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理论综述

1.2.1 流散华裔媒体研究：树立批判视野

“族裔媒体”（ethnic media）是指由移民、种族、族群、语言上的少数族群，以及土著居民生产的，并且面向上述人群的媒体（Matsaganis, Katz, & Ball-Rokeach, 2010）。在全球化背景下，族裔媒体近年来在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北美地区及欧盟各成员国均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已成为西方传播学界新兴的前沿研究领域。总结目前族裔媒体研究的发展现状，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角是功能主义分析，热点问题是族裔媒体的在地性与社会性。相关研究沿袭了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对美国移民报刊的研究思路，关注族裔媒体在少数族裔融入本地社会过程中发挥的功能（Park，2011；Viswanath & Arora，2000；Alia，1999，2005；Daniel& Murray，2009；Kong，201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当下所有族裔媒体研究都继承了帕克对移民报刊的研究思路。事实上，在族裔媒体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功能主义分析路径，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警惕与批评。相关研究者认为：未来的族裔媒体研究应继承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90）在对加勒比海黑人电影如何阐释黑人文化身份认同的研究中所遵循的“文化研究”思路，将关注重点由单一国家内部的“少数族裔”转向全球范围的“流散族群”（diaspora），进而以批判视角分析“流散族群媒体”如何在跨国、跨文化空间中建构了自身以差异（difference）、断裂（rupture）为根本特征的“混杂”（hybrid）的文化身份认同（Guzm’an，2006；Sakr，2008；De Fina，2013）。

“流散族群”一词源于希腊语“diaspeiro”，原意为“违背神的意愿，必将面临被放逐的危险”（Dufoix，2008）。至17世纪，“流散族群”一词逐渐在意义上与宗教神学相分离，转指希腊人在世界各地的广泛散布。至19世纪，“流散族群”一词开始用于描述散布各地的犹太人（Jewish diaspora）和在贩奴贸易中被贩卖至欧美各地的黑人（African diaspora）。自20世纪后半叶至今，流散族群的范围逐步扩展，成为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文化研究、族群研究、区域研究的关键概念与核心议题。其中，始于20世纪80、90年代的两大变化趋势，尤其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密切相关：一是华人族群因为在东南亚等地的特殊生存境遇以及全球范围内中国移民数量的激增而被纳入流散族群研究范畴；二是以斯图亚特·霍尔、洪美恩（Ien Ang）为代表的媒体与文化研究学者开始进入流散族群研究领域。

现代意义上的流散族群在概念上一般指离开家园、分散到世界各地的人或族群，或指生活在某一国家中的异域群体，主要具有6个基本特征：（1）以移出国为“中心”迁移到多个地区；（2）保持着对移出国的记忆和想象；（3）认为自己不会或不可能被移入国完全接纳；（4）能够往返于移入国和移出国之间；（5）愿献身于移出国的复兴；（6）对移出国的关注已成为一种群体意识（Safran， 1991）。在此基础上，跨国移民的大量增长以及20世纪90年代针对拉丁美洲移民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特征的理论分析，又催生了更多基于跨国视野的对流散族群内涵与特征的研究（朱敬才，2012），例如主张将流散族群视为可以被持续重构与再造的想象共同体，而非固定不变的共同体（Tsagarousianou，2007）；主张将流散族群的身份认同视为持续的自我生产与再生产（Hall，1990），等等。总之，在文化研究者赋予的新含义中，流散族群研究已经在概念上超越了早期对种族属性的本质主义探讨，更多体现出杂糅、异质、认同重构、记忆断裂、矛盾、世界主义、多元地方性等具有后现代风格的特质（段颖，2013）。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流散族群”这一概念曾主要被用于概括具有强烈复国理想的犹太移民群体，曾有学者反对将华人群体视为“流散族群”，并对其冠以“流散华裔”的称呼（Malvezin，2004）。然而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化过程中人员流动现象的日益频繁，研究者逐渐修正了对“流散族群”的概念界定，普遍主张对“流散族群”的理解应回归其希腊语词源的原始内涵，强调人群“遍地播种”的特征，而非具有复国意愿或是对所在国的离心倾向（Cohen，1997）ix。由此，“流散华裔”（Chinese diaspora）作为学界普遍认可的概念，被纳入了与“流散族群研究”相关的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等领域。

