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乡试展期与借闱

清代科举考试“八月乡试、三月会试”的试期制度在乾隆年间基本定型，其后相沿至于晚清，“凡乡试以子、午、卯、酉年八月，会试以辰、戌、丑、未年三月。初九日为第一场，十二日为第二场，十五日为第三场。每场皆先一日点入，次一日放出。”[21]会试及各省乡试，不论正科还是恩科，均应遵行试期，如果遇到时局巨变或是特殊情因，不能依例而行，则应展期举办。展期成因多样且复杂，贾琳在《时间延展与制度变迁：清代科举“展期”考论》文中，具体梳理了国内战乱、帝王巡幸、自然灾害、搜检防弊等九种原因，并进一步归纳为“突发性”和“类制度性”[22]两大成因类型。

一、江南乡试的展期和停科

按照展缓时间的长短，乡试展期大约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展缓数月，当年举行；二是推迟一年、甚至数年，待后科补行，这种情形亦称为“停科”[23]。江南乡试既有一般所谓展期，亦有停科，分述如下。

1、因水展期

道光年间，江南贡院多次出现积水问题，江南乡试受其影响而不得不展期举行。道光十一年，因贡院积水，两江总督陶澍会同江苏巡抚程祖洛、江苏学政白镕、安徽学政鄂木顺额，于六月二十五日奏请乡试改期，谓“现在贡院之水尚深二三尺不等，贡院以外暨附近街衢民居，向系士子作寓之所，均深至三四尺。江潮顶托，宣泄无方。就令秋后一月之内可以消涸净尽，而倒塌房间修理亦需时日……且向例，七月初间两学臣必应来省考试录科，而上下江考棚现亦皆在水中，宣泄修整更难赶办。臣等面同商榷，不得不为权宜之计。除行文各府、州、县，出示晓谕诸生暂缓来省，免致拥挤失所外，惟有据实奏恳圣恩，俯准将江南文闱乡试展限至九月初八日举行。至文闱事竣，正值办灾吃紧之时，所有武闱乡试，并请展至来岁三月举行”[24]。上谕“著照所请，所有江南文闱乡试准其展限至九月初八日举行”[25]。

道光二十年，江南乡试展期一个月举行。五、六月间连次大雨，山水骤发，江潮涌灌入城，江南贡院积水。两江总督伊里布援引前例，上折请展限办理乡试，称“现在贡院内积水日增，无从宣泄，本年八月乡试势难依期办理”。七月丙午日上谕，“著照所请。所有江南文闱乡试准其展限至九月初八日举行，其武闱乡试著展至来年三月举行”[26]。道光二十四年，“因近年时逢秋雨，江潮盛涨，由西水关溢入秦淮。贡院滨临，号舍积涝者六千有奇，每于科场患之。”两江总督壁昌、江苏学政张芾决定对贡院进行修治，“将被淹号舍六千一百余间拆卸，筑土增高，重为建造。每号甬口加葺门墙，题明字号，以便稽查。并添开子沟，以利水道，棘垣周围增高二尺。”[27]江南贡院积水问题得以初步解决，但并未根治。

道光二十九年的江南乡试两次展期。该年春夏之间江南省又遇大水，雨多晴少，“闰四月内连日大雨，山水下注，江潮涌灌入城”，两江总督陆建瀛和江苏巡抚傅绳勋奏称：“现在贡院内积水甚深，无从宣泄，本年八月乡试，势难依限办理。”上谕准其所请“江南文闱乡试，准其展限至九月初八日举行，其武闱乡试展至来年三月举行”[28]。其后陆建瀛等又奏请乡试再展期，“积水现退二尺有余，尚未全消，号舍墙垣倾颓，一时难以修整。著准其再展至十月初八日举行”，已经简放的正副主考一月后启程[29]。

