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苏东坡的三种立体影像

“苏海”这个词汇，有它的来历。最早的时候，南宋时候有个人叫李淦，他写了一部著作，叫作《文章精义》，是中国“文章学”成书的一部比较早的著作。他这部《文章精义》中有一个说法叫作“韩如海”“苏如潮”。这个“韩”就是指韩愈，说韩文公的文章像海一样阔大、深广。“苏”就是指苏轼，后来皇帝给他苏文忠公的谥号时，说苏轼的文章像潮水一样。如果看过钱塘江的大潮，就知道这个潮水汹涌奔腾，汹涌向前，还有各种形状，变幻莫测。

李淦用海、潮分别来形容韩愈、苏东坡的文章。但是后人觉得应该把他们换一换，因为韩文公的文章讲究气势。如他的《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像这样的一种文章，讲究气势，所以用“潮水”来形容韩愈的文章，可能更合适。而苏东坡所创造的文化世界，主要是博大、深广，所以用“海水”来形容苏东坡的文章可能更合适。后来，这句评语就变成成语了，叫作“苏海韩潮”，就这么凝定下来了。清朝最后一个给苏东坡全部的诗歌进行注解的人，叫王文诰。他在注释完苏东坡的诗歌之后，就写了一卷书，叫作《苏海识余》，就用“苏海”来隐喻苏东坡创造的整个文学的世界的深和广。

我也觉得，用“海”来形容苏东坡比用“潮”来形容要合适一些。因为，上文我也讲过了，苏东坡是一个全才，无论诗、词、文、绘画、书法，各个领域上都处于北宋那个时代的巅峰，所以，这么一个知识结构全面，在各个领域都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的大家，我想用“海洋”形容他是合适的。

但是，苏东坡创造了这些文化的业绩后，后代要继承它，在继承的过程中，就不断发生了问题。因为，他所创造的东西实在太丰富，也太复杂了，不是一目了然的。于是，大家在接受的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研究者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论题，创作家可以从苏东坡的诗词里去吸收营养，大众也可以阅读苏东坡的诗、文、词等作品，可是，在接受过程中，慢慢发生变异，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心中的苏东坡和那个九百年前活在历史舞台上的苏东坡已经有点不一样，叫作“第二个苏东坡”。这种现象并不是损害苏东坡，反而使我们对苏东坡的理解更丰富深刻，所以，研究“苏东坡的文学遗产接受史”，就是后人怎么接受苏东坡，是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

现在，有的先生已经写出这样的著作来，如王友胜的《苏诗研究史稿》，曾枣庄的《苏轼研究史》，就是两部“苏轼文学接受史”，把这将近一千年来，大家对他怎么接受的，怎么评论他的，甲眼中的苏东坡是怎么看的，乙眼中的苏东坡又是怎么看的，逐一罗列，并详加研究。接受史，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文学文化现象中的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一个文学作品的完成，首先是作家对客观事物有反映，才会通过作家天才的头脑把它写下来。写下来后，这个作品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一个流通过程。大家在不断的阅读当中，在不断的解释当中，使这个作品更加完善。所以，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作品的最后完成是在读者的手里面，或者在研究者的手里面。

因此，要全面理解苏东坡，就必须了解这个过程。这在研究苏东坡的学问里面，就有一门就叫作“苏轼接受史”的学问。之前提到的苏东坡创造的豪放派的词风。首先，他的学生意见就不一样。他问两个学生，他的词和秦观的怎么样？学生说，先生的词像诗，秦观的诗像词。这就是一个接受史问题。他的两个学生对先生的词和秦观的诗的不同的评价，这就是一个苏轼接受史上的内容。

新时期对苏东坡的研究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第二个阶段是作为文学家的苏东坡，第三个阶段是作为文化型范的苏东坡。

一　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

要了解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就要了解苏东坡在变法问题上的政治态度。按照我的观点，这跟他一生不同阶段有关。

苏东坡一生经历过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开始，这一年他考中了进士。那时欧阳修做主考官。在封建社会来说，考中进士，就意味着他开始走向仕途，开始做官了。所以从这一年（指嘉祐二年，1057）开始，到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是他人生第一阶段。治平三年这一年他本来在做官呢，后来因为他父亲病逝了，按照封建社会的规矩，他就要回四川老家给父亲守27个月孝。所以他就离开了政治舞台。

第一阶段的苏东坡，他的基本态度是要求改革。他为了考试写了系列文章，叫“进策”。进策就是向皇帝提建议的文章。这组文章一共有25篇，相当多。这25篇的进策，包括“策略”5篇、“策别”17篇和“策断”3篇。这些文章对当时宋代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军事问题做出了全面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改良主张。

