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大革命的兴起与失败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深入开展工人运动，掀起了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为代表的工人罢工浪潮，广泛开展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全国各地党组织的代表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代表着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大会有三项主要议程：一、讨论党纲草案；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大会决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文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大会选举由九名中央委员、五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后改为王荷波）、罗章龙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中共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和共产国际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中共三大闭幕之日，代表们来到黄花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的指挥下高唱《国际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雄壮有力的歌声中胜利闭幕。
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后，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然而，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也有一股股暗流。1924年6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月，张继等又提出所谓《护党宣言》，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对于国民党右派分裂国共合作的行动，不能听之任之。中共中央于1924年7月1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言行。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的经验，加强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回答在革命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大会围绕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中心工作，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候补执行委员5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的工作分工中，陈独秀兼任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
“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指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
“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以，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关于工农联盟，《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强调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各项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随之，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极大地促进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通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掀起了五卅运动，全国形成了大革命的风暴，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高潮汹涌澎湃，迅猛向前。全国性的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持续发展，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促进了中国革命的不断高涨。1927年春天，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并准备向黄河流域推进。
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就在这时，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许多著名共产党人英勇牺牲。陈延年就是其中一位著名烈士。他是陈独秀的儿子，1922年6月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任宣传部部长。1924年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广东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书记。1925年参与领导省港工人大罢工。1927年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7年6月26日被捕，7月4日在上海龙华牺牲。
在此期间，李大钊1927年4月6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就义。
李大钊牺牲时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李大钊就义时的目击者之一、时任京师高等审判庭推事的何隽，在解放初期写的文章《李大钊殉难目睹记》中说：
李大钊等二十人……在京师看守所内刑场绞决。被绞之前夕，余即至看守所接洽参观。届时前往，见新式行刑之绞机矗立刑场之中央。……晨九时，指挥行刑官莅场查阅判决书，命提李大钊及另一受刑人到场，旋由行刑人蜂拥至前。李大钊意气轩昂，胸襟爽朗，不知其为铁窗人也。指挥行刑官……告之：“此案经特刑庭判决，你等均处死刑，当已收到判决书？”答：“收到，已准备上诉。”又云：“此案系按特殊程序处理，并无上诉办法。现奉上官命令，今日执行。你等对于家属如何处分事件，可缮函代为转交。”李大钊云：“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旋经行刑人拥登绞台左绞绳下铁盖上……面南而立……一位行刑人反接两手，缠缚全身，并折绳结环，神色自若不变。最后，李大钊高呼“为主义而牺牲”者再，毅然延颈就环。[1]
《李大钊殉难目睹记》的作者何隽是受李大钊思想影响的进步青年，其言可信。他写的内容真实地记载了李大钊为共产主义理想从容就义的过程。
在国民党统治中国期间，无论蒋介石在台上还是“下野”后在台下，无论蒋介石担任重要职务还是担任次要职务，他始终都是一个掌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际权力的主要人物，始终牢牢掌握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党军政大权不放。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大革命遭到局部的严重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并立的局势，即北方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武汉的国民政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异常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必须对形势有清醒的分析和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迅速采取果断的应对措施和坚决的行动，才能挽救中国革命。在这种非常紧急的形势下，应广大党员和干部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党都期望着能够通过这次大会正确判断中国革命面临的严重局势，解决全党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等重要问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大会。
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阐述了中国各阶级问题、土地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等11个问题。对于全党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陈独秀的报告既没有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危局的方针和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
与会代表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批评。
瞿秋白散发了针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而撰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此书着重论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瞿秋白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
蔡和森在发言中针对陈独秀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尖锐地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
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武装起来，迅速增强农民的斗争意识。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选举了由31名中央委员、1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当选为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等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陈独秀右倾错误思想在大革命后期之所以能够占据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统治地位，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第一，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具有很高的威信。第二，陈独秀是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具有很高的权威。第三，从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职务，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第四，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立即加入共产国际，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革命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不是个人行为。
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思想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改组，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出狱。1942年5月病逝于四川江津。
1945年4月21日，中共举行七大预备会。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讲到中共历史时说：“陈独秀……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这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武汉国民政府在一段时间内还留在革命阵营内。1927年5月下旬，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武汉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随武汉国民政府指挥的北伐军到达河南。然后，亲赴潼关，向由国民联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政治工作人员发表演讲。冯玉祥部队的大多数政工人员出席了会议。
邓演达不愧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讲演时慷慨激昂，旗帜鲜明，声情并茂，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种种倒行逆施。最后，他振臂高呼：“打倒军阀蒋介石！”他在呼口号时，会场应当群起呼应，可是却鸦雀无声。对此，邓演达很不理解。回过头来，看到坐在身旁的冯玉祥的脸色很不高兴，邓演达感到莫名其妙。原来，此时冯玉祥已经准备同蒋介石合作，当然不高兴邓演达的反蒋演说了。
就在这时，突然从会场后排右角走出一个个子不高的青年，他向前迈进几步，高举右拳，操着四川口音，连续高喊三声：
“打倒蒋介石！”
“打倒蒋介石！”
“打倒蒋介石！”
这个声音，真是声振屋瓦、穿云裂石、响彻云霄。
冯玉祥看到这个青年的举动，怒形于色，立即宣布散会。会后，冯玉祥部队的军法处立即将这个青年拘押。
这个青年，就是大革命时期受冯玉祥的邀请、中国共产党的派遣，在冯玉祥部队从事政治工作的邓小平。
邓小平被拘押后，随时有生命危险。不少人佩服他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精神，认为他是一个血性男儿，却无力搭救。这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刘伯坚面见冯玉祥，历陈邓小平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办学有方，成绩卓著，恳请将其保释。几天后，邓小平终于获得自由。
6月10日，冯玉祥与汪精卫等武汉国民政府的党政军首领在郑州举行“郑州会议”，密谋反共。
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又与蒋介石等南京国民政府的党政军首领在徐州举行“徐州会议”，决定反苏反共，实行宁汉合作。
从6月中旬开始，冯玉祥将原来由他自己邀请到西北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全部集中起来，进行扣押“审查”。尔后全部“礼送出境”。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他由中共组织安排，离开冯玉祥部队，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走上了新的征程。7月，邓小平到武汉的中共中央报到后，被分配担任中央秘书，主要工作任务是主管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和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作记录以及起草一些中央文件。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他把原来的名字邓希贤改为邓小平。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了武汉三镇。
1923年至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中国大革命蓬勃发展，革命力量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席卷全国，革命的暴风骤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一切反动势力。为了镇压革命力量，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联合起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从此，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错误的领导下，致使中国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惨遭失败，已经发展到6万多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只剩下了1万多名党员。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
注释
[1]何隽：《李大钊殉难目睹记》，《革命人物》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