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增广学额：地方与国家利益的交换

所谓增广学额，一般称为“广额”，与制度内的增额不同，有其特定的含义，是“指在定制外另行增加的学额”[64]。广额有一次性广额和永久性广额，（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分别称之为增广学额、永广学额。安徽在乾隆年间和咸同时期有两次大规模的增广学额，是安徽科举史上的重大事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乾隆年间的安徽学额增广

素尔讷等纂修《钦定学政全书》卷六十三《增广学额》记载，第一次增广学额是在康熙三十八年，该年四月发布上谕，“江南、浙江，人文称盛。入学名数，前已加增。今著于府学、大学、中学、小学各增取五名，举行一次，以示奖励。”[65]其后多次对全国或部分地区进行一次性增广学额，至光绪元年，共有三十三次[66]，其中以乾隆朝最为突出，多次涉及安徽学额的增广。

安徽在乾隆年间的增广学额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增广学额次数较多。乾隆年间，安徽增广学额次数达到九次，与江苏、浙江、山东、直隶等省相当。乾隆在位期间二十次增广学额，其中有三次是面向全国各直省州县学，六次专门针对安徽、江苏和浙江三省。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帝即位，诏曰：“一、会试额数俟礼部临期请旨广额外，乡试，大省加三十名，中省加二十名，小省加十名。一、各直省儒学，无论府州县卫，俱于本年以正贡作恩贡，次贡作岁贡。一、各省入学额数，大学加七名，中学加五名，小学加三名。”乾隆二年四月，以世宗宪皇帝配天礼成，颁诏天下，“苍璧黄琮，具盛容而祗荐，既极尊崇之典，宜施浩荡之恩……直隶各省童生入学额数，大学著增七名，中学增五名，小学增三名，诏到举行一次，不著为例。”[67]乾隆十六年二月，因临雍讲学，又查照向例，分别广额。

乾隆在位期间六次南巡，均增广安徽、江苏与浙江三省各府州县学额。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南巡江浙，问俗观风，清跸所至，广沛恩膏，更念“三吴两浙为人文所萃，皇祖圣祖仁皇帝屡经巡幸，嘉惠胶庠，试额频加，覃敷教泽”，决定“法祖省方，銮舆斯莅，式循茂典，用示渥恩。所有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本年岁试文童，府学及州县大学著增取五名，中学增取四名，小学增取三名，举行一次。该部传谕各该学政，慎加搜择，拔取真才，副朕育才造士至意”[68]。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乾隆帝载莅东南，乘春布令，济济青衿，来迎道左，三吴两浙民多俊秀，百年教泽，比户书声，应试之人日多，而入学则有定数，甚有皓首而困于童子试者，有遗珠之惜，上谕“宜循旧典，再沛渥恩，将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本年岁试文童，照乾隆十六年例，府学及州、县大学增取五名，中学增取四名，小学增取三名”[69]。乾隆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和四十九年，乾隆帝四次南巡，均增广三省学额，可谓“嘉惠胶庠，试额频加”。

其次，增广学额规模较大。李世愉著《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之比较研究》一文，内附《乾隆时期增广学额统计表》，列出历次广额的时间、对象、起因、情况、资料来源及估计数字等信息，其中“估计数字”合计为31240人，但该数字可能有一定误差，因其计算是建立在“大学数量基本上同于小学”[70]这一假设基础上的，而实际上安徽大学数量远过于小学。