他基本上比较准确地抓住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宋代一方面是一个文明很发达的社会，综合国力也比较强，但是当时的社会问题比较严重。他主要抓住了三个社会问题：一是财政不丰，就是国家的财政有困难；第二是兵力不强，就是国家军事力量不强；第三是吏治不择，就是官吏没有进行很好的选择，官吏的队伍行政效率很低。抓住了财、兵、吏三个问题，应该说，苏东坡抓这三个问题是很准的。宋代社会有个比较怪的现象，整个社会的经济实力很强，但国家财政收入紧张。当时，汴京非常富庶，非常繁华，但是国家不行。因为宋代好多政策，是为了掌控皇权，因为赵匡胤是通过篡位做上皇帝的，他原来只是北周的一名大将，随后就是黄袍加身，当上了皇帝。为了巩固政权，他采取了一系列的重文轻武的政策：为了防止军队里的将军篡权，他就整天把周围的将士调来调去，做到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又用了很多的收买政策，把大将的兵权收回来；又让政府的官僚机构重叠，相互牵制，设的官员很多。这些举措就造成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比较紧张，国库比较空虚。

可见，苏东坡对这三个问题是抓的很准。所以，他要求宋仁宗能够励精图治，果断而力行，督查官员来进行政治上的改革。这一段的时间苏东坡的政治态度，应该说是要求改革的。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是当时一般的宋代士大夫、社会精英共同的思想。这个大背景就是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苏东坡对范仲淹、欧阳修搞的“庆历新政”一直非常崇敬。因此，在苏东坡人生的第一阶段，主要是要求改革的。

第二阶段始自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苏东坡给父亲守完27个月孝以后从四川第三次出来，到了汴京，做了京官。从这年开始，到了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故世，小皇帝上台，这段时间为苏东坡人生第二阶段。这段时间主要是王安石变法时期。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比起“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的改革，它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社会的新法。但在这个时期，苏东坡就变了，他激烈地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他的代表作品主要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上神宗皇帝书》的万言书，这就给神宗皇帝提意见，第二篇是《再论时政书》。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恳请神宗皇帝自己不要先去变法，而是先要“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所谓的“结人心”是什么意思呢？王安石变法以后，人心惶惶啊，大家人心不安定，很多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因此要求皇帝要“结人心”，要安定人心。所谓“厚风俗”，主要是王安石搞新法言“利”不言“义”，把民风民俗搞坏了，按照儒家传统的说法，“义”最重要，而重“义”的儒家知识分子不言“利”，所以要“厚风俗”，就是大家要来讲仁义道德，不要斤斤计较于利益。第三个要“存纪纲”，就是要保存宋朝开国皇帝定下来的所谓“祖宗家法”，要“存纪纲”。所以，他说，皇帝支持王安石变法，是求治太速，太急躁冒进了，参与搞新法的人都是小人，“听言太广”，听的话太广了，什么话都听，这个不好，所以他最后就提出来，“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稍微用一下就要小坏了，“大用则大败”，如果全面推行的话，你可能要彻底坏。假如“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如果说一定要坚持到底，一定要搞下去的话，可能就要亡国。这个是危言耸听了。这是苏轼人生的第二阶段。

随后第三阶段，是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到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元丰八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皇帝神宗死掉了，小皇帝宋哲宗继位。从这年到宋哲宗元祐八年，因为它的主要在元祐年间，所以历史上叫作元祐更化。什么叫作“更化”呢？就是这个时期，神宗皇帝死掉了，小皇帝继位年纪还小，结果就由宋神宗皇帝的母亲高太后来执政。由于高太后的思想比较保守，就下令把王安石的变法全部取消，任命司马光做宰相。司马光想拉拢苏东坡，苏东坡当时刚从贬地黄州起复为登州知州，到任才五天，司马光就把他复官到汴京，希望借助于苏东坡的力量，一起把王安石新法取消，一切回到原来的样子，所以叫“元祐更化”。“更化”的意思，就是反过来，一切回到熙宁以前的情况，所以元祐被称为更化时期。但是在这个时期，苏东坡又变了。