流散族群的文化身份认同在当下往往呈现出“世界主义”（cosmopolitism）和“地方性”“原乡情结”相混杂的状态，人们在其中依据生活经验，选择构成自我与族群认同的要素，认同取向也愈发动态、多元（段颖，2013）。具体到流散华裔群体，世界范围内华人的文化认同总是因受到本地和跨域的影响而不断变迁（Clammer， 2002）。例如洪美恩在其《论不说汉语：在亚洲与西方之间》（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2005）一书中，就曾结合自己作为华裔混血在西方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生活经历，提出了解读全球化时代流散华人身份认同的正确方式应是强调其“混杂”而非“融合”属性。洪美恩认为：全球化时代与华人身份认同相关的“混杂”，不应仅仅意味着超越差异的和谐共存，也应体现出差异与冲突、矛盾与不可控性，并为与之相关的论争与对话提供空间。一方面，混杂意味着超越对单一类型身份认同的讨论，对全球化背景下流散族群根植于“差异共存”（togetherness-indifference）状态中的身份焦虑及其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混杂意味着正视绝大多数流散华裔已加入其居住国国籍的事实，避免以“中心—边缘”的二元视角理解流散华裔祖籍地与居住地之间的政治、文化关系，而是具体分析流散华裔建构二者间联系网络的具体形式。

以上述学者对族裔媒体以及流散华裔身份认同的研究为基础，媒体研究者近年来亦开始重视在全球视野下对流散华裔媒体开展批判性研究。澳大利亚学者孙皖宁与辛克莱尔（Sun & Sinclair， 2016）在其研究中，就以“全球流散华人媒体网络”（global diasporic Chinese media network）概念解释全球化进程中各地华人媒体既广泛连接又交互影响的关系。具体来说，该研究认为传统的流散华裔媒体网络以流散华裔所在地华语媒体、中国媒体、新加坡媒体为主要“节点”（node），任一地方华语媒体与中国内地（为方便研究，本书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除港澳台地区外的领土范围统称为中国内地）媒体之间的联系都不是线性的，而是受到网络中其他“节点”的影响。其间各地方媒体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市场和文化影响力的增长，不断构建着全球华人的公共空间，也重塑着地方与地方之间华语媒体的联系。与此同时，这一网络中各个“节点”之间的亲疏关系以及不同“节点”所处的地位，也处于不断变化当中。

具体来说，20世纪的“全球流散华人媒体网络”仅将中国内地视为组成网络的若干节点中的普通一员，影响力大多不及中国港台地区（Ong & Nonini，1997；Sun，2013）。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文化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与国际传播事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内地媒体在“全球流散华裔媒体网络”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一方面，伴随着流散华裔的代际更替以及新生代与中国内地人员及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港台地区媒体在“全球流散华裔媒体网络”中正逐渐丧失其原有的市场优势与文化影响力；另一方面，越来越多流散华裔居住地媒体出于提高华裔受众阅听率的经济考虑，开始改变此前对中国内地媒体的疏远态度，逐渐将其视为进口节目的主要来源和开展合作的重要对象。

基于上述论述，研究者认为，流散华裔媒体研究应充分关注在媒体与文化全球化语境下，各地流散华裔媒体是否/如何通过地方层次的文化实践与域外华语媒体建立了新型联系，以及流散华裔是否/如何以新的话语建构了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

