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博学之——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
“博学之”是儒家所倡导的为学之道的第一个阶段。“博学之”意味着为学首先要有广泛的猎取，要培养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好奇心丧失了，为学的欲望随之就会消亡，博学也就变为不可能之事。“博”还意味着博大和宽容。唯有博大和宽容，才能兼容并包，使为学具有世界的眼光和开放的胸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进而“泛爱众，而亲仁”。因此博学乃能成为为学的第一阶段。没有这一阶段，为学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何老1928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一个“三代书香”之家，其高祖父是乾隆年间的举人，曾祖父是同治年间的进士，祖父是光绪年间的秀才。何老自幼跟随祖父熟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在湘东地区名气最大、名师最多、条件最好的醴陵湘东中学，何老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光。当时著名教育家张伯兰先生任湘东中学校长，他延聘名师，礼贤下士，兼容并包，坚持民主进步，办学成绩显著，学校因而被誉为湖南中教界的“后起之秀”。在这样开放的学习环境中，何老接受了多位名师的教育：跟随在苏联留学数年的肖项平老师学习英语口语和写作，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何老打下了较好的英语基础；跟随著名语言学家杨伯峻老师学习古汉语，何老为日后研习古代经济史资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7年，何老从湘东中学毕业，在南京、上海两地先后报考了北大、复旦、武汉、英士、朝阳法学院5所大学，除北大以外其余均被录取。考虑到武汉大学离家较近，而且，武汉大学作为当时的五大名校之一，在经济学研究上很有名气，何老毅然选择武汉大学，开始进行自己的大学深造。武大法学院经济系是当时国内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除了有一批“老老海归”，例如，从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归来的杨瑞六先生，从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留学归来的刘秉麟先生，还集中了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前留学归国的“老海归”：从哈佛大学回来的张培刚先生、吴纪先先生、刘涤源先生、谭崇台先生，从耶鲁大学回来的李崇淮先生，从威斯康星大学回来的朱景尧先生，从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爱丁堡大学商科归来的戴铭巽先生，等等。在这样整齐和超豪华的教学阵容下，何老开始了系统而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知识的学习，逐步构建起具有深厚经济学理论根基和国际学术视野的知识结构。当时，货币银行学专家杨瑞六先生教授货币银行学，何老在课外曾多次向杨先生请教有关货币与金融的问题。刘秉麟先生坚持理论和实践案例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将财政学讲得有声有色。张培刚先生和谭崇台先生主要讲发展经济学。至今令何老印象深刻的是张培刚先生将当时比较有名的班亨所著的英文版《经济学原理》教材引入课堂，并向学生推荐西方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数十本参考书，鼓励学生直接接触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极大地开拓了学生的学术视野。显然这一举措在当时大部分中国高校都是难以想象的。刘涤源先生主要讲凯恩斯主义研究和货币理论，吴纪先先生主要讲世界经济，朱景尧先生主要讲国民收入核算和国际经济比较，戴铭巽先生主要讲会计学，李崇淮先生主要讲国际金融。此外，当时给何老上过课的著名归国学者还有：讲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王治柱先生，著名美国史专家刘绪贻先生，哲学家、翻译家和哲学教育家江天骥先生等。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之外，从哈佛大学归来的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归来的著名作家、翻译家袁昌英先生，从哈佛大学归来的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吴宓先生以及从法国里昂海外中法学院归来的著名文学家苏雪林先生，他们教的课都曾给年轻的何老以心灵的启迪和震撼。大学四年的美好时光，何老一方面如饥似渴地、系统地学习中外经济理论，另一方面还积极同经济系里的董辅礽同学（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有“一代经济学大师”之称）和毛剑光同学、李靖华同学参加新青社组织的各种进步学生活动，为中国的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1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何老服从组织分配，奔赴西北大学任教。与何老当时共事的有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袁若愚先生、刑润雨先生，当时有名的会计系专家刘泽膏先生，从美国芝加哥大学政经研究院硕士毕业的王含英先生，早年留学美国、攻读企业管理与国际贸易专业硕士的段文燕先生，曾留学丹麦国际民众教育学院及皇家大学学习农业经济与合作经济的甄瑞麟先生，留学美国的冯大麟先生、钱祝钧先生等等。与这些知名学者一起教书、做科研工作，自然可以练就一身好“武功”。
