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转制时期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成就
·张宗芳·
转企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在服务高等教育的同时，自身也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出版高层次、高水准、高质量的涵盖高等教育各个学科的教材、学术著作和其他图书的门类齐全的大学出版体系，同时发展成为与中央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并重的出版势力，也是我国学术出版的中坚力量。总结一下，后转制时期的大学出版社取得的发展成就有以下几点：
一、大学出版社市场主体身份确立，企业内部机制建设卓有成效
转企改制促进了大学出版社体制机制创新的全面启动，使其逐步开始规范化地进行公司运作。大部分大学出版社以市场化为导向，以企业制和集团化为运营手段，对企业经营所有制结构和组织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与变革活动，在宏观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的许多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市场竞争力大大增强，生产力得到释放，经济效益有所提升。
1.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明确了出资人关系及其权益，基本确定了市场主体地位；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和资本运行机制，提高了企业内部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保证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1）出资人关系：大学社转企改制的出资人一般是学校的资产公司，比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出资人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出资人是人大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资产公司作为出版社的唯一股东，代表学校享有监督出版社重大决策、经营者选择、收益回报等出资人权利。向出版社派出董事长，聘任董事，组成董事会；与出版社签订经营性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书；审定出版社重大投资决策和利润分配方案；审定出版社经营性国有资产变动的重大事项，如合并、分立、增减资本等；对出版社在经营活动中执行国家关于国有资产与财务管理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依据经营情况，审批出版社的薪酬体系，决定薪酬分配方案。
（2）设立董事会：转企改制后的出版社大都设立董事会。比如清华大学出版社以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为董事长，出版社社长、出版社党委书记、学校教务处处长、清华控股公司财务副总裁为董事，共五人组成第一届清华大学出版社董事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董事会为七人，由资产公司委派董事长，另有包括出版社社长和副总编在内的六位董事。
（3）设立监事会，或者只设有监事：监事会一般由资产公司任命的监事和出版社员工代表组成。比如清华社第一届监事会由清华大学财务处副处长、清华控股公司财务部部长和出版社员工代表共三人组成；人大社设有两位监事，一名由资产公司任命，一名由出版社员工代表担任。
（4）出版社的经营班子：出版社社长由校党委考察，董事长聘任。总编、副社长、副总编由社长提名，董事会讨论，董事长聘任。社长对董事会负责，行使《公司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经理的职权。出版社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作为法人独立承担经济和民事责任。社长对董事会负责，行使《公司法》规定的职权。改制后，学校、董事会、社长各自有明确的法定职责、法定权限，更加有利于出版社快速发展，不断增强经营实力，也能为学校教学科研做出更大贡献。出版社改制后，作为主办方的学校脱离了具体经营管理上的事务性工作，更加注重出版社的办社方向，实质上是强化了对出版社的领导。
2.集团化发展
大学出版社进入集团化发展比较晚，到目前为止也还在积极探索中。2010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与安徽大学合资重组安徽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迈出出版集团跨地区经营的第一步，破解了高校出版社跨地区经营的难题。2014年，安徽京师远洋印务有限公司成立，由此建立了北师大出版集团南方印刷基地，其与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协同合作，形成印刷基地的南北布局。2016年8月，曲阜市京师尚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师大出版社华东分社）正式启动运营。同时，北师大出版集团与新疆大学合资重组新疆大学出版社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且“北师大出版集团合资重组新疆大学出版社”项目获得2016年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则通过“自我裂变、内涵式发展”以及实行跨地域发展建立起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2013年6月，广西师范大学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揭牌成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于2014年、2016年先后收购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Images公司）和英国ACC出版集团。2014年8月，国家开放大学出版传媒集团成立，该集团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音像社及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组建而成，集团成立后即在数字化运营等方面有所行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共成立了四家股份制公司，其中两家公司为出版社控股企业。
出版社要有大的作为，必须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之路。出版社的成功转企，为组建出版集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大学出版社在混合所有制方面取得巨大进展