在司马光要把所有的新法废除的过程中，苏东坡跟司马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王安石的新法里面有一个“免役法”，司马光认为这个免役法也要废掉，苏东坡却认为，免役法经过十几年来的推行，有它好的地方，不应该废掉。这个法是什么内容呢？原来封建王朝有好多盘剥老百姓的法令：其中一个是地租，就是土地税，是收实物的；还有一个就是“力役”，就要出工，比如说要把某个地方国家的粮食运到另一个地方，那么就要派工，或肩挑或船运，所以就有一个劳力的问题。宋代原来解决劳力问题的方法叫作“差役法”。差役法是什么？就是说把这个差役，选择几家来负责，别的几家只出钱，结果，被选中的几家往往破产。封建社会的劳役非常繁重，往往不能保证劳役的完成。后来，王安石就搞了个“免役法”，就是说，力役的负担大家按照不同的户口的等级，大家来出钱，然后雇人来完成这个差役，这个叫作“免役法”。应该说，这两种法对老百姓来说都是负担，但是从直接的结果来算，还是“免役法”对老百姓好一些，特别是农民，他稍微出点钱以后，就可以固定在自己的土地上，不会在农忙的时候突然就把他抽调了，让他去服劳役。实施“免役法”之后，他就可以用一定的金钱，买来自己生产的权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苏东坡说不能变，还是王安石的这个法好，因此造成他与司马光之间的矛盾。这是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比较简单，是从元祐八年（1093）宋哲宗亲政，到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元祐八年以后，高太后年纪大了，就把政权交给宋哲宗。宋哲宗开始亲政，自己来处理政务，一直到元符三年，苏东坡这个时候已经在海南岛，在政治上叫作“绍圣时期”。“绍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圣”，对宋哲宗来说就是他的父亲，这个“绍”就是继承的意思，“绍圣”就是继承他的父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在政治上要恢复到他的父亲宋神宗时候变法的方针。所以，新党又上台了，旧党又倒霉了。“绍圣时期”苏东坡基本都在贬谪，已经不做官了，先是在惠州，后来被贬到海南岛。但是，他仍坚持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保留他政治上的自主。对于研究苏东坡的政治态度，这一时期因为他不担任具体任务，不是非常重要。

于是我们就要提一个问题，苏东坡为什么从第一阶段的要求改革，到第二阶段的反对王安石变法，又到第三阶段维护某些新法，出现这么一个“之”字形的变化呢？现在我们来解释这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苏东坡政治观点本身的矛盾性。我现在研究苏东坡，对苏东坡很崇敬，但是我们今人的研究，不宜对古人采取仰视的态度，而应采取一个平视的态度，毕竟苏东坡他还是人，不是神，他有他的局限性。苏东坡的哲学观念上，总是往往在两个方面摆动：一方面他认定天下的事情要动，“动”才能进步，所以有“动”的观点；另一方面他更突出“静”的观点，用“静”来看动。就是说，他一方面肯定世界万物都在变化，在变化当中万物才能发展，但另外一方面他更要求静，要在守静的前提下解决问题。他特别要求皇帝要守静。他认为皇帝不应该太积极，不应太好动，只要设计好政策以后，就叫你的手下的官吏来运作，这样政治才能搞好。所以，他强调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的政治风气，要在不同的政治风气里面来维持动与静之间的一个平衡。

苏东坡曾经做过主考官，他给考生出了这么一个题目叫他们来回答。我先把这个题目给解释一下。他说“欲师仁祖之忠厚”，就是打算以仁宗皇帝的忠厚为师，学习他待人和政治上比较的宽厚，但这样有什么弊病呢？“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仁宗皇帝要求不严格、松松垮垮，结果，就是“百官有司”，很多官僚机构就“不举其职”，不能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至于媮”，这个“媮”跟那个人字旁的“偷”是一个意思，就是苟且偷生，不积极有为，该怎么办？这是题目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欲法神考之励精”，如果“效法神考”，“神考”就是神宗，就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神宗皇帝，励精图治、积极有为，“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又恐怕“监司守令”，这个“监”就是各个地方的专员，这些官员“不识其意”，不了解神宗皇帝励精图治的本意，而“流入于刻”，“刻”就是刻薄，严苛、凶猛地盘剥老百姓。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他不光是考了学生，实际上也是考了他自己，而且反映了他自己的政治思想，就是说，他总要取一个既忠厚又励精的中间态度。官员最好是既比较宽厚，又能励精图治，既能够避免苟且偷安的缺点，又能够避免严刑峻法的局面，所以，他要求采取一个中间的、不偏不倚的立场，这是他的政治态度中的一种矛盾性。像这样的政治立场，对于当时北宋政治上积累下来的种种问题，特别是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当时需要采取比较果断的行动，才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如果按照他的这一个方针，既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实际上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所以我认为他政治思想有矛盾性。

