法，潇洒出尘，自得神韵，妙绝古今。北宋徐积在《李太白杂言》中赞叹道：“盖自有诗人以来，我未尝见大泽深山，雪霜冰霰，晨霞夕霏，千变万化，雷轰电掣，花葩玉洁，青天白云，秋江晓月，有如此之人，如此之诗。”李白以此诗观和实践开创了一个不可复制、难以逾越的诗歌时代。
李白青春精神的“天真”特质无处不在，为诗为人都来得“天真”。他可以和山水对话，可以托明月寄予对友人的思念。有人陪他饮酒的时候，他可以醉得自顾睡去，不管对方的感受，挥挥手叫别人来去自由。没有人陪的时候，他独自邀月为伴，且歌且舞，自得其乐。他还错把诗才当作经世之才，渴望得到皇帝的重用，还想做皇帝的军师，“安社稷”“清世纷”。被皇帝召见时，以为天降大任，从此可以一展政治才能。见只是个“御用文人”，就以嗜酒的方式麻醉自己，以狂歌的方式泄愤叫屈。在他看来，一个个权臣都成了他政治失意的绊脚石。回归山野后，又渴望有一天君王会垂青自己。错上了李璘的“贼船”，还以为天赐良机，以为实现政治抱负的时机来临……最爽性的莫过于对自己诗才的自信，“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最任性固执又不切合实际的是，一会儿想变成大鹏，一冲九天，绝尘万里；一会儿又想得道成仙，从此不食人间烟火，彻底了断凡尘俗念。天才拒绝接受皇权的招安，同样拒绝烦琐世俗的绑架。他一生以自我为上，以真我行世，让行踪自由挥洒，任灵魂逍遥天地之间。李白的为人为诗处世均以“天真”之质独行于世，并发挥到了极致。他天籁般的诗行、可贵的精神成了中华文化恒久记忆中最耀眼的部分。这也是李白赢得众多文人百姓钦羡钟爱的重要原因。
李白写诗为人的“天真”特质深刻影响了后人。“不是烟霄谪，世间无此人。心声与心画，开卷见天真”（北宋·郭祥正《吴子正招饮观李白墨迹》）叹李白其人神行仙踪，其诗开门见山。“洒落风标真谪仙，精神犹恐笔难传。文章若出斯人手，壮浪雄豪一自然”（北宋·孔平仲《李白祠堂二首·其一》）说李白神采如仙举世无双，风致高标难以笔摹言传。究其根源，贵在“自然”。“平生嗜酒任天真”（明·丘浚《将进酒》）说饮酒尽兴的李白一生都保持“天真”本色不变。当代诗人、文学史家林庚说，李白的“天真”“使得他的风格达到惊人的淳朴”。他把李白精神归结为具有布衣感的“少年精神”“时代精神”，“天真”就是其立论的基础。
李白的青春精神还体现在始终保持高昂澎湃的生命激情、锐意进取的理想实践和不畏挫折的拼搏意识，这些贯穿李白精神的全部。
节选自《李白的意义》，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
赵斌，江油一中教师，中国李白研究会会员、四川省李白研究会副秘书长、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李白研究专著《李诗猜读》《李白的意义》（2019年四川省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四川省文联2020年度百家“推优工程”优秀原创文艺作品）。先后在电视台、大中学等地举办李白学术专题讲座三十余场。此外还研究唐宋文学，出版著作《和大唐诗人对酒当歌》《与大宋词人秉烛夜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