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成果述评

1.3.1 海外学者研究

当前西方国家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东南亚国家在摆脱西方殖民统治之后电视媒体产业的早期发展历史，以及政府在全球化冲击下如何通过对文化产业的干预，在广播电视领域改变对西方文化产品的开放态度，转而加强区域间合作以及对本土电视产业的扶持（McDaniel，1994；Park & Curran，2000；Jin，2011）。其中，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传播学系是从事此类研究的学术重镇。总体而言，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往往将东南亚各国视为一个区域性整体，主要关注进入后殖民时代的东南亚广播电视媒体如何摆脱西方文化霸权影响，实现本地媒体的独立发展等问题。

与西方学者相比，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学者对马来西亚电视事业的研究，则更加强调马来西亚的本土语境，重视从媒体生产角度出发，探讨本地电视媒体在强化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抵制美国及周边亚洲国家“文化渗透”过程中发挥的作用（Zahari，1994；Hashim，1989；CheLah，2001；Foo，2004；Yap，2007）。在 很 长一段时间里，这不仅是马来西亚电视研究的主要特点，也是马来西亚媒体研究的主导性思路。在此类研究中，电视媒体往往被视为能为共同体建构提供丰富的“想象资源”的工具，具有强化各族民众“国家认同”的强大效果（Hashim，1996；Karthigesu，1988；Badarudin，1996）。除上述从生产角度切入的研究外，部分学者还着眼于马来西亚电视观众对进口节目的协商式、抵抗式解读现象。例如针对马来西亚私营电视台播出的奥普拉脱口秀（Wilson，2001）和真人秀节目（Wahab，2010）展开的两项研究，就从受众角度出发，呈现了马来西亚本地观众对西方真人秀节目的意识形态协商。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马来西亚学者的电视研究愈发关注电视媒体与马来西亚社会、文化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反思其在推动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与公民社会建设过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Tarling &Gomez，2008；Rahim & Pawanteh，2011）。如针对马来西亚电视广告道德教化功能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就立足于对受众“对抗性”解码的分析，进而对广告的传播效果提出质疑（Holden，2001；Holden& Husin，2002）。而作为这一发展进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马来西亚的媒体、文化与社会》（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in Malaysia）（Guan，2010）一书则从马来西亚报刊、电视、网络及新媒体等多个角度出发，对马来西亚媒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其中一项从“全球本土化”角度切入的研究（Kim，2010），正与本研究有相似旨趣，分析了马来西亚本地电视媒体如何通过对域外电视节目模式的“山寨”，表达了推动马来西亚政治民主与公民社会发展的“本地”诉求。

综上所述，海外学者针对马来西亚电视媒体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方面，相关研究多以全球化冲击下马来西亚本地电视媒体及本土文化的生存发展为研究主题，囿于“东方—西方”“本土—全球”二元对立的视角，无论是经验研究还是批判研究，绝大多数都有突出本土地位、抵制外来文化渗透的意味。

另一方面，相关研究对“本土”的理解较为狭隘。研究中提及的“本地媒体”，主要指马来西亚国家电视网或是主要面向马来观众播出的电视频道，不涉及其他更具地方性的媒体或少数族裔媒体。而以华裔为代表的马来西亚少数族群，无论在西方学者还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学者针对马来西亚电视媒体的研究中，均普遍被视为国家媒体“同化”的对象，而非参与媒体生产与消费的“文化主体”。

1.3.2 国内学者研究

与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相比，国内学者目前对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海外各地华语媒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报业，如《海外华文传媒研究》（程曼丽，2001）、《海外华文传媒概论》（彭伟步，2007）、《星洲日报研究》（彭伟步，2008），等等。而针对马来西亚华语电视的研究，则基本停留在对其发展概况的介绍层面，多带有资料汇编的性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东盟广播电视发展概况》（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培训中心，2008）与《海外华语电视研究》（李宇， 2011），但上述著作因出版年代较早，提供的信息已较为陈旧。

与上述研究相比，《东盟国家媒介透视》（李异平，2004）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亚洲电视传媒：发展与文化》（刘琛，2009）两项研究，则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具体来说，以上研究主要关注全球化背景下东南亚国家的媒介政策，同时引入了发展传播学视角，注重探讨媒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东南亚各国如何扮演了“推动国家发展”的特殊角色，与部分海外学者的研究思路有相似之处。但是，由于此类研究多以“东盟五国”乃至“十国”为研究范畴，在研究对象上也广泛覆盖报刊、广播电视及网络媒体，这使得其对各国电视业发展情况的分析往往是蜻蜓点水，在信息的详尽程度与理论的阐释深度上均有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活跃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高校的学者借助其地缘优势，针对海外华文媒体特别是东南亚华文媒体开展了一些较具突破性的研究，其中与本研究十分相关的包括以下五种。

