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杀绝、被征服，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重新开始了新的战斗。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27年8月1日，在江西省会南昌，根据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贺龙任总指挥的起义军指挥部，指挥起义部队，采取统一行动，迅速占领了整个南昌城。南昌起义大获全胜，建立革命委员会，发表宣言，在全国人民面前举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旗帜，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重新聚集被打散了的党的队伍，明确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面临的形势、前途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

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的会址选在位于武汉市汉口中心地段的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的一栋三层楼的公寓里。会场为两个相连的房间，还有一间侧房作厨房用。这里原来是武汉国民政府从苏联政府聘请的农民问题顾问洛卓莫夫的宿舍。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洛卓莫夫已在20多天前被武汉国民政府驱逐回国。

经过中共中央和工作人员的紧张筹备，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在汉口顺利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共中央秘书处以及湖南、湖北的代表和负责人。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秘书邓小平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由于出席的中央委员不足半数，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搜捕，环境十分险恶，八七会议只紧张地开了一天。

八七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首先在会上作长篇报告，指出召开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说明需要会议讨论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内容。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务委员会作报告，分析了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后的形势，提出了新形势下党的基本任务。出席会议的同志对两个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右倾错误。

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同志先后发言，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等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指出：今后党的“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

会议通过的这些决议和《告全党党员书》，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这些重大举措，对动员、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大革命失败的形势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八七会议改选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结束了陈独秀右倾错误，选出了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同志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责。

瞿秋白，生于1899年，江苏常州人，五四运动时参加并领导北京学生爱国运动，1920年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先后出席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出席中共三大时，主持起草党纲。1925年，他在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参加并领导五卅运动，主编《热血日报》。1927年，他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此后一段时间内犯了“左”倾盲动错误。1928年，他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同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成员。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重要里程碑之一。从八七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实现“三个伟大转变”：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从以非武装的群众运动为主要内容，开始逐步转向以领导人民群众建立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作，从以城市为主，开始逐步转向以农村工作为主；

第三，中国共产党从没有任何革命根据地为依托，开始逐步转向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主要依托。

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为全体党员和革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八七会议作为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重要标志而永载史册。

八七会议能够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顺利举行，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具体负责会务工作的邓小平功不可没。他从会议的筹备、安排，到会议代表的迎接和送行，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举行的重要会议，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1980年7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公务之余，偕夫人卓琳和女儿、小外孙女一起，“千里来寻故地”，重访八七会议会址。当来到八七会议会址门前时，邓小平仰望着这座53年前发生了重大历史事件的楼房，心潮逐浪，思绪万千……

进门后，他颇为熟悉地直接走到楼梯口，健步登上29级台阶，来到二楼，走进当年的八七会议会场。

“邓副主席，您看，当年是不是这样布置的？”纪念馆的同志征求这位当年会议筹备者和参加者的意见。

邓小平环视了一下会场的陈设，说：“我记不清楚了，基本上是的。”

接着，他用手指了指会场上摆放得整整齐齐的桌椅，说：“不过当时没有这么规矩。”

看着会场上摆放的物品和各种历史文献，邓小平仿佛又回到了53年前那难忘的日子。他向同行的人和工作人员介绍说：“会前，我们是陆续进来的。当时我在这里待了6天，最后走的……”

看完二楼的八七会议会场，邓小平又来到一楼的八七会议历史陈列厅。他一边观看展览，一边解答纪念馆工作人员提出的问题，还不时地关照女儿和外孙女仔细看看，希望后代们能够认真记住老一辈革命家艰辛创业的历史。

当走到八七会议代表情况的陈列前时，邓小平停住了脚步，深情地望着与会代表的照片，对陪同人员介绍说：“都是年轻人！”说完哈哈大笑。随后，邓小平又指着陆定一的照片说：“陆定一那时21岁，他比我小2岁。”

当纪念馆的同志请邓小平谈谈他领导的百色起义的意义时，邓小平说：“首先是八一南昌起义。”

然后又说：“那个时候我是中央的秘书，是政治秘书。八七会议的时候，……政局变化很大，还是在八一以前就定的吧，一部分人去搞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开这个会，是叫八七嘛，会议是号召搞全国起义，全国到处起来，从八一就开始了。”[1]“会后，全国各地相继组织起义。”“八一起义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八一起义也是体现八七会议方针的。”

一直到10点多钟，邓小平与八七会议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合影后，才离开了这个对于中国革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地方。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笼罩着昔日的大革命中心武汉。1927年9月底，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陆续迁往上海。10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指导武汉和附近长江流域的工作。

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于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原则上通过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4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修改审定）等文件，并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时，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工农革命群众运动遭到敌人的极大摧残。共产党员从大革命时期的近6万人减至1万多人。然而，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错误地认为这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

这种“左”倾盲动错误，在实际工作中给党造成许多重大损失，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到1928年初即在许多地方停止执行。同年2月下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批评了这次“左”倾错误。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接受了这一决议案。至此，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中共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中国共产党在各地领导的武装起义风起云涌、此伏彼起，逐渐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在广东，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军事负责人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中共广东省委组织指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广州工人赤卫队和广州市郊农民，于1927年12月11日举行广州起义，建立广州苏维埃政府，苏兆征任主席（未到职，张太雷代理主席）。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参加了广州起义。由于敌人的强势进攻，起义部队没有及时转入农村，广州起义很快失败。张太雷英勇牺牲，从广州撤出的部分革命武装部队和人员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少数起义者到达香港，随后参加广西左右江起义；还有少数起义者到粤北加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在广州起义中，第一次打出中国红军的旗帜。在广州起义的生死搏斗中，中国、苏联、朝鲜、越南革命者并肩战斗，用鲜血铸成了革命丰碑。

在湖南，彭德怀、滕代远领导国民革命军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于1928年7月22日举行平江起义，成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平江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红五军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随后，逐步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转移后，黄公略等仍留在湘赣地区坚持斗争。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武装力量。1929年初，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湘赣两省敌军分三路向井冈山进犯时，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等部队在赤卫队配合下进行英勇反击。敌军攻占井冈山的黄洋界、八面山等阵地后，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红五军突出重围向赣南转移，在瑞金与红四军主力会合。随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离开赣南，返回井冈山，坚持湘赣边界和湘鄂赣边界的斗争。

在海南岛，中国共产党人冯平领导了最初的武装斗争。他是海南省文昌县人，1927年任中共琼崖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部长、琼崖讨逆革命军总司令，参加并领导全琼武装暴动，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力量。之后，冯平任琼崖特委军事委员会主任兼琼崖工农革命军司令、琼崖工农革命军西路军总司令，领导澄迈、临高、儋县3县开展武装斗争，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7月4日在澄迈县牺牲。此后，海南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英勇顽强、坚韧不拔，一直坚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

在西北，1928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等到上海，向中共中央作了《陕西党、团组织情况》的报告。周恩来、李维汉及邓小平会见了陕西代表，研究了陕西党组织的工作，指示陕西省委要发动群众，组织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5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了著名的渭华起义。后来，渭华起义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失败了，但是革命烈士的鲜血哺育了陕西革命的一代精英，为以后创建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锻炼了干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造就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红军将领。

总之，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残酷的屠杀政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先后发动了100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的取得了胜利，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许多则因敌人的残酷镇压或准备不足而失败。但是这些起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敌人，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些武装起义的星星之火最后终于形成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