道光年间，江南乡试先后三次展期，其中二十九年的乡试还展期两月，表面看来，均是因贡院积水之故，其实还有其他原因，我们可以道光十一年为例，略加分析。

一是各地水患严重，地方官员着力防灾、赈灾，无暇备考、办考。道光十一年五月下旬，大雨倾盆，山水骤涨，六月中旬又复大雨如注，江潮涌灌，加之上游安徽、江西、湖广各省来水甚旺，以致宣泄不及，平地泛溢。洪泽湖水势异涨，且连日多风，波浪汹涌，以致扬河厅一带东堤，俱形危险；湖水漫过砌石，万顷汪洋，仅恃长堤一线，险象环生；运河迤西各境，早已寸土俱淹，老幼男妇猬集堤身，极为危苦。多地出现民田庐舍漫淹、堤圩冲破、灾民荡析离居的情况，地方官员集中精力勘办各处灾务，日切焦思。两江总督陶澍本欲赶赴清浦防河，因江宁水灾极重，“急切不能分身”，后饬藩司驻省专办灾务，驶赴清江会同河臣相机筹办，“俟稍有头绪，仍即回省料理水灾事宜。”江苏巡抚程祖洛于六月十七日由苏州赴江宁，一路查勘，皆是水势浩瀚，又赶赴淮扬一带，勘查高宝下河被水各地方。因水灾“事关民瘼”[30]，乡试只能奏请展期。

二是因江宁水灾，不具备进行大规模考试的环境条件。江宁城中，水深数尺，衙署亦多在水中，“民居徙避城西，灾口嗷嗷，不胜焦灼”[31]，贡院以外暨附近街衢民居，向系士子作寓之所，均深至三四尺，且多有倒塌。计额定入场士子，并来省录遗，以及随行仆从、赶场买卖等，“总共不下四五万人，一时云集，住宿无所”，灾中的江宁城已难以承受短期内大量人口的集聚，更遑论按时乡试，“若拘泥办考，必致贻误”，所以展期就成不得不为的“权宜之计”[32]。

江南乡试数次展期，均因水灾[33]，对参加考试的士子和科举制度而言，都是影响甚微，相较而言影响更大的则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停科。

2、因战停科

清代乡试停科有康熙初年、咸同之际和光绪后期三个高峰时段，其中咸同年间战乱频仍，内有太平军、捻军席卷大半中国，外有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于内忧外患之中疲于应付，各省乡试多次被迫停科，从咸丰元年到同治六年，各省乡试共停科49场次，停科率约为34%，所涉省份及次数为清代各朝之最[34]，其中江南乡试停科四次。

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定都于此，并开科取士，受其影响，江南乡试数次展期停科。咸丰五年，江南省应举行乙卯科文武乡试，怡良等奏请展缓乡试，称“军务未竣，现在试期已近，体察情形，不能依限举行”，五月壬午日上谕“准其展至戊午科归并举行，按照两科定额取中”，以昭慎重。咸丰八年四月，两江总督何桂清奏称，官兵“已将金陵合围，指日克复，惟探闻贡院残甚，非两三月所能修葺完竣。请将江南省上届乙卯及八年戊午科乡试，暂行展缓，俟克复省城，另行奏明，请旨特开一科，按照定额，归并取中”。咸丰十一年，因江安各属军务未竣，将江南辛酉科并补行戊午科乡试展缓举行，该督抚在军务稍竣之后，“随时察看情形，先期奏请办理”，于此赋予地方督抚部分处置权力。至同治元年壬戌恩科，江南乡试“现难举行，仍请展缓”[35]。

咸同年间江南乡试四次停科，均因战乱而起，主要诱因是江南贡院所在地为太平天国所占领。先前尚能设计所停之科与后科“归并举行”，后来只能模糊地要求地方“随时察看情形”，表明停科对试期造成了巨大冲击。江南乡试所停诸科，得以次第补行，咸丰五年乙卯科在咸丰九年己未恩科补行，咸丰八年戊午科在同治三年甲子科补行，咸丰十一年辛酉科在同治六年丁卯科补行，同治元年壬戌恩科在同治九年庚午科补行。停科得以次第补行，正是依靠科举制度的完整性与权威性，所谓展期与停科，并未也不足以真正对科举制度产生“内在侵蚀”，造成“潜在冲击与撼动”[36]。