暨南大学学者彭伟步于2009年出版的《新马华文报文化、族群和国家认同比较研究》一书，虽然以报刊为研究对象，但已注意到了海外少数族群传媒对华人身份认同的建构问题，与本研究具有相似的问题意识。同时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该研究也体现了历史研究思路，运用了文本分析方法，并主要以华文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媒体从业者的言论为分析对象，试图从华语媒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现其建构身份认同的模式与特征。遗憾的是，该研究过分拘泥于对国家认同、族群认同的探讨，并未在研究中回应流散族群研究与海外华人研究长期关注的华人族群身份的“混杂性”问题。

彭伟步于2012年出版的《少数族群传媒的文化记忆与族性书写——〈星洲日报〉文艺副刊不同时期对华人的身份建构》相较于此前关于新马华文报刊的比较研究，因更多借鉴了人类学相关理论、强调了“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一超越“国—族”关系的华人身份认同类型，体现出更强的理论新意。然而，该研究在理论视角上存在一定局限性，具体表现为在回应“族裔媒体建构少数族群身份”这一问题过程中，过度借鉴了西方族裔媒体研究的“功能主义分析”视角，将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视为族裔媒体实践“全球本土化”的唯一路径，忽视了批判视角的引入和对受众能动性的关切。

与对《星洲日报》副刊的研究类似，另一项针对澳洲华文报纸的研究《“全球本土化”与海外华文报纸——以〈星岛日报〉澳洲版和〈澳洲新报〉为例》（刘康杰，2013），亦以功能主义分析为主要研究视角，忽视了对海外华文媒体及华人所处社会文化情境的具体分析。具体来说，该研究通过对两份报纸关于2008年奥运会和2007年澳洲大选报道数量和角度的分析，指出两份报纸未能在新闻报道中发挥“为华人代言”的功能，进而提出海外华文传媒应提升对本地华人报道的“质”和“量”，以实践其“全球本土化”发展路径。该研究使用的理论、方法及得出的结论，借鉴了南加州大学“传媒转型”项目对洛杉矶族裔报刊的研究，同时也因缺乏对澳洲族裔媒体发展及当地华人境遇的深入调研，忽视了对当地政府新闻审查、华语媒体自身资金和人员短缺、本土与域外媒体的融合与竞争、当地华人矛盾多元的身份认同与文化需求等影响海外华文媒体发展的“本土因素”的分析。

除了上述针对马来西亚华语报刊的研究之外，《中国内地电视剧在东南亚的传播》（宗倩倩，2014）和《华语电视在马来西亚的传播研究》（蔡菁，2015）两篇硕士学位论文，亦运用了文化接近性理论以及质化的受众研究方法，对马来西亚华语电视进行了较有针对性的研究，其选题在国内相关研究中较具开创性。然而，上述研究并未在开展受众研究之前对马来西亚华语电视的整体发展状况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做广泛了解与深入分析，致使其最终得出的关于受众偏好的结论更多局限在现象层面，缺乏理论深度。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学者针对包含马来西亚在内的海外华文报刊、电视等媒体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相关研究均以经验学派的功能主义分析为其主导研究范式，过分关注海外华文媒体实现社会整合的功能；缺乏“受众研究”意识与“批判研究”视角。

第二，相关研究对华人身份认同的研究，多局限于对“国家认同”“族群认同”“世界主义”等类型的僵化分类和讨论，结论的得出亦多出自对生产者及媒体产品的分析；并未引入新受众研究所提倡的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关注受众与解读媒体产品相关的意义生产活动。

第三，相关研究并未将马来西亚等地华人及其华语媒体视为在政治、文化上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研究对象，而是倾向以“中心—边缘”视角理解二者间关系。受上述视角影响，相关学者在研究海外华语媒体时，大多注重开展“以我为主”的经验和策略分析；缺少对传播对象国华语媒体生态和节目市场构成的详尽调研，忽视了中国媒体与海外华文媒体及华人受众互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复杂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