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苏东坡的文化性格

苏东坡对人生价值的多元取向直接导致他文化性格的多样化。而他人生思考的深邃细密，又丰富了性格的内涵。千百年来，他的性格魅力倾倒过无数的中国文人，人们不仅歆羡他在事业世界中的刚直不屈的风节和物胞民与的灼热同情心，更景仰其心灵世界中洒脱飘逸的气度、睿智的理性风范、笑对人间厄运的超旷。中国文人的内心里大都有属于自己的精神绿洲，正是苏轼的后一方面，使他与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建立了异乎寻常的亲切动人的关系。从人生思想的角度来努力掌握他有血有肉的性格整体，是很有意义的。下面仅从狂、旷、谐、适四个方面作些探索。

一　狂

中国文人中不乏狂放怪诞之士，除了生理或病理的因素外，从文化性格来看，大致可分避世和傲世两类。前者佯狂伪饰以求免祸，但也有张扬个性的意味，如阮籍；后者却主要为了保持一己真率的个性，形成与社会的尖锐对抗，如嵇康。而其超拔平庸的性格力度和个性色彩，吸引后世文人的广泛认同。

苏东坡早年从蜀地进京，原也心怀惴惴，颇有“盆地意识”；作为这种意识的反拨，他又具有狂放不羁的性格特征。文同《往年寄子平》（子平，即子瞻）中回忆当时两人交游情景：

虽然对坐两寂寞，亦有大笑时相轰。

顾子心力苦未老，犹弄故态如狂生。

书窗画壁恣掀倒，脱帽褫带随纵横。

喧呶歌诗文字，荡突不管邻人惊。

为我们留下了青年苏轼任诞绝俗的生动形象。但是，正如他当时《送任伋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诗所说“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壮日千里”，苏轼的“豪”，跟他的这位同乡一样，主要是“少年盛壮”、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尚未包含深刻的人生内涵。

岳珂《桯史》卷八云“蜀士尚流品，不以势诎”，木强刚直、蔑视权威的地方性格显然也对苏轼早期的狂豪起过作用。他当时也有“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送刘攽倅海陵》）的强烈感叹，也是激愤的宣泄多于理性的思考。

到了“乌台诗案”以前的外任期间，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他在多次自许的“狂士”中，增加了傲世、忤世、抗世的成分。在《次韵子由初到陈州》一诗里，他要求苏辙像东晋周谟那样“阿奴须碌碌，门户要全生”，因为他自己已像周谟之兄周、周嵩那样抗直不为世俗所容。他在此诗中所说的“疏狂托圣明”，是愤懑的反话，其《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诗就以“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的正面形式径直说出同一意思了。细品他此时的傲世，也夹杂畏世、惧世的心情。《颍州初别子由二首》其一说“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嗟叹悔疚应是有几分真情；《送岑著作》说“人皆笑其狂，子独怜其愚”，并说“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似也表达与世谐和的一份追求。

“乌台诗案”促成了苏轼人生思想的成熟。巨大的打击使他深切认识和体会到外部存在着残酷而又捉摸不定的力量，转而更体认到自身在茫茫世界中的地位。这场直接危及他生命的文字狱，反而导致他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和珍视，他的“狂”也就从抗世变为对保持自我真率本性的企求。他在《满庭芳》说：

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对命运之神飘忽无常的慨叹，适见其对生命的钟爱，而酣饮沉醉即是保持自我本性的良方，正如他自己所说“醉里微言却近真”（《赠善相程杰》）。他的《十拍子》在“身外傥来都似梦”的感喟后，决绝地宣称：“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他在《又书王晋卿画·四明狂客》中讥笑贺知章退隐时奏乞周宫湖之举“狂客思归便归去，更求敕赐枉天真”，斫伤“天真”就配不上“狂客”的称号。

苏轼狂中所追求的任真，是一种深思了悟基础上的任真。晏几道有“殷勤理旧狂”的奇句，“狂已旧矣，而理之，而殷勤理之，其狂若有甚不得已者”（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小晏的任真，像黄庭坚在《小山词序》所描述的“四痴”那样，更近乎一种天性和本能，没有经过反省和权衡。据说苏轼曾欲结识小晏而遭拒绝，事虽非可尽信，但其吸引和排拒却象征着两狂的同异。

二　旷

旷和狂是相互涵摄的两环。但前者是内省式的，主要是对是非、荣辱、得失的超越；后者是外铄式的，主要是真率个性的张扬。然而都是主体自觉的肯定和珍爱。苏东坡以“坡仙”名世，其性格的实在内涵主要即是旷。

苏东坡的旷，形成于几次生活挫折之后的痛苦思索。他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每次都经过激烈的感情冲突和心绪跌宕，都经过喜—悲—喜（旷）的变化过程。

元丰时贬往黄州，他的《初到黄州》诗云：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他似乎很快地忘却了“诟辱通宵”的狱中生活的煎熬，对黄州“鱼美”“笋香”的称赏之中，达到了心理平衡。