另外，从早年的进策来看，虽然他对于当时的问题抓得还是很准的，一个是财政不丰，一个是兵力不强，一个是吏治不择，但是，从二十五篇文章来看，它最主要讲的是“吏”的问题，即怎么样来整顿这个官僚机构，对于“财政不丰”他并没有提出具体办法。在这一方面王安石有比较成熟的经济思想和办法，相比起来应该说差距比较大。因此，实际上他对王安石的新法，在经济思想的理解上是比较有问题的，他没有理解王安石变法中比较突出的经济思想，这是他的缺点。就是说，他虽然对于社会问题有个总的看法，但是，要他自己提出一些实用意见，他还是有不足的。

当然，他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见解。比如，他当时提出应该向今天的湖北、湖南地区移民。因为，当时这个地区人少地广。他认为从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向这个地方移民。这个看法应该是非常深刻的。如果北宋当时这样做的话，后来金兵把汴京攻下来的时候，就不一定马上逃到南方来，可以以当时的荆湘地区为依托，抵抗一阵子。所以，后来南宋的陈亮、辛弃疾都有这个看法，这就是苏东坡观察社会问题比较深刻的地方。但是苏东坡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经济思想，更拿不出一套经济政策，这是造成他政治立场这么变来变去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他所反对的那个对立面本身的矛盾性，也就是王安石变法本身的矛盾性。“王安石变法”现在国内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评价，虽然基本上是肯定的，但也有否定的。王安石在宋代后期，特别是南宋时候，成了反面人物。因为北宋灭亡了以后，大家都来追究北宋为什么会灭亡，结果，追究来追究去，原因就是王安石变法不好。特别是他的几个助手，先是吕惠卿，后来又是蔡京等等，历史上评价不高。所以，《宋史》中对王安石也评价不高，而且吕惠卿都被列入了《奸臣传》。王安石的地位被重新抬起来，主要得益于近代的梁启超。梁启超写了一篇《王安石评传》，就把王安石全部翻案了。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梁启超要变法，于是把王安石推出来，作为自己的同道。在学术研究上，也有不少老先生对王安石的变法提出怀疑，甚至全面否定王安石变法，但是我自己还是觉得“王安石变法”从经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应该给予肯定。但是变法后来走向了反面，走向了负面，而且负面影响也很大，这也是必须看到的。

我现在来讲讲“王安石变法”的问题。“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就两个，富国与强兵，所谓“富国”就是理财，“强兵”就是要加强军事实力。他的目的非常明确的，一是财，一是兵。首先，讲一讲理财。理财的总原则，王安石有一句话，“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善理财者”，善于理财的人，要做到什么呢？“民不加赋”，不需要给老百姓加租加税，“而国用足”，就可以做到国家财税富足。王安石提出这个口号，司马光就攻击他，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得到呢？司马光认为，社会的财富是固定的，国家这一块拿得多了，老百姓这一块必然要拿得少，所以司马光反对这种看法。

实际上，王安石的初衷不是这样，因为从宋代的国家财政收入来说，有两大块，一块就是地租收入，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土地税，一块是工商税。宋代工商业已经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工商税在王安石变法时候整个国家的收入当中，根据目前历史上留下来的数字来看，几乎占到一半，一半是土地税，一半是工商税的。也就是说，宋代有很多豪强兼并户和大工商地主，在他们手里集中了很大的财富。这些财富经过土地买卖、土地兼并和工商界的流通集中在一起，从而聚敛了大量财富。王安石谴责他们，说他们“与人主争黔首”。“人主”就是皇帝；“黔首”就是老百姓，因为过去老百姓就是黑颜色的头。就是说，这些大工商地主跟政府争财夺权。所以，王安石的变法，“理财”的那一部分就是想方设法从豪强兼并户和大工商界手里面夺取他们的暴利。

譬如说青苗法。农民们在青黄不接之际，也就是春天的时候，稻谷还没收割，但是家里面的粮食已经吃光了，这是农民们最苦的时候。那么怎么办呢？去借贷。但借贷的利息非常高，一般都要100%。提前一两个月，借了一担稻谷的话，等稻谷收回的时候，就要还两担。但是国家的青苗钱是20%的利息，也就是国家贷给当时生活困难的农民，等他粮食收起来的时候，农民将本与息还给国家。这样，不仅国家能收到利钱，老百姓也解决了生活问题，应该说王安石的设计还是相当好的。他这个设计的实质，就是将原来向大户借钱的利息，转化到国家手里边来。

王安石这些做法，应该说，初衷是比较好的。从青苗法本身来说，设计是比较完善的。但是，新法虽设计比较完善，却只能依靠当时的官僚机构来推行。在官僚机构推行的过程中，就发生了很多弊端。比如青苗法，它分配给各个地方的地方官，比如说给你一百万担，过段时期，你交百分之二十利息还给国家。但是，地方官也有难处。他把一百万担的本钱拿来以后，如果发放给真正贫苦的农民，到时候可能连本钱都收不上来，收不上来的话，地方官不就要受罚了么？所以，地方官就把拿到的本钱偏偏摊到那些不要钱的富人家，富人家不需要，就强迫他们，必须借这个青苗钱，这样才能保证最后收到利钱，本利保收。所以，在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的流弊非常严重。苏东坡的好多诗歌实际上也是指这个。

