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

这些截然分开的趋势——比如印刷业的传播与雇佣军的使用之间看似毫无关联——之所以同时出现，与某种对待信用、债务、贷款和投资的态度有关。而这些态度又决定了欧洲人如何使用他们的资产，即所谓的资本。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是“经济制度”。

这里所谈的“制度”指的就是最基本的，大家对某一游戏规则的共同认识。更广义地说，制度所包含的还不止规则，也包括促使人们采取某种行为方式的体制、信念、准则和组织。制度使人们遵守规则，延续规则，并不时对规则做出调整，让使用者受益。制度可好可坏，有益或有害，一切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人人有期待，认为政治忠诚能换得特殊照顾——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制度框架——那么或许就会在建立牢固关系的同时助长贪腐无能。人们在市场内如何表现，做交易时基于什么样的假设，商业和家庭如何互动，这一切都取决于制度。[7]

在这段时期的初始阶段，西欧以广大的欧亚大陆标准来说并不算特别富有。由于黑死病（从14世纪中叶以后就反复暴发的瘟疫）和越来越冷、难以预测的气候，欧洲人口已从14世纪初的峰值减少了一半。同时欧洲又经常遭受长达数十年、破坏性极大的战争的蹂躏，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即其中一例。15世纪后半叶，几乎每一个王国都深受内部纷争之苦。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100多年的深度经济萧条。[8]

进入16世纪，情况开始向好，但也只是好一点点。人口——前现代经济的基础——在欧洲全境开始攀升。贸易也呈上升趋势。但这些都远远构不成经济优势，更不要说成为未来主宰全球的风向标了。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欧洲有的就是一整套经济制度，特别适合推动能界定未来时代发展的每一个主要进程——探险、国家财富增长、使用火药作战、印刷业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结果。所有这些都是费用高昂的资本密集型进程和技术。起始资金的需求量就极大，后续的需求更不在话下。

若要向大西洋开出一艘船或一支舰队，就需要为舰船、补给和充当船员的劳动力做大量先期投资。这段时期，各国都缺乏从子民那里榨取足够现金遂其所愿的能力，它们必须用未来的收入做抵押，换取贷款和先期资金。贷款的主要目的是支付越来越庞大的火器战争的成本。打仗是生意，一上来就需要大笔资金，初期的资金由私人的军事承包人来承担，他们用自己的信用借钱来招兵买马，筹集粮草。印刷业比起军事征战或到印度探险要便宜，但在能创收前也需要为字模、印刷机、纸张和雇专业的操作人员投入不少资本。

同样的机制和假设也适用于别处，不论是某位富有的威尼斯商人投资印刷业，某位英国商贩只付了订金就买到一批羊毛，某位蒂罗尔贵族以自己的土地为抵押来支付给长矛兵雇佣军的合同预付金，某些西班牙贵族与投机者组成联盟资助雄心勃勃的热那亚探险家前往未知的土地探险，还是某位国王从奥格斯堡的银行家那里借来一笔巨款，通过贿赂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贷方出借时就期待这些钱有朝一日会回来，不是带来投资回报就是连本带息归还，具体情况视交易类别而定。

这表面上看来天经地义，实际上却需要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假设成立，比如人们对金钱和贷款的性质的看法，对交易各方和保证履行交易条款的更广泛框架的巨大信心。债权人与债务人或投资人之间存在信赖，各当事方与正式的当局或非正式的权威之间，对于履行正式合同或履行非正式协议的能力也存在信赖，这种对结果可靠性的信赖使得欧洲人能够向这些昂贵的进程不断注入资金。这与相信某项投资一定会赚钱不同，贷款的性质本身就决定了它隐含风险，而对新技术和风险项目的投机性投资常常会打水漂。但在当时，有足够多的人相信这些共有的假设，认为它们没有问题，所以资金流才源源不断。

这段时间里，起中心作用的经济制度与我们今日所了解的并不相同。信贷基本上还是个人性质的，主要考虑的是个人的信誉，而不是铁面无私的、对某人可信程度的数学计算结果。血缘、婚姻、族群和老乡关系等都能决定某人能不能拿到信贷。正规的执法机构和公共的执法途径都牵扯着更讲究亲疏与私交的义务关系，而钱财只不过是义务中的一部分；也可以说这是对某一个人、某一家企业甚至某一个群体的道德判断。反过来说，金钱上的偿付能力也可以证明你的道德和社会价值。[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