江南乡试停科的深层影响是苏皖两省士子向隅日久，科举不兴，文教衰蔽，一旦战事稍平，举行乡试就提上日程。同治三年六月，江宁省城甫一克复，曾国藩就饬派记名臬司黄润昌鸠工庀材、监视兴修贡院；曾国藩九月初七日抵江宁，初九日就亲至贡院，查验工程，“所有主考、监临、提调、监试、房官各屋，誊录、对读、弥封、供给各所，新造者十之九，修补者十之一。号舍一万六千余间，新造者十之一，葺补者十之九”。因江南人文荟萃，向虑号舍不敷，酌就闱外圈入隙地，以备添建号舍之用。他逐段勘验，“仅号板未全，牌坊及油饰未毕。约计九月二十日前，一律完竣，工坚料实，焕然一新。两江人士，闻风鼓舞，流亡旋归，商贾云集。”[37]曾国藩在九月十一日上《江南贡院修复工竣拟即举行乡试请简放考官折》，陈明情形，定于十一月举行本届甲子科及补行戊午科乡试，改变了朝廷原先特开一科的打算，并请简放考官。由此以后，江南乡试试期归于常态。

二、安徽乡试借闱浙江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江南乡试先后四次停科，咸丰九年己未恩科乡试却未停科，江苏与安徽两省该科乡试借闱浙江举行，情形颇为特殊，开其后乡试甚或会试异地开考之例。

1、江南借闱之议

咸丰九年正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朕自御极之初，特开恩榜，迄今已阅数年。缅惟皇考宣宗成皇帝五旬、六旬万寿均降旨特开乡会试恩科，仰见宏敷教泽，行庆作人，有加无已。兹于咸丰十年，届朕三旬万寿，允宜特开庆榜，嘉惠士林。著于本年八月举行恩科乡试，明年三月举行恩科会试，以副朕简拔人材至意。”[38]特开恩榜谕下之后，江南绅士宗人府府丞温葆淳等人即“以士子怀才愿试，呈请暂借浙省文闱，将江南两科乡试于本年十月一并举行”，当即批司会议。江宁藩司梁佐中、安徽藩司张光第、安徽臬司马新贻、苏州藩司王有龄、署苏州臬司汤云松等地方要员“会议具详”[39]，请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上奏。咸丰九年三月，两江总督何桂清、江苏巡抚徐有壬、安徽巡抚翁同书，会同江苏学政臣孙葆元、安徽学政臣邵亨豫，为暂借浙江文闱举行江南乡试之事恭折具奏，正式提出江南借闱乡试。

江南借闱浙江之议的提出，有几种因素共同作用，从何桂清等人所上《为暂借浙闱举行乡试事奏折》可以看出大端。

首先，江南为人文渊薮，上届两科乡试均未能依期举行，又逢庆典，“上下两江士子欢腾鼓舞，跃跃欲试之情迫不及待”[40]，有强烈的开科考试期待。咸丰九年己未恩科乡试停科有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湖南五省，其中湖南此前两次停科都已补行，广东和云南只有一次停科未补，广西和贵州两省与江南相类，有两次停科未补，但己未恩科乡试仍然停科，固然是因战局混乱，但也和两省为乡试小省密切相关，其地位与江南不可等观。

其次，借助特开恩科，博取朝廷的同情与同意，如果该届恩科再行请展，“不特无以副圣主辟门吁俊之怀，亦无以慰多士引领观光之望”，恐将失去朝廷嘉惠士林之意。咸丰五年，江南即曾有咨借浙江贡院之举，经时任浙江巡抚何桂清据杭州府知府王有龄等“咨复窒碍难行”[41]，没有正式向上提出。很有意思的是，何桂清既是前次借闱的拒绝者，又是本次借闱的主导者，只是其身份与角色发生了变化。该届乡试为特开恩榜，朝廷内外更为看重，安徽最终能够与江苏一同借闱考试亦由于此。

再者，江南督抚承诺尽量不额外增加浙江负担，“所有内外提调、监试帘官及总理科场支应各员，浙省或有应须回避者，自可仍由江南派往，一切经费亦由江南筹备，足数解浙”[42]，以打消浙江方面的顾虑，说明借闱可行。