我们看苏轼的一首诗：

山村五绝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杖藜”是指年纪大的人了，手里拿了根拐棍，提了盒饭，来去匆匆。但是，“过眼青钱转手空”，从官府里面借了青苗钱，转手之间就吃光了。为什么吃光呢？就是领青苗钱的附近开了好多饭店，大肆宣传，乡下来的农民就在那里大吃大喝，一下子借的青苗钱就转手空了。“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拿了钱带着小孩就在城里面过了，一年当中有大部分时间在城里面过，乡下的话都不会说了，只能说城里话了。这样的诗就是苏东坡对当时的青苗法在实行过程中的流弊进行的记录。这个批评，王安石自己也是承认的。

还有一则材料讲的也是青苗法问题。陆佃是陆游的祖父、王安石的学生。他从山阴到京城应试的时候，王安石问他在路上看到新法实行的怎么样？陆佃就说：“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法不是不好，但推行的结果不是原来的初意，是对老百姓的一种扰乱。所以，苏东坡原来主张变法到王安石变法时期反对新法，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不满意新法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流弊。

第三个原因，是由于苏东坡独特的仕宦经历。以前我讲过，宋代的上层政治，强调各种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一个平衡，互相牵制，所以特别强调谏官的作用。苏东坡本身考中进士以后，又考中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科目。这个科目出身的人就要敢于讲话，而且他跟主持政府工作的宰相或副宰相，处在一个既定的对立地位，有点像民主党上台，共和党总是讲不同的意见。所以，王安石上台的时候，苏东坡要跟王安石唱反调，司马光上台时，就要跟司马光有不同意见，后来章惇（本来是苏东坡的好朋友）上台的时候，他又与章惇发生了分歧。最后是章惇把他从惠州贬到海南岛的。同时，他自己又因为受到了两朝皇帝的特别的赏识，自己也觉得立朝应该自断、自信，他这方面的愿望比较强烈，所以就造成了苏东坡整整十几年的流放过程。

我的这个意见提出以后，学术界有不同的争议。主要有两条：

一个意见是苏东坡跟王安石的矛盾不是要不要变法的矛盾，而是怎样变法的矛盾。具体讲，苏东坡主张人治，王安石主张法治。

这是苏东坡原来的一段话：“夫天下有二患”，目前政治上有两个不好的地方，“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一个是法不好，规章制度上有问题，一个是任人不好，不能选择好的官吏，“二者疑似而难明，此天下之所以乱也”，这两个没有搞好，所以天下就乱了。但他下面的结论就有问题了。“臣窃以为当今之患”，我以为当今最主要的毛病，“虽法令有所未安”，虽然法令有不完备的地方，“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天下之所以不能够大治，“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原因不在于法制，而在于人。这话反映了苏东坡政治上比较幼稚的一面，因为官吏选拔制度的改革，本身就是一种法，而离开法的改革也无法正确解决择吏的问题。所以，苏东坡把解决当时的主要矛盾的办法只放在择吏上面，这是一个缺点。

而王安石主要看到法，所以他要变法。整个变法过程中颁布了很多法，青苗法、免役法、将兵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等等，希望从法制上解决社会问题。可见从政治上来说，治国、理财的经验，苏东坡比不上王安石。当然，王安石本身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什么书都看，和苏东坡一样也是一个全才，却在生命的最后目睹自己变法事业上的废止。

第二个意见，苏、王的矛盾，苏东坡主张缓变，王安石主张即变：一个是渐变，一个是突变。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因为王安石的新法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王安石做宰相前，做过几任地方官，在今天的浙江宁波和安徽安庆，他就在做地方官的任上，利用地方官一定范围的职权，已经把新法慢慢实践过。所以，他做过试点工作。就法本身说，就政治才干和经济思想来说，王安石比苏东坡要成熟。

王安石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还没有一个行政机构，把他的法按他本来的意思推行下去。这也是封建社会的悲剧，“经”是好经，让坏和尚念歪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他要面对强大的反对派。北宋很多元老重臣几乎都反对变法，所以，不得不在年轻人里面去寻找可以执行新法的人。但找来的人鱼龙混杂，有的不是跟他一样想把国家治好的，里面有小人，比如吕惠卿之类的人。这样大量的小人帮助他推行新法，他的新法自然没有得到好的命运。另外，他搞改革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有政策的连续性，他实行变法是在皇帝支持下进行的，一旦失去皇帝的支持，就搞不下去了。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比较急躁，也是情有可原的。关于新法的讨论，大致是这么个情况。