1.2.2 电视与文化全球化：聚焦亚洲流动

全球化可以被视为一种超越时空界限的，众多新兴思想、机制、技术以及文化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过程（Straubhaar，2007）。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1990）曾以种族景观（ethnoscapes）、媒介景观（mediascapes）、技术景观（technocapes）、金融景观（finacescapes）、意识形态景观（ideoscapes）五个维度之间的“断裂”（disjuncture）来定义全球文化经济流动。其中，媒介景观具体指“人类通过媒介生产与消费建构出的不断变化的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y）”；而电视媒体尤其因“能够向全球受众提供大量复杂的图片、叙述和‘媒介景观’，并将全球商品和新闻、政治进行深度融合”，在全球文化流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传播学史上，全球传播曾被视为一种单向度的传递，指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行的文化产品与价值观倾销（Nordenstreng& Varis，1974）。然而，正如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2007）在其关于媒体与全球化的理论综述中指出的：“迄今为止，并没有一套关于全球化的理论可以达成广泛一致，相反，与全球化相关的理论不仅数量众多，且往往相互激荡。”（Sparks，2007）与处于争议中的全球化理论相似，在关于全球传播的“单向度传递”观点提出后的30余年间，与媒体和全球化相关的研究，亦始终处于对“文化同质化”（cultural homogenization）与“文化异质化”（cultural heterogenization）两种后果的论争之中。

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对媒体与全球化现象进行批判性分析的代表性理论——“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 （Schiller，1969）一经提出，即因其被视作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理论武器而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在意图反对美国文化产品倾销与西方文化霸权渗透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得到了积极回应。然而，随着传播学理论特别是电视与全球化研究的发展，这一理论亦开始受到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理论家的挑战。其中不仅有斯图亚特·霍尔（1980）、戴维·莫利（David Morley, 1989）等学者在微观层面对“积极受众”（active audience）观点的强调，亦有约瑟夫·斯特劳巴哈（Straubhaar，2007）等学者对世界媒体流动现象基于“结构化”（structuration）和“复合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所做的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起，拉丁美洲电视研究者成为以非西方经验解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学术阵营。相关学者立足于以巴西为代表的拉丁美洲国家在本国及区域市场内逐渐摆脱对美国文化产品依赖的发展经验，同时借鉴文化研究学者以及霍米·巴巴（Homi Bhabha）等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展示了作为非西方国家对“全球”文化进行批判性和创造性的解读，以及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霸权影响下依旧保持自身“本土”文化多样性的可能。

表1-1（Straubhaar & Lent, 1989）393对拉丁美洲学者全球电视研究论争点的总结，正展示了两种理论视角在不同研究层次的贯彻：前者关注“全球性的本土化”，主要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强调美国电视文化产品在全球文化贸易市场中长期所处的统治性地位；后者关注“本土性的全球化”（Banerjee，2002），强调非西方国家本地电视文化产业的崛起，及其本土受众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就文化身份进行协商，以获得争夺话语权力的可能性空间。

然而，上述以国家为立足点、基于“全球（西方）”与“本土（非西方）”二元对立视角提出的观点，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有学者就指出：当前媒体与全球化研究领域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并非强调美国在全球市场上依然存在的支配地位，抑或是非西方国家对本地文化产业的保护以及对西方文化倾销的抵制，而是研究者对二者之外的其他媒体与文化流动现象的忽视（Buonanno，2008）116。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2011）442曾提出：当代网络社会正在被资本流、信息流等不同种类的“流动”（flow）所控制。基于这一观点，达雅·屠苏（Daya Thussu）进一步对全球电视媒体流动趋势进行了类型学划分。如表1-2所示（Thussu，2010）223，“主导性流动”（dominant flow）主要指西方影视产品依托跨国媒体集团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文化倾销；“反向流动”（contra-flow）则具体包含“跨国流动”（transnational flow）与“地理—文化区域流动”（geo-cultural flow）两个维度，主要指非西方影视资本与媒体的跨域流动。其中，“地理—文化区域内流动”超越了“南—北”“东—西”等传统的二元化划分，将全球范围内受人口流动（如各国移民）、技术发展（如直播卫星技术）等多种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具有地理文化和语言文化渊源的区域，视为一种比全球更具体、比国家更广阔的文化空间。而其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本地媒体发展与区域文化影响力提升的分析，亦被视为在媒体流动领域对“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良性讨论。

所谓“全球本土化”，是20世纪90年代由“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本土化”（localization）结合而成的理论概念，借鉴自日本的跨国市场营销策略，最早由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在《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2000）一书中提出。该理论意在超越全球化理论在宏观与微观层次的对立关系，将全球化所蕴含的“特殊的普遍化”与“普遍的特殊化”两股趋势相融合，更具体地解释地方、国家、地区、全球等不同层次文化力量间基于“混杂”状态的互动关系。

