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变迁的“十字”现象

考察中国历朝历代国都的变迁，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十字”现象，即都城的迁移走向呈现一个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十字交叉趋势。

从西向东，西安、洛阳、开封，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沿着黄河流域摆动的走势。

从北向南，北魏的大同、辽金元明清的北京、东晋南北朝的南京、南宋的杭州，也有一个很明显的南北走向。

这种“十字”式的分布走向，意味着在经过夏商周时期“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早期思想后，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

随着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历史开始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面对诸国日益激烈的攻战，为了稳固根本、谋略东方，公元前5世纪，秦国先是将都城从雍城（今陕西凤翔境内）迁到泾阳（今陕西泾阳境内），随后又于公元前383年将都城迁到位处今天西安境内的栎阳，此后，公元前350年，秦国又迁都到咸阳（今属西安）。

在战国七雄之中，与当时的东方六国相比，位处西方的秦国选择迁都位处关中平原的咸阳，本质是着眼于战争和军事地理需要。

作为西周、秦、西汉、隋、唐等王朝的国都，西安坐落于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之上。它北边是黄土高原，南边是秦岭，西有陇山，东有黄河，可谓山河环绕、易守难攻；而从关中平原向东越过崤山，就可以指向关东、挥兵中原。这种在冷兵器时代无可比拟的地理条件，使秦国从战国时代开始，就拥有了其他诸国难以超越的天然军事地理优势。

另外，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由渭河冲积而成，沃野千里，加上渭河、泾河等河流灌溉，秦国更是占据了农业生产的天然优势。

秦人依据关中平原“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的地理优势和农业优势，最终逐渐攻灭东方六国，在公元前221年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

但西安的政治早熟，也造成了它的生态早衰。在经济地理学中有一个名词叫作“消聚性衰退”，说的是一个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由于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消耗开始衰落，而西安正是这种消聚性衰退的典型案例。

在秦汉以前，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本是沃野千里、森林密布的生态环境优美之地。但从秦汉开始，由于从城市营建到居民日常生活都离不开木材，再加上大规模的农业开垦，关中平原周边的原始森林遭到了毁灭性破坏。

在失去了森林的涵养之后，曾经“八水绕长安”的西安城内外，渭、泾、沣、涝、潏、滈、浐、灞等八条河流的水流量越来越小。到唐代末年，泾水、渭水、灞水等河流的水流量日益减少，龙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相继干涸；北宋时，“八水”中的潏水水流量更是小到了可以蹚水过河的地步。

据统计，从唐宋开始，关中地区有关水清、枯竭、断流的记载共22次。其中，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雍正六年（1728年）的45年间，作为滋润长安最重要的河流——渭河及其支流，有记载的断流达6次之多。

随着森林的砍伐，关中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也越发严重，这使得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增大：有雨则洪水泛滥，无雨则干旱成灾。

陕西省气象局根据史料记载进行统计，发现从公元前2世纪的秦朝开始，关中地区的水灾和旱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

自唐朝武德七年（624年）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100多年里，长安周边的京畿地区，共发生了20起大型自然灾害，其中有10次旱灾、7次水灾及3次蝗灾。

唐朝中期的公元8世纪，关中地区共发生了37次旱灾，平均每2.7年就发生一次。

一方面，森林和水资源日趋锐减；另一方面，隋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越来越多。历史数据显示，西汉时，长安城的人口只有25万人左右；而到了盛唐时期，长安城的人口最多可达百万之众。

与人口日益膨胀相对应的是，关中地区的可耕土地越来越少。当时，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盐碱化、肥力减退等原因，关中地区的灌溉农田从西汉时期的4.45万顷，锐减到唐代宗大历年间（766年—779年）的0.62万顷。也就是说，相比西汉，人口增长率高达400%的唐代长安城，周边的土地灌溉面积却同比减少了3.83万顷，衰减率高达86.1%。

由于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地少人多，隋唐时期的长安城经常出现缺粮的窘境。到了中唐时期，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最高可达400万石（按唐代一石粟米重约42公斤计算，约合1.68亿公斤），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唐朝时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仍高达100万石（约合4200万公斤）。

可以说，即使是在“五谷丰登”的丰收年份，唐代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口多食寡”，一旦发生“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人们就不得不东迁到洛阳就食。

以唐高宗李治为例，他在位共34年（649年—683年），其中有11年零5个月是住在洛阳，其中史书有三次明确提到是因为长安缺粮才迁到洛阳“就食”。在丈夫唐高宗去世后，随后掌权的武则天在公元683年到公元705年的22年间，更是有19年住在洛阳，主要也是因为洛阳更靠近江淮地区等粮食主产地，没有漕运之苦。

从秦朝到五代十国时期，国都长期在长安、洛阳之间交替。例如西汉定都长安，东汉定都洛阳；随后西晋和北魏也定都洛阳，而完成大一统的隋朝和唐朝则将国都迁回了长安。

作为古代中国都城的两大双子星，长安与洛阳互为兄弟，但历史在这种摇摆之中，已经出现了从西向东迁移的趋势。

前面说过，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作为中华民族较早开垦的农耕区域，到唐朝时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生态恶化趋势。在此情况下，西安逐渐失去了立都的环境优势。

安史之乱（755年—763年）以后，长安先后被吐蕃、乱兵、黄巢农民军轮番攻占，破坏严重。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年），军阀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并拆毁长安城内的宫殿和民舍，取其木材营建洛阳，“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长安陨落后，洛阳也迎来了回光返照式的最后辉煌——唐朝的最后三年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梁、后唐、后晋，都曾经建都洛阳。

与距离黄河相对较远，且有黄河三门峡天险阻隔，物资运输艰难的西安相比，洛阳相对靠近黄河，并且在隋炀帝兴建大运河后，易于接受来自南方的粮食和税赋，因此，洛阳在唐后期及五代十国初期，一直是帝国的重要国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