二　作为文学家的苏东坡

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大家又取得了一个共识，就是苏东坡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重点不应该在苏东坡的政治态度上，而应在他的文学创作上。因为苏东坡留给我们的，毕竟是他的作品，就是我讲的2 700多首诗，300多首词，4 000多篇文章，还有几部经学著作。所以，这一讲第二方面就是作为文学家的苏东坡。

苏东坡一生活了六十六岁。很有意思的是，宋代好几个知识精英，都活了六十六岁。欧阳修、王安石都是六十六岁。东坡活了六十六岁，创作道路也有四十多年，在漫长的四十多年的创作历程当中，很自然要划分他的创作阶段。研究他的创作分期，可以更准确的认识苏东坡作品里面的思想面貌和艺术特点。

苏东坡写了四十多年，其中文章、诗歌、词有没有什么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研究苏东坡作品的分期问题，应该是有意义的，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苏东坡作品的一些特点。研究过程中有不同的争论和意见，大概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是“三期说”。此说认为可以把苏东坡四十几年的创作生涯分成三期：早期、中期、晚期。“三期说”是有根据的。南宋有个诗话家叫胡仔，他有本书叫作《苕溪渔隐丛话》，是比较重要的一部诗话著作，主要是把宋代的很多诗话作品加以类编。他对苏东坡的创作提出一种看法叫作“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早期作品比较敏锐、锐利，非学力所及；到了中年的时候，就是比较放笔快意，比较潇洒；到了老年，渐入化境，格律比较严格，但作品达到艺术顶峰。

苏东坡的一生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初入仕途，刚刚考中进士，是二十一岁到三十四岁。第二个阶段是三十四岁到六十岁。他考中进士，三十四岁到三十六岁在汴京做京官，就是在朝；随后是第一个外任时期，从三十六岁到四十四岁，在四个地方做地方官，一个是杭州，一个是密州，一个是徐州，一个是湖州；在湖州又发生变故了，“乌台诗案”开始了，所以从四十四岁到四十九岁，是黄州贬官四年时期。司马光上台了，他又去做了京官，从五十岁到五十四岁，又在朝了；随后，在京中与司马光及其他旧党里面的人闹翻了，他又到外面去做地方官，分别在杭州、颍州、扬州和定州，这是五十四岁到五十九岁；最后从五十九岁到六十岁，是被贬广东惠州和海南儋州。所以他的生平比较好记，两个循环—在朝、外任、贬居，在朝、外任、贬居。而且这样的生平对苏东坡来说，的确是种幸福。一个人重复地经历同一种生活，而且两次被贬经历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三阶段是六十岁到他去世。这是第一个说法，根据他人生的三个阶段划分为“三期”，早期很短，中期很长，晚期又很短。这是第一种说法，现在也有人写了文章，发挥了胡仔的意见。

第二种是“两期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提出来的。一个是前期，一个是后期。前期和后期以贬官黄州为界。黄州以前是前期（二十一岁到四十四岁），黄州以后是后期（四十四岁到六十六岁）。它的区别是什么呢？前期的创作风格的特点，是从练笔到豪放风格的成熟，并且达到了创作的高峰；后期诗才逐渐衰退，风格趋向平淡，锋芒收敛，作品的现实性也随之减弱。

第三种是我自己的说法。我把它变成为：任职期、贬居期，任职期、贬居期。两个任职期（包括在朝和外任）有共同的思想和艺术特点，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追求豪健清雄的风格；两个贬居期有他另一种的思想和艺术特点，以佛道思想为主导，追求清旷简远的风格。所以，我的分期不是按照自然的年序来分的。

以上三种意见都还在争鸣。

说说我为什么要坚持我的看法。第一说跟第二说，表面上是两种说法，实际上是一个说法，关键问题是对黄州时期创作的评价。我觉得是有问题的。第一种说法是中期划的很长，就是把黄州时期的创作跟后面、前面的都合并成一个时期。第二种说法又把黄州作为苏东坡诗歌走下坡路的一个时期。这两种说法我觉得都是不对的。应该说，苏东坡在黄州生活了四年，从文学创作来看，是他一生中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无论思想面貌还是艺术面貌，黄州之后，苏东坡都有突破性的发展。