最后，与太平天国政权竞争并笼络人心，是一种潜在而不便明言的缘由。太平天国攻占南京之后就大规模地进行科举考试，简又文称“太平天国最注重开科考试……此诚天朝政治文化之最大特色之一也”[43]。太平天国的对抗者对太平科举已有模糊了解，隐约意识到长期停科对笼络人心、争夺人才是不利的。自咸丰初年开始的捐输广额，国家与地方之间实现了科举利益的交换，但地方所获科举利益却因屡次停科一直未能真正兑现。及时开科可以“伸士气”“固民心”[44]，能够进一步刺激地方士绅积极捐输办团，投身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2、安徽借闱的反复

借闱之事的决策过程多有曲折和反复，先是浙江不同意借闱，再是江苏开科而安徽暂缓，最后才确定两省共同借闱。复杂的决策过程，既反映了江苏、安徽和浙江等不同省份之间的冲突，也反映出地方在乡试层面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

浙江省自巡抚胡兴仁及杭州将军瑞昌以下，至在籍绅士，对江南借闱之事多持担忧及反对态度。浙省贡院号舍一万一千有零，且无余地可以添建，而江苏、安徽两省应试者向有一万七八千人之众，“贡院断不敷用”。他们认为安徽“郡县半陷贼中，经费无出，学政考试尚难亲历”，更担心皖省应试之人奸良莫辨、人数众多、难以稽查，“士子来浙应试，随从人役必多混杂，城门无从拦阻，诚恐逆贼诈伪百出，于浙江、江苏两省均有关碍”。浙江省巡抚胡兴仁以“有守土之责，为思患预防起见”[45]，会同杭州将军瑞昌上奏陈明态度。

胡兴仁奏上，咸丰帝“以江南士子未免向隅，复谕令江南、浙江各督抚妥为筹画”[46]。胡兴仁揣摩上意，部分改变态度，与何桂清、徐有壬等相互磋商，达成一致意见，联衔具折，提出“苏皖两省乡试拟请分别办理”的建议。乡试入闱士子总以学臣科试及遗才收录为凭，何桂清等奏明，“上下两江皆属人才渊薮，近年江苏学臣按试者取额无几，如今冬来浙应试人数既有可凭，水陆程途往来亦便，自必踊跃观光”。安徽情形与江苏大为不同，皖南“踞浙较近，而池、太现未收复，徽、宁所属仍时有贼踪”，安庆庐州新旧省会、凤颍二府及六安等四州，“踞浙甚远，且多被贼氛窜扰，数年来科岁久停”，即使勉强苏皖同闱，“皖北各属或资斧不继，或学业抛荒，能过江应试者不过数百人”，以安徽全省两科中额，“仅取之徽、宁、广德两府一州，似尚非慎重科名之道。其余六府四州一经平定，转有怀才莫售之嗟，亦未免屈多伸少”[47]。咸丰帝认可了何桂清等所奏，谓“本年江苏省乡试，即定于十月内举行，借用浙江文闱办理；安徽省乡试著俟该省平定地方较多，应如何通融办理之处，由该督抚届时奏请补行，以示朕嘉惠士林至意”[48]。

江浙地方提出“苏皖两省乡试拟请分别办理”建议时，与安徽学政邵亨豫亦有函商，但对邵意似有曲解之嫌。胡兴仁致函邵亨豫，提出安徽“或借河南贡院，或于明年奏请特开一科”[49]，“以徽省既另作一次，所有闱差须调用皖员，稽查须责成皖学”。邵亨豫明确表示不予认同，否定了借河南贡院的建议，又谓“两场考试则皖省军务未竣，差委乏员，经费亦绌”，安徽考生约计全数不过三千，“仍附江苏同考，办理亦易”，号舍不敷之事可解；如须分期考试，“或请仿照顺天乡、会正场过后即考宗室之例，于十月十六日江苏考竣，十八日接考安徽，则一切提调、监试当可无庸更易”。尽管邵亨豫希望安徽与江苏一同借闱考试，胡兴仁还是移咨，“以安徽乡试拟请缓至来岁秋间请旨特开一科”[50]。苏浙两省以暂时牺牲安徽利益为前提达成一致意见，对于浙江可以减轻借闱负担，对于江苏则可确保借闱考试。