1953年8月，何老开始在中央高级党校经济学班进行为期两年半的深造。对何老来说，在高级党校最大的收获在于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而为他后来60多年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何老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并聆听了中外专家的精彩授课：《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专家郭大力先生介绍的《资本论》三卷的基本内容；时任苏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苏联最著名的《资本论》专家佐托夫先生系统讲授的《资本论》。佐托夫老师的讲课重点突出、简明扼要、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尤其是其善用图表的方式来说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实现论、价值转型论、金融资本论和地租理论等等。这种以简单图示说明抽象理论的教学方法深深吸引着何老，并且日后被何老借鉴用在《资本论》的教学中，深受学生们的欢迎。此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杨献珍先生讲授的唯物论，党内著名哲学家、延安时期哲学著作《大众哲学》的作者艾思奇先生讲授的《矛盾论》，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哲学专家孙定国先生讲授的哲学课以及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的张如心先生讲授的中共党史课都给何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然，从小到大扎扎实实的人文与专业素养的训练，为日后何老的理论建树和出色的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之外，作为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何老从儿时起就时刻保持着充沛和旺盛的学术好奇心。在读大学期间，何老针对新中国成立前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尝试研究了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问题，公开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论金圆两月》，刊登在1948年初《浏阳报》第一版；另一篇是《论金圆券改革的作用和后果》，刊登在1948年底武汉《大刚报》理论版。这两篇论文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国民党发行“金圆券”和“关金”的反动目的和严重后果。在西北大学工作后，何老深受当时的校长、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的影响，着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并在《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上发表了自己的学术处女作——《试论孙中山的社会经济思想》。针对当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出现的将古人现代化的倾向，何老在《新建设》1959年第5、6期合刊上发表了《试论〈孟子〉〈墨经〉中的价格观》，主张客观地、科学地看待古代思想家的价格理论，指出不能把古人的关于价格问题的论述说成是“价值观念”，更不能说成是劳动价值论。随后，何老又对自己从小非常敬仰的老乡、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论文《谭嗣同经济思想略论》被作为优秀论文入选西北大学50周年校庆论文集。由于何老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卓有成效，1960年被选为陕西理论界的代表参加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受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会见，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凭借在武汉大学上学期间打下的良好的经济学理论功底以及在中央高级党校经济学班对马克思经典原著的细致研读，何老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连发3篇论文，开启了国内经济学界长达20年的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大讨论。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讨论中，何老在接受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价值规律理论。也正是因为在理论上何老主要接受了孙冶方先生的有关价值规律的观点，虽然当时他与孙先生素不相识，但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贴上“孙冶方在西北的代理人”的标签并受到了批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在兰州召开的西北地区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会上，何老与孙老第一次见面，顺便谈及此事时，孙老万分感慨地说：“想不到因为我的问题还株连了这么多的人，真是对不起你们。”孙老的这种广阔的胸怀、高尚的品德以及对后辈关怀备至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何老，也成为激励何老在日后教学和科研上追求博大和宽容境界的精神动力。
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被开除出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下放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但何老并未放弃在学术上的追求。“文化大革命”一结束，虽然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但是何老仍以一种博大和宽容的胸怀积极投入到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中国经济理论的探索中，先后在《经济研究》1978年第6期、1985年第5期、1988年第12期发表《论社会主义的商品制度》《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略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3篇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文章。之后又陆续开展了有关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西部发展经济学、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完成学术专著近60部，学术论文4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