然而，全球本土化理论在提出后也受到了来自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批评。批评者认为，根植于市场逻辑的全球本土化研究，过于重视为全球文化产品及资本进入地方市场提供策略，因而忽视了对“混杂”现象背后权力动力机制的批判，以及对地方性抵抗力量的分析（Chan，2005），在实质上无益于全球化危机的消解。具体来说，全球文化产品的流动，在本质上依然会以“流动的消费主义”形式（Ritzer，2004），呈现一种强国对弱国、强文化对弱文化的“单向度”流动面貌（Sparks，2009），最终消解地方文化的多样性，甚至助长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对地方族群的文化霸权（单波、姜可雨， 2013）。而要改变此种面貌，加强对“全球本土化”过程中地方层次的文化现象、文化实践以及受众话语权力争夺的关注，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达雅·屠苏对电视节目等文化产品于“地理—文化区”内流动现象的研究，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而另一位聚焦区域电视流动与受众文化身份“混杂”现象的学者马尔万·克莱迪（Marwan Kraidy），通过对阿拉伯地区跨域卫星电视流动现象的研究，揭示了以“真人秀”为代表的卫星电视节目如何建构了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民众“混杂”其所处区域与所在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价值观以及自身阶级、性别的文化身份认同（Khalil & Kraidy， 2009；Kraidy，2009）。在相关研究中，克莱迪还通过对“混杂”状态的讨论，提出了“全球本土化”是对“混杂”更具体的概念化——与“全球化”相比，这一概念因综合考虑了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各层次的语境而更具启发性（Kraidy， 1999）472。

正是基于上述研究取向，一批以拉丁美洲电视区域流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西方学者，近年来开始将其研究视野拓展至亚洲地区，力图解释亚洲区域内的媒体文化流动现象以及若干“地域中心”的崛起。如达雅·屠苏、约瑟夫·斯特劳巴哈、约翰·辛克莱尔（John Sinclair）等活跃于该领域的西方学者，就纷纷投身于对以亚洲国家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金砖国家（BRICS）媒体的研究当中，并将中国、印度等国媒体视为日益博兴的区域文化力量，在处于国家与全球之间的跨区域地理—文化层次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Nordenstreng & Thussu，2015）99。而这一观点的提出，也正与日本学者岩浏功一（Koichi Iwabuchi）针对当前媒体与全球化研究中“亚洲间流动”（Inter-Asian flow）维度缺失所提出的批评相呼应。

具体来说，岩浏功一曾基于对亚洲区域间媒体与文化流动现象的研究，提出在当前的媒体与文化全球化研究中，“虽然日本、巴西等非西方文化权力中心的出现，经常被用来作为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去西方文化霸权的例证，然而这些去西方化的文化中心国到底发挥了多大的文化影响力，仍然有待进一步考察”（Iwabuchi， 2002）427。而要回答上述问题，就应改变东—西方对立的研究视角，首先关注亚洲间媒体文化的相互联系（inter-Asian media culture connections），同时改变单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公共外交研究思路，转而从生产者与受众双方互动的角度，探讨媒体流动如何建构了各文化主体对话的公共空间（Iwabuchi，2010）。以韩国流行文化对日本境内韩裔移民后代影响的研究为例，岩浏功一就基于对电视受众的深度访谈，论证了韩剧等流行文化产品如何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跨越了日韩两国之间的地理、文化边界，卷入了与多元文化、后殖民主义、少数族群身份认同相关的议题，建构了韩裔日本人以“混杂”为特征的多元文化身份，帮助其改善了在所在国的生存境遇（Chua & Iwabuchi，2008）。

然而应该看到，尽管近年来许多西方学者都呼吁将研究视角转向亚洲，并将中国香港地区以及日本、韩国视为具有较强亚洲区域影响力乃至全球影响力的影视文化传播中心，但真正如岩浏功一一般，从“全球本土化”角度针对亚洲间媒体文化流动问题开展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就其关注地域与研究取向而言，绝大多数研究依然以西方电视媒体对亚洲国家的“主导性流动”以及亚洲国家对西方的“反向流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少量针对亚洲区域内媒体文化流动的研究，亦大多由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学者撰写，并以韩国、日本和中国港台地区影视文化在亚洲范围内的流行为研究对象。虽然以历史题材古装剧为代表的中国内地影视文化亦常被提及，但其研究切入点往往是中国“以我为主”的公共外交，并未从“流入地”媒体及受众的地方性文化实践角度出发，探讨中国内地影视文化在亚洲区域内流动过程中所带来的影响。