在之前大学出版社是其所属大学全资校办企业，大学出版社的混合所有制很难实现。转企改制之后，越来越多的大学出版社在进行各种尝试，加速市场化进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拥有10家全资子公司、4家控股公司、2家参股公司。201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北京昊福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出资500万元成为公司参股股东。2014年上半年，北京昊福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成为“书业新三板第一家”，标志着中国新闻出版业混合所有制经营向资本市场迈出重要一步。武汉大学出版社引入战略投资者，和证券日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产业集团和上海一家投资公司的基金，共同发起设立武大出版传媒股份公司，武汉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40%，为股份公司第一大股东，相对控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吸收10家民营书业公司，控股成立专营助学读物的北京京师普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与民营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公司成立了出版社控股的学师银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另外，一些大学社还联合民营资本开展印刷发行业务。
2010年，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和上海海事大学出版社两家出版社的共同出资下产生了。这使得原来两家出版社的出版力量得到整合，在各自领域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也使得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范围由原来的中医药类图书扩展到了海事海洋类图书。
从这些案例中需要看到的是，想要以资金为纽带组建出版股份公司，需要找准合作对象，比如最好在同一个地区；在引进资金的同时，要准确定位自身出版优势，做到既能利用原有优势，坚持专业精品出版，又能利用新的资源。
4.不同形式的出版联盟
在100多家大学社中，实现集团化运作的还是极少数，而且即便是集团化的大学社与大规模地方集团比起来差距还是很大。因此，业者早有呼吁，大学社之间需要设立出版联盟，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2010年底，天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等9家大学成立“卓越大学联盟”，对出版联盟的成立是利好消息。
2017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起，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90多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文化机构和出版企业共同成立“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这是出版界在落实“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成员单位到2019年已增加到206家，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了五大洲各大区域，成员结构涵盖出版商、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出版学科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众多方面。
5.按照现代企业“管理科学”的要求，大学社转企改制后进一步完善企业内部运行机制，有效整合内部资源，调整部门设置，打造核心产品，扩大市场资源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内部微观运行机制方面进行改革，在原社科图书出版中心的基础上分化出社科图书出版分社和文献图书出版分社，从原教育图书出版中心分化出高等教育出版分社和基础教育出版分社，将原综合图书出版中心改为综合图书出版分社。各分社的权能、责任和利益较之以前的出版中心大大增强，具有相对独立的整套微观运行机制，如考核激励机制，组织构成机制，产品研发、推广机制，财务管理机制等。广西师大社成立桂林独秀金图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有几个方面很特别：（1）根据员工的要求而设立，人员组合双向选择。（2）采取纯粹的股份制实现利益捆绑，公司内部全员持股。（3）为保证公平、公正，社领导、财务人员不参与认股。（4）完全采取市场化运作机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将出版社原有的编辑部门调整为三个分社：基础教育分社、高等教育分社和职业教育分社。变化主要表现在：自主权加大，除涉及政治、民族、宗教等重大选题或前期投资金额较大的选题须经总编办公会讨论通过外，可以自主决定选题，自主决定装帧设计，自主决定定价，自主决定营销和发行，自主决定人员选用，自行选择印刷单位。北师大出版集团同时改革了出版社的图书美术设计工作，撤销美编工作室建制，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图书美术设计制作流程。同时，三个分社的社长均由社领导兼任，目的就是使各分社成为能够有效整合资源、专业分工明确、特色突出的出版机构，为下一步发展提供更好的组织平台。
二、大学出版社经营能力不断增强，经济效益持续提高
1.全国布局发展，整合时空资源优势
《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鼓励出版传媒集团对业务相近、资源相通的中央和地方出版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实现跨地区发展”的战略要求。这一要求激励了出版机构开展异地合作。
南京大学出版社与江苏的淮安、常州、连云港等地的政府进行合作，成立“中心”或“分社”，并落实专人负责。这些“中心”或“分社”，相当于“子公司”，即市场主体，南京大学出版社给予其充分的决策权和经营权，同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经营责任。
2013年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柳州分社在柳州市新闻出版局成立。该社还联合成都复性书院共同创立广西师范大学成都分社，并在南京、南宁、内蒙古等多地也建立了分社。这意味着广西师大社继贝贝特文化公司之后迈出了第二轮跨区域发展的重要一步。广西师大社跨区域发展的各项重大举措，使其拥有较好的时空资源。
2.明确发展方向，突出品牌定位
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与教育部联合制定了有关高等学校出版体制实施改革的方案和《关于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积极推进高校出版社转制为企业，出版多类别、多层次、多媒体教材，以满足全民教育、社会教育需求，并且依靠市场配置资源，提高市场化程度，增加经营能力，参与出版物市场竞争。
