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审问之——“实事求是”的科学怀疑精神

“审问之”是为学的第二阶段。“审问”的意思是指，有所不明就要追问到底，要对所学的知识加以怀疑。古语说：为学贵有疑，大疑则大进，小疑则小进，不疑则不进。求知从怀疑开始。怀疑，不是妄加猜疑，而是要建立在“实事求是”的态度之上，要建立在事实之上，而不是胡乱怀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延安革命时期，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同志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党的工作十五字诀，将这一思想具体化、通俗化。1990年陈云在与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时对这十五字诀做了较全面的论述。他指出毛泽东思想贯穿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但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其体会就是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结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何老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始终坚持唯物和辨证的思想方法进行不断的理论探索，他在陈云同志提出的十五字诀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治学和教育理念，即“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师、只唯实”。因此，在这样的思想方法的指导下，何老所做出的有关理论的“审问”是有理有据的，是具有科学精神的。

治学上“不唯上”，就是不崇拜迷信权威，敢于向权威挑战，彰显学术自信。在湘东中学上学期间，何老写了《国共两党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致国共两党的信》一文，表达了一个中学生对国共合作和建立新中国的期许。著名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给他的阅批是“堂堂之鼓、阵阵之旗，理明且顺、辞厉而危”。读大学期间，何老尝试研究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问题。在《学习》杂志对“格列则尔曼同志寄来的一封信”的座谈中，许多单位和同志发表了“对联系实际中的简单化问题”的意见，何老在1956年9月4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理论联系实际中的简单化问题》一文，谈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20世纪60年代初，何老作为西北大学经济系的讲师，虽然人微言轻，仍在《经济研究》《江海学刊》连发3篇文章，阐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何老的学生张维迎也继承了何老的“不唯上”的学术独立创新精神，百度百科对张维迎先生有这样的描述：“他以一个独立学者的立场，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实践的洪流中，成为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企业改革的理论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

治学上“不唯书”“不为师”，就是在学术研究中不能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不唯书”“不唯师”，并不意味着抛弃理论经典，不要老师传授，而是更强调对理论经典的仔细研读，对老师传授的认真思考。清代学者刘开在《孟涂文集·问说》中谈到了问与学的关系：“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只有对书里的内容，对老师传授的知识熟烂于心，才能以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对所学提出科学、合理的怀疑，使“审问”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层次。何老师鼓励治学中对经典著作的阅读。何谓“经典”？《文心雕龙》中说，经典是恒久之至道。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列主义经典是何老60年不断学习的经典。何老在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经典时，反对将经典神秘化，强调学习经典要动脑筋下工夫。他于1958年6月20日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不要把理论神秘化》一文，指出：“我们强调要破除学习马列主义的神秘观点，认为马列主义并不难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动脑筋、不费力气就可以学到马列主义。不是的，我们说立场不对方法不对固然学不到马列主义，就是立场正确方法对头，如果不动脑筋不下工夫钻研，也学不好马列主义。”显然，何老在中央高级党校经济学班学习期间，对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剩余价值学说》等的研读，是何老在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上颇有建树的原因所在。

何老是如何坚持在经济研究中“实事求是”的呢？何老师的得意门生，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魏杰有过这样的描述：“何教授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他的理论创建是经济学界所共识的，这里不再去列举，只是想讲一点：何教授的所有创新中都贯穿一个趋向，这个趋向就是以实践为评判事物的标准，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问题。何教授的不少创新都是对传统的‘左’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否定，这种否定都是坚持了生产力发展的原则。他很早就认为经济体制的设立必须以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为准则，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都必须改革。应该说，何教授这种理论倾向及其研究方法，为我们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思维的基础。正是在何教授这种理论倾向与研究方法的影响下，我们才取得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显然，这种“从生产力角度分析经济问题”“以实践为评判事物的标准”的思想方法，与经济学最初的“经世济民”本意达到了高度的契合，正是何老为何能在20世纪60年代引发全国生产理论大讨论，以及20世纪80年代具有前瞻性地提出“非国有化”的“飞机模式”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