1.2.3 文化接近性：全球本土化的新发展

“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于1965年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首次作为理论概念出现，盖尔顿和鲁治在其研究中指出：文化接近性可被视为记者判断新闻价值的重要参考要素（Galtung & Ruge， 1965）。直至1993年，斯特劳巴哈在其《超越媒介帝国主义：不对称依赖与文化接近性》（ Beyond media imperialism: 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 and cultural proximity）一文中首次以文化接近性概念解释了“受众对电视节目”而非“记者对新闻”的选择偏好。此后，这一理论逐渐被广泛应用于与影视媒体全球流动相关的研究。具体来说，斯特劳巴哈提出的文化接近性在概念上指“受众最倾向接受本国家/地区生产的文化产品，其间的影响因素包括对本地明星的喜爱、对本地知识（local knowledge）的积累、对本地议题的关切、对相似族群的亲近感，以及对本地生活方式的熟悉，等等”（Straubhaar，1991）。

早期文化接近性理论的提出意在通过对受众主观能动性的强调，为以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在全球信息传播中改善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进而摆脱其控制的可能性，从而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提供反证。然而，伴随着全球政治格局与信息技术环境的不断变化，文化接近性理论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英国学者哈文斯（Havens，2006）在一项针对全球影视市场的研究中就曾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同一国家内部受众的个体文化认同愈发表现出巨大差异，以“国家”为单位的文化间比较日益遭到质疑，因此文化接近性理论并非受众偏好的直接反映，而是文化产品生产者对受众偏好的主观臆断。卢嘉与史安斌（2013）亦曾在对国际传播理论变迁的回顾中，视“文化接近性”为国际传播理论发展早期的不成熟成果，具体表现为“过于重视在‘非西方’语境下讨论本地受众的偏好和本土市场的保护，实际上反映了从‘对抗’角度看待全球化的‘警觉’心态，即为了保持本土化的完整性，将‘本土化’和‘全球化’、‘非西方’与‘西方’做简单的二元对立”。

基于上述批评，斯特劳巴哈开始借鉴“文化混杂”理论，修正了其以“本土”与“全球”对抗为底色的早期研究思路，以求提升文化接近性的理论解释力。具体来说，斯特劳巴哈首先主张以辩证态度看待“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二者结合后所造成的“混杂”结果，承认全球化时代任何试图保持本土文化的绝对“纯粹性”的努力都难以成功。在此基础上，斯特劳巴哈主张重新思考“全球本土化”的权力维度，即以批判视角分析“全球本土化”的赋权对象。在其看来，只有摆脱市场逻辑、赋予“本地”而非“外域”文化更多主动权的“全球本土化”，才是更接近于理想状态的“全球本土化”。[1]

基于对“全球本土化”之“本土权力”维度的强调以及对“文化混杂”相关理论成果的借鉴，斯特劳巴哈对其文化接近性理论进行了更新。当前，该理论强调受众对文化产品的接受，受到其在所处全球、区域、国家、地方（城市、社区）等各层结构性力量的作用下不断累积、混杂而形成的“多层次文化认同”（multilayered cultural identity），以及通过学校、家庭教育等渠道积累而成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影响，进而在二者共同作用下，于不同文化地理层次形成了与文化产品之间的“多重文化接近性”（multiple cultural proximities），具体包括类型接近性（genre proximity）、主题接近性（thematic proximity）、价值观接近性（value proximity），等等（Straubhaar，2007）。其论点具体包含两个维度：一方面，受众会因为对本地文化更加熟悉而偏爱国家以及地方层次的影视节目，例如巴西本土电视产业逐渐摆脱美国控制，成功实现了独立发展；另一方面，受众会因为与某一群体共享相似的价值观或生活方式而偏爱超越国家层次的跨区域影视节目，例如中国香港地区影视节目在大中华文化圈和全球流散华裔群体中的广泛流行。