安徽绅士听闻皖省本科乡试展缓消息，意为不可，纷纷发声，翰林院侍读吕锦文，翰林院编修黄钰、宋梦兰、方锴、章琼，前浙江杭嘉湖道孙观、前福建汀漳龙道桂超万等三十余人呈文通政使司通政使张芾和安徽学政邵亨豫，联名请奏，为皖省众绅吁请遵旨仍借浙闱举行乡试。张芾和邵亨豫在咸丰九年六月初四同日上奏，邵奏简明，张奏有力，对两省乡试分别办理、江苏借闱而安徽展缓的各条理由，逐条驳议。所谓士子众多，稽查不易，此固慎重地方之意，“第独考江苏，亦须认真盘诘；合考安徽，无妨一律严查”。所谓经费孔钜，擘画维艰，“此亦先事预筹之意。第江、安同考，经费尚可分筹；江、安分考，经费更难独办”，无论缓期来岁，或是特开一科，场费愈形浩大；如果科场经费由江苏筹画，容有不敷，各绅皆称“应自筹捐，稍资津贴”。即以时势论之，“安徽之安庆未断贼迹，江苏之金陵犹为贼踞”，再以道理论之，“安徽之凤颍固越在淮南，江苏之海徐更远居河北”，言下之意是江苏能考安徽就应同考。再就号舍，浙省贡院计有一万二千余间，江苏乡试向有六七千人，安徽乡试向有五六千人，以现在计之，“江苏未必加增，而安徽被扰已久，数必大减，当不致过形拥挤，或虑不敷，再四思维，均无窒碍”。最终提出“或遵前旨，以分月上副宸衷。或循旧例，以同场下孚士望”[51]的方案和建议。张邵二人奏折所提主张，很快为咸丰帝接受，“江南文闱乡试曾经两次停止，本年特开恩榜，原以嘉惠士林，江苏业已举行，若将安徽展缓，该省士子未免向隅，所有安徽乡试，着即定于十月内，同江苏一并借用浙江文闱办理。”[52]

张芾因王茂荫之荐，在皖南专司防剿、练团劝捐，本与科举事务无关，但他曾有江苏学政的任职经历，又见“皖省人士不得与江苏共被皇仁，又不得分月入场，以遵谕旨，殊失多士之请”，不顾“身居局外”，不避“越俎而谋”之嫌，慨然上言。徽州人士对张芾之举颇多感念，黄崇惺《凤山笔记》记载该事，谓“徽州防务既得稍纾，文毅（张芾）念用兵数年，六邑捐输数百千万，虽给予奖励矣，而不可无以厚慰人士之心。本年万寿恩科，江苏大吏议借闱于浙，文毅力赞成之。以十月为试期。凡上江帘差供给之费，皆文毅遣员主之。而是岁六月学使邵公又于徽举行科岁试事。十一月，省试榜发，六邑登正副榜者凡四十人，为自来所未有。文彦彬彬，称为极盛”[53]。

3、安徽乡试的中额

借闱浙江是安徽乡试史上的特殊情形之一，特殊情形之二是己未恩科乡试安徽并未足额取中。

咸丰九年七月十六日，朝廷对本年江南文闱乡试借用浙闱举行一事，作出安排，谕令“内外帘一切事宜，自应参酌旧章，变通办理”，因该省乡试系带行乙卯正科，“所有官卷、民卷中额，均著加倍取，其捐输推广之额，均归民卷取中，不得加入官卷。”[54]安徽学政邵亨豫关于中额的设想与此相同，他亦奏请，“皖省中额四十五名，本年万寿恩科带补乙卯乡试，系两榜并试，应照例倍中九十名。又新奉部咨，捐输广额，加乡试定额二名，加广乡试中额二名，共四名。”[55]

安徽巡抚翁同书对借闱浙江事较为疏离，只是偶尔参与，八月据安徽藩司张光第上奏，称“皖北贼氛未靖，仅有徽、宁、广德三属士子就试，各属未得普沾庆典，请展至来年秋间，特开一科”。翁奏关注点在安徽省内各属科举利益的均衡，但显然与上意不符，咸丰皇帝坚持原说，“安徽士子，志切观光，朕已加恩允准借闱举行，若因皖北士子未能赴考，复行停止，非朕嘉惠士林之至意”，隐然有批评之意。咸丰帝也注意到了翁奏有合理之处，与考人数无多，又是两科并举，“照额取中，则未得与考者，不免向隅”[56]，要求暂行酌减中额。礼部随即拟定具体方案，安徽赴浙乡试，只有徽、宁、广德三属，将“两科归并中额九十名内，酌中三十六名，其所加定额广额各二名，亦先各中一名，余归下届补行取中”[57]，此处三十六名，实则按照定额四成取中。