据《钦定学政全书》卷四十七《安徽学额》统计，乾隆时期安徽有安庆、徽州、宁国、池州等八个府学，六十一个州县学，其中怀宁、歙县、泾县、当涂、合肥、滁州、和州等三十三学为大学，望江、祁门、铜陵、舒城、定远、蒙城、盱眙等十七学为中学，灵璧、太和、来安、英山、五河等十一学为小学。雍正十三年、乾隆二年和乾隆六十年，三次面向全国增广学额，每次增加额数完全一致，即“大学著增七名，中学增五名，小学增三名，诏到举行一次”[71]，以此为据，安徽每次各学增广额数是349，合三次额数是1047。乾隆帝六次南巡增广学额，每次增加额数完全一致，即“府学及州县大学著增取五名，中学增取四名，小学增取三名，举行一次”[72]，以此为据，安徽每次各学增广额数是306，合六次额数是1836。合九次增广，乾隆年间共增安徽学额2883，大约相当于每科定额的2.3倍，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再者，增广学额是对安徽科举地位的认可。乾隆帝二十次增广学额，除三次是面向全国各直省州县学之外，四次面向山东，四次面向直隶，三次面向盛京和奉天等地（增额很少影响较小），六次专门面向安徽、江苏和浙江三省，由此可见江南之特殊地位。乾隆帝增广学额，固是为了宣示皇恩、育才造士，亦有其深层用意，各地又有不同。十三年二月，乾隆帝东巡，躬诣阙里，释奠庙堂，颁增广山东学额的上谕，“国家崇儒重道，尊礼先师……念鲁国诸生素传礼教，应加恩黉序，广励人材。山东通省入学额数，著增广一次。府学、大学增取三名，中学二名，小学一名，以广圣泽，以光文治”，强调“崇儒重道，尊礼先师”，增广理由是“念鲁国诸生素传礼教”。三十二年三月，为循览河堤水利、临幸天津的乾隆帝观风所莅，“嘉惠士林，用光黉序。所有直隶本年入学名数，大学增额五名，中学增额四名，小学增额三名”，其增广学额的依据是“畿辅为首善之区，人文渐被，多士蔚兴”[73]。与山东和直隶不同，乾隆帝增广江南和浙江学额，是因为这里是科举最发达的区域，“人文所萃”“民多俊秀”“文风素盛”[74]等字样屡屡见于上谕，这是对安徽文教与科举水平的高度认可。

童试录取率是取中数和考生数之比，在取中数即学额一定的前提下，其高低主要取决于考生数，而特定省份的考生数则受人口基数、文风强弱、经济水平等诸多因素影响。有研究表明，清代安徽童试录取率大约在0.6%—2.5%之间[75]，在各省当中处于极低的位置，亦可说明安徽考生甚众而学额较低。各省人口有多寡之分、文风有强弱之别，但国家在制度层面所设计的府州县学学额，虽有大中小学之异，却差别不显，在追求区域公平的同时，对包括安徽在内的文教科举发达省份来说，则意味着科举利益的牺牲与让渡。乾隆年间的历次增广安徽学额，是对安徽科举利益的一种补偿，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童试录取率极低的困局，换言之，朝廷试图通过增广学额弥补制度的潜在缺陷，寻求制度设计与地方利益的局部均衡。

二、咸同年间的安徽学额永广

咸丰同治年间有两次循例而行的增广学额，一是咸丰二年四月初三日，以恭奉宣宗成皇帝配天礼成，颁诏“各省童生入学额数，大学著增七名，中学增五名，小学增三名，诏到举行一次，不著为例”[76]，二是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日，同治皇帝即位于太和殿，颁诏天下“各直省入学额数，大学加七名，中学加五名，小学加三名”[77]。与增广学额旨在宣示皇恩不同，永广学额是清政府在剧烈动荡、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实行的举措，其影响更大，也更值得关注。

为镇压迅猛发展的太平天国运动，筹措日益剧增的军费，清廷出台了捐输广额的措施[78]，意图“借资民力，以济军储”，咸丰三年所颁上谕是该政策开始实施的标志，该谕曰：

现在大江南北军营，援剿之兵不下二十余万。朕不惜帑金，为民除害，统计所拨已及二千七百余万两。际兹大兵云集，需饷尤殷，仍不能不借资民力，以济军储。著照大学士等所请，由各省督抚妥为劝导，无论已捐未捐省分，凡绅士商民捐资备饷，一省至十万两者，准广该省文武乡试中额各一名，一厅州县捐至二千两者，准广该处文武试学额各一名。如应广之额，浮于原额，即递行推展。倘捐数较多，展至数次犹有赢余者，准其于奏请时声明，分别酌加永远定额。[79]

该谕提到“分别酌加永远定额”，但未明具体捐输银数，于是在咸丰八年做了补充性规定，“一厅州县捐银一万两者，加永远文武学额各一名，均以十名为限。惟原额不及十名者，各学所加永远定额，概不得浮于原额之数。其原额仅止十名，并原额不止十名，各学所加定额已至十名者，续有捐输，不准再加定额”，提出了“一厅州县捐银一万两者，加永远文武学额各一名，均以十名为限”的基本原则。同治七年将捐银一万两的标准提高到两万两，“如有地方绅富捐输巨款，暨官弁兵勇报效欠饷，不请奖叙，专请加学额者，其银数照旧章酌加一倍，其一厅、一州、一县捐银至二万两者，酌加文武学定各一名。凡未经报部者，概不计算，令各该督抚查明实用实销之款，切实核减，方准奏请加额，不得任听笼统开报，致滋流弊”[80]。同治十年，令各省概不准请加永远学额。