大学出版社非常重视品牌的打造，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品牌资源。比如广西师大社除了自身总社的品牌之外，在2010年推出文化品牌“理想国”，全方位最大限度地展现文化影响力。2013年，广西师大社又推出一个全新的文化品牌“新民说”，影响力不断扩大。
大学社要保证其学术地位，必须保证学术著作的出版比例。复旦大学出版社有个“721”工程，具体来说，就是在进行选题策划的时候，教材类图书在整个图书出版计划中要占70%的比例，学术类著作占20%，社会读物占10%。从出版战略上讲，教材出版和学术出版是重点，兼顾社会读物。
北大社转企改制后，首先明确了自己的发展定位：一是要专注教育出版和学术出版（专业出版）。二是主动控制出版规模，优化选题结构。控制每年新书品种在1700种左右，并努力争取压缩至1500～1600种，向单品种要增长、要效益，维持教材、学术图书品种比例分别在45%、30%以上。三是调整了部分组织机构，如单独成立教学服务中心等。
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要求大学出版社在规范学术出版方面应有更多的自觉与担当，做好学术著作的“把关人”。浙江大学出版社迈出了第一步，该社于2012年底国内首家制定了《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其核心内容为：学术著作出版，原则上须通过同行评审；同时，书稿需具备索引、参考文献等要件，引用其他著作原文的，必须在文中标注并指明出处。这一规范彰显了浙大社的品格与特色，构筑起学术出版的核心高地。
自2014年起，上海市在新闻出版专项资金里特设了一个新类别，重点支持某一领域在上海和全国处于一流水准的学术出版或专业出版建设。上海学术·专业出版中心每2年评选一次，4年来共产生25家，帮助上海出版界在国家出版基金、政府出版奖等评审中取得不错的学术成果。
2018年8月23日，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学术图书质量和学术出版能力评价”课题发布，基于大数据评析了我国学术出版能力的现状，构建了五大能力评价体系，并发布了101家学术出版机构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出版能力排名。排名前10的出版机构中，大学社占了5个，其学术地位可见一斑。
据《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2018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英文书10强中，大学出版社有3家，分别是人大社、浙大社和哈工大社。清华大学出版社近年来英文期刊国际影响力成绩突出，《纳米研究（英文版）》等5种期刊影响力因子显著提升，11种英文期刊中，已有6种被SCI收录。
2012年，由南京大学特聘教授苏新宁担任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发布，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列第四和第七名。该书为出版社学术影响力的评估提供了一个科学客观的途径。
三、数字出版工作不断推进，成绩显著
2016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为贯彻落实《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关于确定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的通知》，以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并正式公布了20家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列入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的大学出版社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等。
在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20多家出版社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5家大学出版社上榜。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关于公布2014年中央转型示范单位的通知》中有20家中央出版单位入选“2014年中央转型示范单位”，其中大学社有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后改为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下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音像出版社等入选。2015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重庆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等入选第二批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
四、大学出版社社会效益突出，精品出版不断，品牌形象不断提升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要求大学出版社认真学习研究，深入落实。2019年初，中宣部印发了《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这是中央出台的第一个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量化考核文件，属于文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出版界上下欢欣鼓舞，相信图书出版单位尤其是大学出版社的社会效益将更加突出。
大学出版社重视社会效益由来已久，近年来愈加重视。重视社会效益好处很多：有助于推动出版社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有助于出版社提高图书选题、编校、印装、设计质量；有助于大学出版社强化“精品意识”，申请到更多国家项目，推动重点书计划较好地完成。大学社从2008年到2017年，每年获得的出版基金项目数呈递增趋势，2017年更是达到118项。
大学出版社坚持以深厚的学术底蕴为依托，在版权输出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学术品牌和较大的学术价值，逐渐形成规模、形成品牌。商务部、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每两年联合评审一次“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在2009—2016年四届评审中，大学出版社成绩突出，有10家大学出版社入选，更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5家出版单位次次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