安徽学政邵亨豫是安徽己未恩科乡试的中心人物。邵亨豫，嘉庆二十二年生，字子立，一字汴生，江苏常熟人，祖籍安徽休宁，寄籍顺天宛平，道光三十年进士，改庶吉土，授编修。咸丰八年任河南乡试正考官，乡试闱中奉到上谕，任安徽学政。他在咸丰九年二月抵达歙县，接印视事，先后在徽州、旌德和广德主持有关考试。江浙两省“以皖省抚藩俱远在皖北，文移往返维艰，本届乡试公事均须变通办法”[58]，咨商各件均投送学政衙门核办，“凡关涉科场，无论向归何衙门者，俱归安徽学政总理。”[59]邵亨豫在九月二十四日到达杭州，二十八日再上《为皖北士子赴浙应试者较众请加中额事奏折》，吁恳天恩，累加推广中额。邵亨豫先为翁同书疏解，称其所奏，“系因定远不守，军务较为吃紧，皖北士子断不能间关跋涉赴浙观光，与其使皖北向隅，固不若暂缓试期，俾皖北皖南同占圣泽，此实抚臣万不得已之苦心，故为此两全之计。”邵亨豫抵达浙江之后，发现皖北士子观光情切，亦能弃家远涉，奋志科名，“约计池太皖北正案录遗将及一千”，并非原来设想仅有徽州、宁国两府及广德一州士子赴考。重点强调徽州、宁国及广德一隅之地，“绅士自愿筹贴乡试经费”，已经解交江苏科场总局一万五千，该绅士等“当地方凋败之余，尚能踊跃输将，不分畛域，其勉图上进之情已为可悯”。在此基础上，邵亨豫提出“将恩科全额并加广四名，俯准于本科取中，其乙卯中额，仍请俟军务肃清，于下届辛酉乡试并案举行”的建议，若此则“全皖士子既戴恩于此日，而皖北士子亦留余于将来”[60]。

咸丰帝接奏之后迅速做出反应，着“加恩将本年己未恩科及补行乙卯正科，以六成取中五十四名，其加额四名，全归本届取中，余四成三十六名，归入下届辛酉及补行戊午正科取中”。如此则确定了本科乡试安徽中额共为五十八名，较邵亨豫奏请四十九名，还要增加九名，的确能够体现咸丰帝“嘉惠士林至意”[61]。邵亨豫上奏请加中额，知交好友“均动色相戒”，知悉咸丰帝加额之后，非常兴奋，谓“恩旨初传，欢声动地”。邵亨豫竭力促成安徽借闱考试，并奏请加额，以较小的代价获得了较大的科举利益，皖人视其“亲厚如家人”，徐树人赠邵书曰：“非常之事必处非常之境遇，以苦而得乐功，以难而见奇为，自来秉使节者所未有。”[62]

己未恩科乡试对安徽而言，借闱浙江是“非常之境遇”，本次考试赴考约3600余名考生[63]，取中58名举人，中式率达到每62人中1人，较正常乡试年份每130人中1人，有大幅度提高，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是“恩科”。（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一百六十五《选举志·表十五》记载了该科58位举人的姓名与籍贯信息，徽州府举人35人，宁国府举人12人，两府合计47人，占比高达81%；其他太平府1人，安庆府6人，庐州府3人，六安州1人，而凤阳府、颍州府、池州府与滁、和、泗等州则无人中式。借闱浙江考试，不仅是苏、浙、皖等省域之间利益博弈的结果，亦是安徽省内不同地区科举利益竞争的结果，皖南地方官员与士绅利用咸丰帝希望安徽能够参加恩科的心理，成功推动了安徽与江苏一同借闱浙江考试，极其巧妙地获取了皖南，尤其是徽州与宁国两府科举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