咸同年间，安徽各学较早获得增额的是六安州和英山县，咸丰四年六月，以“六安州士民捐赀团练出力”，免咸丰三、四、五年额赋，永广文武学额各一名，九月以“绅民捐赀剿贼出力”[81]，永广英山县文武学额各一名，其后各府州县学陆续增额。安徽各府州县学增广学额情况比较复杂，例如庐州府各学学额增广如下：咸丰六年，“以地方捐输团练等项”，由督抚学臣奏请广文武学定额，合肥县学、庐江县学、无为州学均各加三名。同治三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皖省捐输银两，加广合肥县文武学定额各十名，广一次额各十一名；庐江县文武学定额各一名，广一次额各三名；舒城县文武学定额各一名，广一次额各三名；无为州文武学定额各三名，广一次额各一名；巢县文武学定额各三名，广一次额各三名。同治五年，增广一次性学额，庐州府学四名、合肥县学五名、庐江一名、舒城二名。同治七年，加庐江县学定额八名、无为州学四名。同治十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淮军统领周盛波等“报效军饷”，加广一次合肥县学文武学额各两名。

（光绪）《庐州府志》对学额增广的不同情形，有较为清晰的区分，加广“文武学定额”是永广学额，“广一次额”即指一般的增广学额，据该志记载，永广合肥县学额十三名，庐江县十二名，舒城县五名，无为州十名，巢县三名[82]。（光绪）《凤阳府志》对增广学额的记载不同于（光绪）《庐州府志》，未载一次性的增广，只记永广学额，凤阳县学原额二十五名，咸丰十年，“以克复临淮及府县城绅士团练，随同官军忠勇报国”，总督袁甲三、巡抚翁同书奏请广额三名；同治三年，提督骆国忠捐银一万五千五百两，复广一名；七年，湖南粮储道王葆生垫办军需银八万两，复广八名。除凤阳县学增额记述较为详细，其他各学均简略，如定远县学于同治二年广额四名，寿州学于同治四年广额四名，九年复广六名[83]。各学增广学额均应按照规定，履行程序，以同治四年三月十五日曾国藩与乔松年会衔具奏《宿松望江二县请广学额折》较为清晰，可以为例，录于下。

奏为查明宿松、望江二县历年捐输银数，请加广文武学额，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安徽一省用兵十数年，凡各属之量力筹捐、转输军实者，惟徽、池二府捐饷及宁国府协捐徽饷，经前副都御史张芾分案请奖，并遵照奏定章程，请广中额、学额。同治元年闰八月，臣国藩复续办一次。声明皖北各捐案内应办广额，俟查复另奏在案。兹据宿松县详报，该县绅民节年支应各营钱米并计，共合银七万四千五百七十一两三钱，转运民夫船价钱合银一万四千十一两四钱六分，马营柴草钱合银七千二百两九钱，又办团经费钱合银十万九千五百六十一两三钱三分二厘。望江县详报，该县绅民节年捐解各营银、钱、米三项，暨临淮大营棉衣裤一项，共合银三万二百二十六两七钱一分五毫；又承办转运、设立腰站、募勇、军装四项钱米并计，共合银七万二千五百二十两二钱一分二厘。均不按名请奖，但求援案加广学额等情。迭经臣等辗转驳查，复饬司核议，将原报宿松县一六合银、望江县一三合银之数，统改照报销部例，以钱二千文作银一两。并将转运、柴草等款地方应行供给者，腰站、募勇、军装等款案据间有遗失者，令其一概剔除。计宿松一县捐数核准银六万四十一两四钱，望江一县捐数核准银二万五千十四两七钱九分一厘五毫。应照例分别名数，加广永远定额及一次学额。据安徽藩司详请奏办前来。臣等查历届办捐成案，原得于请奖外，统核银数，增广学额。即捐输团练，近亦有一律广额之案。此次捐助军需，兼筹团费，该绅民等不邀奖叙，仅请加额，与例实属相符。应恳天恩，敕部查议，准以银六万两加广宿松县永远文、武学额各六名，以银二万四千两加广望江县永远文武学额各二名，一次文武学额各二名，俾作士气而昭激劝。除将捐数造册报部，仍饬查各州县所捐银两另案分办外，所有请广宿松、望江两县学额缘由，谨会同安徽学臣朱兰合词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84]