苏东坡黄州时期的转变，首先是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传统思想是有三家：一个是儒家，一个是佛家，一个是道家。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思想支柱。这三种思想原来是不一样的。儒家思想总的特点是入世，孔夫子要求知识分子有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佛家的思想是出世，世界上的东西都是空的，都是假的，所以要出世，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道家的思想是避世，追求自己的长生不老。这三种思想不一样。但在宋人的思想发展过程当中，他们把这三种思想融合起来。宋代的和尚智圆说：

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

意思是儒家的学说是规范立身行事的，是对外的，是教人如何出来进行活动的，属于外典；我们释家是修养内心的，要求对内心的修养，所以是内典。因为中国的儒家的确不能解决人是怎么来的，人又要到何处去。孔夫子不讲这些。孔夫子说“不语怪、力、乱、神”。孔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都不知道，死更不知道，所以他对终结的东西没有回答。这是佛教的事情，佛教讲内心的修养，探究生与死的问题。所以智圆这样说。

这套思想正好也是苏东坡接受的。他在黄州以前是入世的，无论是京官还是地方官，他主要面对的任务是要完成他的职责，他的思想主要是以儒家的经世济民为主导。但是到了黄州以后，就要面对另外一个生活问题—贬居。在黄州的时候，他曾每隔一二日就去黄州的安国寺，去寺观里面修心，注意道教的丹术，学习怎么样才能长生不老。所以，在黄州的时候，应该说苏东坡的思想广度提升了，他主要是要处理这些有关生命和生活的问题，也因此影响到他作品的面貌。此时的代表作《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主要是写自己旷达的情怀。所以说，黄州时期苏东坡的思想变了，黄州时期诗词风格也变了。如果说在朝时，他的诗是豪放且雄健的，到了黄州时期则主要是自然平淡、旷达脱逸的风格。诗歌风格旨趣完全不一样。

可以再举个例子。黄州贬官时期刚刚结束，苏东坡乘船到了当涂。当涂有个朋友叫郭祥正。在他家里，苏东坡写了他离开黄州以后的第一首七古长诗：

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剑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

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骂。

不嗔不骂喜有余，世间谁复如君者。

一双铜剑秋水光，两首新诗争剑铓。

剑在床头诗在手，不知谁作蛟龙吼。

前两句意思是说郭祥正请他吃饭、喝酒，之后在人家墙壁上面画竹子跟石头。苏东坡会绘画，空着肚子喝酒，之后芒角就出来了，肚子里面的肝跟肺都仿佛变得不规则，也长出了竹子和石头。“森然欲作不可回”，这些竹子和石头在肚子里左右盘桓，不可以压服下去。“吐向君家雪色壁”，就吐到老兄家里白颜色的墙壁上来，意思是说他喝了酒，满腹牢骚，满腹不平化成了一丛竹一堆石，压也压不下去，结果一下就吐到你的墙壁上了。

这样的事，黄州的时候是不写的，黄州时期不是这样的。黄州时期会写“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像上述在郭祥正家里的诗那种昂扬、豪健的风格，黄州的时候就不见了。因为离开了贬居的生活，苏东坡的脾气就出来了，要写这样的诗。所以我说黄州时期的创作应该得到非常大的重视。而以后的惠州时期、儋州时期的诗也正好是黄州时期的延续和发展。

至于第二种意见认为，黄州时期是他的诗歌衰败时期，这个我觉得也不对。今天苏东坡留下来的诗作一共四十五卷，黄州以后的诗还有二十六卷，怎么能叫“诗才衰落”呢。现在留下来苏东坡能够编年的词约是两百多首。黄州以前的约九十首，黄州以后的约一百二十首，而且黄州以后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所以把黄州时期说成苏东坡“诗才衰落”的时期，我觉得是不符合事实的。

关于作为文学家的苏东坡，我主要谈关于创作分期的讨论。当然还没有定论，我想借这个机会讲讲我自己的意见。

三　作为文化型范的苏东坡

苏东坡在中国文学史上主要的意义，如果仅仅局限在文学家，可能还是不够的，应该把苏东坡作为中国文人的精英，作为一种文化型范来看，可以把苏东坡看的更深刻一点，更全面一点。关于苏东坡的人生观、苏东坡的文化性格，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也比较多。但也是有不同意见。

有些人提出，苏东坡作品里面主要表达的是人生空漠之感。有学者还认为苏东坡的作品表达的是对政治的逃避，进而导致对社会的逃避。有这样一些观点，让我觉得关键在于怎么来看苏东坡。

苏东坡一生道路中，如果从他的人生观的角度来看，应该有两条基本的线索。一条就是他从少年时候，受母亲教导，立志入仕，奋力向上。因为他父亲学习不太好，经常在外面游荡，就由母亲教他。苏东坡的文章里面一直强调，从小母亲教他立志入仕，按儒家的标准立功立业。这条线索在苏东坡的一生当中是始终存在的，不管他生活境遇的顺逆都始终存在，即使在贬居时期有所弱化，但是始终没有消退。