但是，贬居生活毕竟是个严酷的现实，不久又不免悲从中来：他写孤鸿，是“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写海棠，是“名花苦幽独”，“天涯流落俱可念”，都是他心灵的外化。随后在元丰五年出现了一批名作：前后《赤壁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等，都共同抒写出翛然旷远、超尘绝世的情调，表现出旷达文化性格的初步稳固化。

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响。他又抒写“欣然”，描述口腹之乐。“苏武”一联明云甘心老于惠州，实寓像苏武、管宁那样最终回归中原之望，基调是平静的。但不久又跌入悲哀：《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诗，思绪首先牵向黄州之梅，“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继而感叹于“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经过一段时期悲哀的沉浸，他又扬弃悲哀了：他的几首荔枝诗，“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借对岭南风物的赏爱抒其旷达之怀。

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但不久在《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有感》等作中，又不禁勾引起天涯沦落的悲哀：“搔首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朝衣。”但以后的《桄榔庵铭》《在儋耳书》《书海南风土》《书上元夜游》等文中，又把旷达的思想发挥到极致。

苏轼三贬，贬地越来越远，生活越来越苦，年龄越来越老。然而这“喜—悲—旷”的三部曲过程却越来越短，导向旷的心境越来越快；同时，第一步“喜”中，旷的成分越来越浓，第二步的“悲”，其程度越来越轻，因而第三步“旷”的内涵越来越深刻。苏轼初到贬地的“喜”，实际上是故意提高对贬谪生活的期望值，借以挣脱苦闷情绪的包围，颇有佯作旷达的意味；只有经过实在的贬谪之悲的浸泡和过滤，也就是历经人生大喜大悲的反复交替的体验，才领悟到人生的底蕴和真相，他的旷达性格才日趋稳定和深刻，才经得住外力的任何打击。

苏东坡的旷达不是那类归向灭寂空无的任达。南宋宋自逊《贺新郎·题雪堂》云：“一月有钱三十块，何苦抽身不早！又底用北门摛藻？儋雨蛮烟添老色，和陶诗翻被渊明恼。到底是，忘言好。”指出苏轼未能彻底任达，其实苏轼自己早就说过，“我比陶令愧”（《辩才老师退居龙井……》）、“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一），殊不知这点“不如”，正是他的思想性格始终未曾完全脱离现实世界的地方。

三　谐

“东坡多雅谑”（《独醒杂志》卷五）。他的谐在人生思想的意义上是淡化苦难意识，用解嘲来摆脱困苦，以轻松来化解悲哀。作为内心的自我调节机制，在他的性格结构中发挥着润滑剂、平衡器的作用。他的谐首先具有对抗挫折、迎战命运的意义。

苏东坡在惠州时作《纵笔》诗，以“白头萧散满霜风”的衰病之身，却发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趣语，岂料因此招祸再贬海南；他到海南后又作《纵笔三首》其一：“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同题同句，表现了他对抗迫害的倔强意志，而满纸谐趣更透露出他的蔑视。

晚年北返作《次韵法芝举旧诗》：“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九死一生之后而仍向飘忽无常的命运“开玩笑”，实含对命运的征服。对苏轼颇有微词的朱熹，在《跋张以道家藏东坡枯木怪石》中说：“苏公此纸出于一时滑稽诙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犹足以想见其人也。”他的“滑稽诙笑”跟“傲风霆、阅古今”互为表里，因而他的谐趣又表现出“含着眼泪的微笑”和“痛苦的智慧”的特点，不同于单纯具有可笑性的俏皮，更不同于徒呈浅薄的油滑。

他的谐又是他真率个性的外化和实现，与狂、旷植根于同一性格追求，同时又表现了他对自我智商的优越感，增添了他文化性格的光彩。

林纾《春觉斋论文》谓“东坡诗文咸有风趣，而题跋尤佳”，“风趣之妙，悉本天然”，“能在不经意中涉笔成趣”，“见诸无心者为佳”，揭示了谐趣或风趣在个性性格上的内涵。苏轼《六观堂老人草书》云“逢场作戏三昧俱”，这里的“三昧”，也不妨理解为自然真率之性。

《溪诗话》卷一○追溯俳谐体的渊源时指出，东方朔、孔融、祢衡、张长史、颜延年、杜甫、韩愈多有谑语，但“大体材力豪迈有余，而用之不尽自然如此”，至苏东坡笔下遂蔚为大国：

坡集类此不可胜数。《寄蕲簟与蒲传正》云：“东坡病叟长羁旅，冻卧饥吟似饥鼠。倚赖东风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黄州》云：“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将之湖州》云：“吴儿脍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又“寻花不论命，爱雪长忍冻。天公非不怜，听饱即喧哄。”《食笋》云：“纷然生喜怒，似被狙公卖。”《种茶》云：“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饥来凭空案，一字不可煮。”皆斡旋其章而弄之，信恢刃有余，与血指汗颜者异矣。

黄彻所举数例，多为苏东坡生活困顿时期的日常细事，但生活的苦涩却伴随着谐趣盎然的人生愉悦，其原因即是其中跃动着孩提般纯真自然的心灵。

四　适

适，是中国士人倾心追求的精神境界，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充分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人生哲学，平和恬适的文化性格，宁静隽永、淡泊清空的审美情趣。苏轼人生思考的落脚点和性格结构的枢纽点即在于此，并以此实现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

