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坎蒂隆效应vs休谟货币论

货币，何其复杂。人类最聪明的头脑，都很难洞悉其真相。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货币的起源时，这样说道：

“据说，阿比西尼亚以盐为商业变换的媒介；印度沿海某些地方，以某种贝壳为媒介；弗吉尼亚用烟草；纽芬兰用干鱼丁；我国西印度殖民地用砂糖；其他若干国家则用兽皮或鞣皮。据我所闻，直到今日，苏格兰还有个乡村，用铁钉作媒介，购买麦酒和面包。”[2]

斯密紧接着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决定了这些货币具有交换价值？比如说，水的使用价值很大，但是我们不能用水交换到任何东西。

这些货币是否存在一个本质的属性？

斯密给出的答案是，货币里面凝结的是人类的劳动。这些劳动价值促使货币具备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及储藏功能。

不过，斯密最好的朋友大卫·休谟的观点则有些不同。

休谟是李嘉图之前对货币问题论述最为系统的一位经济学家。

休谟认为，货币只是用来计算或代表商品的价值符号。货币本身没有价值，只有在充当交换媒介时才有自己的价值。

休谟提出了最早的货币数量论。他认为，货币数量决定商品的价格，人为地增加货币的数量对一国并无好处。货币增加，并不会导致财富增加。

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将这种理论概括为“货币中性”。休谟可谓是货币中性理论最早最完整的表述者。

若货币中性成立，央行不论如何增加货币，对实际经济产出都无影响。换言之，货币增加无法刺激经济增长。

货币本身到底是否有价值？货币能否代表财富？货币增加真的对经济增长毫无用处吗？休谟的答案是否定的，斯密的观点没有休谟坚定，但他认为货币本身凝结的劳动是有价值的。

比休谟还早的一位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对货币的认知与休谟大不一样。

坎蒂隆是一位极为精明、敢于冒险的金融家，他在约翰·罗制造的密西西比泡沫中大赚了一笔。坎蒂隆只写过一本著作——《商业性质概论》，该著作已成为传世经典。

在书中，坎蒂隆表达了与休谟完全不同的主张，强调货币流通的非均衡性。坎蒂隆观察到，货币量增加会导致不同商品和要素价格涨幅不一致。货币增量并不会同一时间反映在所有的价格上，这一现象与货币中性相背离。货币量增加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货币注入的方式、渠道以及谁是新增货币的持有者。

坎蒂隆认为，货币量增加会对物价产生影响，但是在流通货币量增加水平和物价上涨水平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比例关系。

这个理论被后人称为“坎蒂隆效应”。

货币发给谁、以什么样的方式注入对经济的影响完全不同。比如，增发1万亿元货币，给房地产企业，或注入股市，或购买国债，抑或是直接发给低收入者，对经济的影响完全不同。

根据坎蒂隆效应，我们可以看出发行货币并不是有利于所有人，或者对所有人的影响都是一样的。因为货币发行之后，还有一个再分配的过程。先获得货币的人更先推动价格上涨，对于后获得货币或无法获得货币的人来说，通胀将给他们带来损失。

所以，货币增发容易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或收入失衡。

坎蒂隆坚持的是货币非中性理论，现实的经济状况似乎也更符合坎蒂隆效应。过去40多年，全球货币发行量大规模增加，但并未引发通货膨胀，虽然资产价格和债务规模大幅度上涨，但这与欧美国家的央行单一制目标有很大关系。

全球各主要国家央行都在利用坎蒂隆效应，试图改变货币注入的方式，改变货币的传导机制，以实现刺激经济增长、避免通胀之目的。

比如，欧洲央行重启QE，通过资产购买计划，将资金直接注入债市。美国政府认为通胀率很低，希望美联储将利率降到负数，以帮助政府融资。中国长期使用各种公开市场操作手段，搞“精准滴灌”和定向降准，将货币发给特定的企业，同时严控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

坎蒂隆认为，货币用于消费可直接推动物价上涨，若用于再投资则未必会引发通胀。亚当·斯密和马克斯·韦伯都主张节俭，认为节俭能带来资本积累，促进资本主义再投资。

正如中国，高储蓄和高货币转化的巨量资金流入基建领域，将产能巨大的基建和房地产作为货币的蓄水池，而美国则把股市、债市作为货币的蓄水池。

在欧美高福利国家，通胀被压制住了，资产价格高企，对穷人和富人都是有利的。穷人享受了低通胀和高福利的双重好处，富人则享受了高资产价格带来的财富膨胀。只有中产阶级，既难以获得更多公共福利，又承担着因房价膨胀带来的巨额债务负担。

在坎蒂隆效应的作用下，全球中产阶级资产逐步紧缩，世界正在陷入一种极右或极左的不稳定状态。

坎蒂隆对货币及商业的观察比休谟更加细致入微，他对均衡思想深表怀疑。

坎蒂隆思想深受前辈威廉·配第的影响。配第是劳动价值论的鼻祖，坎蒂隆继承了这一思想。坎蒂隆推崇金银，认为金银是一种易于运输、不会腐烂、可按重量分割的物质。

受劳动价值论的影响，坎蒂隆认为货币本身也是有价值的，而不仅仅是交易媒介。按照坎蒂隆的理论，改变货币供应量，调整货币传导机制，显然是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的。

坎蒂隆和休谟都是早期货币数量论的代表，但二者的主体思想完全不同：坎蒂隆强调货币非中性，支持货币政策具有有效性；休谟则强调货币中性，不支持货币政策。

到底是坎蒂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还是休谟过于理论化？

在后继者中，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表现得都比较中庸。他们坚持劳动价值论，支持货币本身有价值，同时也支持休谟的货币中性理论。他们都认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货币的供应量。斯图亚特·穆勒的观点稍有不同，他认为货币只是“一种机械”，起到交易媒介的作用，不支持货币非中性。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货币中性统治了古典主义理论体系。坎蒂隆的思想对法国魁奈、米拉波侯爵及重农主义者影响巨大，但是并未形成主流。英国杰出经济学家杰文斯发现了坎蒂隆的思想的价值，但是新古典主义并未给他的思想留下太多生存空间。

后来，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费雪创立的费雪方程式、马歇尔和庇古创立的剑桥方程式，为古典货币数量论盖棺定论，即货币数量决定着物价水平，而不能影响社会总产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