另外一条，就是他人生的苦难意识和虚幻意识。的确像有些学者所说，苏东坡的作品里对于人生的这种无定、无常、难以把握、虚幻等描写得比较多，感受得也比较深刻。举个简单的例子，苏东坡的诗歌里面，光是“吾生如寄耳”这一诗句，一共有九个地方，一个字都不变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有正确的分析。人的生命无常，对自己的命运不能把握，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苏东坡的诗歌里面，应该仔细去体会，他究竟怎样对待这样一个事实。“吾生如寄耳”这样的思想，在苏东坡以前的诗里经常见到，譬如《古诗十九首》。但前人对生命的飘忽不定，往往着眼点是短暂，悲叹人生的短暂，由此来抒发他的悲哀与苦恼。

苏东坡却不是这样的。有好几位日本的学者研究苏东坡，认为苏东坡始终把人生看成一种流程。“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人生像什么呢？像大雁在雪上留下的痕迹，变动不居；雪上偶然留下它的脚印，留下后又起飞了，也不知道去东边还是去西边了。这首诗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苏东坡把人生看成一个永远不停止的流程。这样，不管高兴的时候，还是悲哀的时候，它也不过是人生流程当中的一点，不会永远固定在那里的，即使人生苦难的时候，也不会固定在那里，所以应该对前途抱有希望。日本的一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针对宋诗提出了一个观点，叫作“悲哀的扬弃”。苏东坡就有“悲哀的扬弃”的精神，在苦难面前，他就能够扬弃这悲哀。

人生短暂，生命苦难，前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往往有几种办法。一个办法，就说生命既然是短暂的、苦难的，那我们去追求长生，去炼丹，去求长生不老的药吧，这是一种办法。第二种办法就是及时行乐，生命既然这么短，今朝有酒今朝醉，在醉酒中享乐。第三种办法比较高级，如庄子、陶渊明，他们提出来的是“顺应”，把自己的生命顺应到生活里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这是陶渊明的态度。人生好像大浪，不喜亦不惧，个人无所谓高兴也无所谓恐惧，这是陶渊明的态度。庄子和陶渊明是中国哲学史上很重要的两个大家了。他们的思想表面上好像比较悲哀、无奈，实际也体现人的觉醒。尤其是陶渊明，我们把魏晋时期叫作“觉醒的时代”。以前的人无所谓有个人生命的感觉，但到魏晋的时候人才感觉要把自己当人，所以才有人的悲哀、人的苦恼。

但是，我觉得苏东坡比庄子、陶渊明要高明。庄、陶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委身到生活中，随波逐流，带有某种混世哲学的味道，是一种反选择的选择，实际上仍是不选择。但苏东坡不是这样的，苏东坡是有选择的。他面对苦难，经过一个醒悟的过程，自己去悟，然后超越这个苦难。不论生活怎样困难，他总要把握自己，超越苦难，发现苦难中仅存的一点快乐，即“悲哀的扬弃”，使自己维持一个很好的心态。

这里举一首苏东坡在海南岛最后一年（元符二年，1099）立春写的词。海南岛已接近苏东坡生命的终点，但他仍保持非常乐观的态度，这首词可能是他在海南岛的最后一首词：

减字木兰花

己卯儋耳春词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全词用了不少的春字。他用重字的写法，这个也是旁的人很少用的。前人虽然用过，但没有他用得这么好。这首词讲立春的那一天，大家都赶着牛去耕地，因为立春啦！要取一个比较好的兆头，所以就有“春牛春杖”，杖就是赶牛的杖。“无限春风来海上”，这个海南岛啊，之前要叫“鬼门关”，但是他感到的是无限春风从海上吹来。“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这个“工”就是神，“春工”，就是“春神”，请春神把桃花变成皮肉的红色。“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就是说虽然他处在天涯海角，但是立春以后，一阵春风把杨花卷起来，看到南方的杨花像北方的雪花一样，让人倍感亲切，他还是想到了北方，想到了北方的中原。

这一首词，是他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的感受，但是这种感受却是春天般的感受、年轻人般的感受，虽然人在天涯，心里面却不像是在天涯。生活比较苦，当时海南岛什么都没有，但他仍能保持一种“悲哀的扬弃”，保持着乐观的心态。这是一种非常健全的心态。

因此，说苏东坡对政治逃避，而且发展到对社会的逃避，我觉得这些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他既没有逃避政治，也没有逃避社会，反而始终两只眼睛注视着大地，也注视着自己，并在苦难中不断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