王维晚年所写的《与魏居士书》是他后半生人生哲学的总结。他说：“孔宣父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王维借助孔子的话头，以禅宗的教义来阐发“适”的意义。他认为人只要“明心见性”，“身心相离”，达到“理事俱如”即对精神本体和现象界大彻大悟的境界，也就“何往而不适”了。王维当然没有放弃尘世的享受，但他的禅理思辨主要帮助他从精神上达到自适，因此他的生活和创作更多地呈现出“不食人间烟火味”的高人雅士的特点，并以体验空无、寂静作为最大的人生乐趣和最高的艺术精神。白居易《隐几》诗云：“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我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则更是一种泯灭一切、忘却自我的闲适观。

苏东坡与他们并不完全相同。他的适，主要反映了个人主体展向现实世界的亲和性，从凡夫俗子的普通日常生活中发现愉悦自身的美。他在黄州时期所写的四则短文反复地叙说这一点。

《记承天寺夜游》在简练地写出月夜情景后说：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临皋闲题》云：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正如西方哲人所说：“心境愈是自由，愈能得到美的享受。”（海德格尔语）苏东坡也认为“闲人”才是无主江山的真正主人，多少佳景胜概被“忙人”匆匆错过。

他在《书临皋亭》说：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在一种寓意于物而不受制于物的精神状态下，领受大千世界的无穷之美，达到主体的完全自适和充分肯定。他在《雪堂问潘邠老》中，更自称追求“性之便，意之适”的极境，并云“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的文学创作展示了“微物足以为乐”的充盈的诱人的世界。

他写《谪居三适》，一是《旦起理发》：

老栉从我久，齿疏含清风。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

二是《午窗坐睡》：

神凝疑夜禅，体适剧卯酒。

谓我此为觉，物至了不受，谓我今方梦，此心初不垢。

三是《夜卧濯脚》：

况有松风声，釜鬲鸣飕飕。

瓦盎深及膝，时复冷暖投。

明灯一爪剪，快若鹰辞鞲。

或写安适之趣，或写禅悦之味，于平庸卑琐中最大限度地发掘诗意。

他的《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发而寝》云：

千梳冷快肌骨醒，风露气入霜蓬根。

《真一酒》云：

晓日著颜红有晕，春风入髓散无声。

写闲适心情下才能体会到的梳发舒体、酒气上脸并周流全身的幽趣，而《汲江煎茶》更是于静默中见清丽醇美的名篇。化俗为雅、以俗为雅，这是苏东坡思想性格和文学创作的显著特点，也是宋代整个人文思潮的共同趋向：理学与日常生活的贴近，宋诗的不避凡庸，宋词题材的日趋生活化，都可说明，但苏东坡应是杰出的代表。

苏东坡对闲适的追求，并不停留在单纯世俗化的浅层次上。黄州知州之弟徐得之建造“闲轩”，秦观作《闲轩记》，从儒家入世思想出发，不满徐得之“闲”的人生态度，“窃为君不取也”；东坡作《徐大正闲轩》却云：

冰蚕不知寒，火鼠不知暑。

知闲见闲地，已觉非闲侣。

君看东坡翁，懒散谁比数。

形骸堕醉梦，生事委尘土。

早眠不见灯，晚食或欺午。

卧看毡取盗，坐视麦漂雨。

语希舌颊强，行少腰脚偻。

五年黄州城，不踏黄州鼓。

人言我闲客，置此闲处所。

问闲作何味，如眼不自睹。

颇讶徐孝廉，得闲能几许。

介子愿奉使，翁归备文武。

应缘不耐闲，名字挂庭宇。

我诗为闲作，更得不闲语。

君如汗血驹，转盼略燕楚。

莫嫌銮辂重，终胜盐车苦。

他不满徐得之的是对闲适的自我标榜和刻意追求，他认为真正的闲适是性灵自然状态的不自觉的获得，是不能用语言说出、思维认知的。正如他论画所说：“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无乃槁木形，人禽两自在。”（《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其一）这是高层次的自在境界。

从这种意义上说，苏东坡的作品，特别是后期创作，都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既是闲适的表现，又是自适的手段。文艺创作使无可忍受的世界变得可以忍受，使他体认到个人生命活力的乐趣，主体自由的享受。他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春渚纪闻》卷六引）坎坷的境遇却因此化作充满艺术审美情趣的人生，艺术创作是苏轼的真正生命。

苏东坡的狂、旷、谐、适构成一个完整的性格系统，统一于他的人生思考的结果之上。这些性格因子随着生活经历的起伏，发生变化、嬗递、冲突，但他都能取得动态的平衡。这一性格系统具有很强的调节、自控和制约的机制，使他对每一个生活中遇到的难题，都有自己一套的理论答案和适应办法。尽管他的思想性格有着驳杂骚动的特点，以致有“大苏死去忙不彻，三教九流都扯拽”（《坚瓠九集》卷一引董遐周语）的笑谈，为各类人引为知己和楷模，但他毕生为之讴歌的，毕竟是人生之恋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