总体来说，斯特劳巴哈文化接近性理论的提出与更新，契合了国际传播理论由“国际化”（internalization）向“全球化”“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演进，研究对象由“生产者”向“受众”过渡，对文化流动现象的阐释由“文化帝国主义”向“文化全球化”“文化混杂”发展的变化过程。该理论对地方层次媒体文化实践以及受众态度和意义生产的强调，既契合了岩浏功一从“全球本土化”角度出发针对亚洲间媒体文化流动开展研究的思路，亦实现了对文化研究理论视角及新受众研究传统的继承和贯彻。

在理论视角上，文化接近性理论强调“文化塑造经济”（culture structuring economy），认为作为文化因素的受众态度对于市场具有塑造作用，具体表现为多数国家/地区媒体都倾向给予本地节目或相近语言—文化区节目更多、更好的播出时段。

在思想渊源上，这一理论继承了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斯图亚特·霍尔等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修缮和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决定论”（economicdeterminism）视角的批判。具体来说，文化接近性理论意图展现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对于经济、技术等结构性力量的影响力，强调受众在文化产品跨域流动过程中并非只能扮演被动的“选择者”角色，而是能以主动的“行动者”身份对文化产品流通与文化产业发展施加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往往不能通过市场份额等经济数据得到反映，亦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文化贸易中的支配地位，却能通过“媒体关系的定性变化”有所表现，例如电视媒体给予本地或相近语言—文化区节目更大播出比例与更好播出时段的“倾向”日益明显。

在方法论基础上，文化接近性继承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新受众研究传统，以“媒体人种志”（media ethnography）为其方法论基础，强调“受众与文化产品之间的文化接近性建筑于其文化资本之上”（Straubhaar，2007）202。该理论对媒体人种志这一研究方法的重视，正是西方传播学界将人种志方法应用于媒体效果研究这一长期实践中的一次尝试。具体来说，这一尝试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传统的媒体效果研究在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影响下逐渐摆脱经验学派的行为科学传统，实现其“人种志转向”（ethnographic turn）的过程。于上述过程中形成的“新受众研究”（new audience research），在研究视角上质疑媒体生产者对受众的支配性，认为受众对媒体内容的接受会受到其所处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反对过度迷信人口统计和问卷调查等方法，主张关注日常生活和“深入的受众”（embedded audience），对受众态度进行“深描”（thick description）式的观察与阐释（曹书乐、何威，2013）23。

伴随着这一方法论“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以媒体人种志为方法论前提的媒体研究，可以更好地解释受众如何通过其本地文化实践，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Murphy & Kraidy， 2003）16。而斯特劳巴哈作为这一研究思路的实践者，在其对文化接近性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也正是以媒体人种志为方法论基础，对受众在媒体全球流动影响下形成的多元文化身份与多重文化接近性进行了类型学划分。

在这一过程中，斯特劳巴哈并未囿于文化研究传统，单纯强调受众对文本信息的主动解读，而是力求进一步论证受众围绕文化产品的意义生产过程与其所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对拉丁美洲多地调研所得的发现，结合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理论，斯特劳巴哈进一步提出受众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交往、旅行、宗教、媒体等渠道获得的关于某一文化的知识性资源，以及种族、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特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因素，都可能影响受众对该文化的态度和对相关媒体文化产品的选择标准与接触行为。当然，上述因素之间并不存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依据受众所处的具体社会文化情境而建立的“定性”而非“定量”联系。

在实际操作中，文化接近性研究主张首先通过对电视节目表的内容分析，验证文化接近性在特定区域是否成立，进而借鉴媒体人种志方法，通过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分析受众对不同文化产品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具体来说，前者主要通过对本地节目、进口节目、来自相同语言—文化区的节目在不同年代所占比重和播出时段进行定量分析，验证当地媒体是否具有给予本地或相近语言—文化区节目更多、更好播出时段的历时性变化趋势；后者则主要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法，发现受众对不同地区、类型文化产品偏好的共性与差异，文化资本等因素如何对受众态度产生影响，以及受众的收视偏好反映了其怎样的文化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