折上之后，清廷反应迅速，六月二十一日即“以安徽捐输军饷，永广宿松县学额六名，望江县二名”[85]。

依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七十二《礼部·学校·安徽永广学额》、（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八十六《学校志·学制》等文献统计，咸同时期，安徽各学共有一次性增广学额1255名，五十一学先后获得永广学额325名，将其概况列表如下。

表1-2 咸同时期安徽各学永广学额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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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原额”依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七十二《礼部·学校·安徽学额》，是指原制每学额进名数；因行政区划调整导致学额划转、变化，与（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八十六《学校志·学制》所载略有不同。“增广额数”指暂时性的增加学额数，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咸丰二年和十一年循例而行的增广学额，据各学情况计算而得，列于前，二是因捐输而增广的各学学额，据（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八十六《学校志·学制》等所载统计，列于后。“永广额数”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七十二《礼部·学校·安徽永广学额》统计；（光绪）《重修安徽通志》“永广额数”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基本相同，其中凤阳县学“咸丰十年加额二名”[86]误，当为三名。咸丰十年闰三月，安徽巡抚翁同书奏克复地方，请豁免钱漕，加广学额，旋“以安徽绅团协力收复城池，永广怀远、五河两县及临淮乡文武学额各二名，凤阳县三名”[87]。“永广学额基本情况”中的时间与原因主要依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七十二《礼部·学校·安徽永广学额》，并参考《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

咸同时期，安徽共有八府学、九州学、五十一县学，另有临淮乡学和虹乡学，咸丰二年和十一年两次循例增广的学额为698名，因捐输而增广的各学学额为557名，两类合计共为1255名，恰与各学原额总和大约相当。安徽各地对捐输一次性增广学额的关注与投入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咸丰年间主要在江南，直到同治四年，江北的桐城、合肥、寿州等州县才真正开始捐输学额，其中徽州府的捐输热情最高。徽州府属各县均多次捐输请广学额，歙县请广十次，增广学额达到96名，休宁县请广八次，增广学额67名，黟县请广七次，增广学额44名等，全府七学共增广学额247名，竟然占到全省增广学额的44%。道咸以后，徽州在安徽科举格局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以巨大热情捐输学额，或许正是为了谋求更为丰富的地方科举利益，试图由此提振科举竞争力，昔日盛景却难以重现。

咸同年间，安徽各学捐输永广学额为325名，涉及70个府州县乡学中的51学，各学捐输学额数并不平均。按照永广学额数，各学大约可分四类。一类是永广十名及以上各学，有二十学，休宁、合肥等二学各13名，歙县、祁门、黟县、庐江、凤阳等五学各12名，太湖、太平等二学各11名，桐城、潜山、婺源、泾县、无为、寿州、阜阳、六安、霍山、盱眙等十学各10名，徽州府学是唯一具有永广学额的府学，亦永广10名。二类是永广四到九名各学，有怀宁、绩溪、宿松、怀远、南陵、舒城、英山、望江、青阳、定远、太和、泗州、天长等十三学。三类是永广一到三名各学，有宣城、铜陵、凤台、全椒、和州、广德等十八学。四类是没有永广学额者，有池州府学、宿州学、蒙城县学、虹乡学等十九学，其中涡阳因分县设学较迟，没有捐广学额。徽州府是安徽八府当中唯一的府属各学均有永广学额的府，府属七学仅绩溪县学广额8名，其他六学广额都达到或超过10名，总广额数为77名，比位居第二的安庆府多出26名，比位居第三的庐州府多出34名，在省内各府遥遥领先，反映出徽州地方浓重的科举情结。与徽州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太平府，太平府属四学没有永广学额，仅有芜湖县学于同治五年增广学额一名。作为安徽学政驻地，也是安徽科举较为发达的地区，太平府捐输学额如此惨淡，颇显特殊，其因值得探讨。

安徽各学获得永广学额主要有捐输军饷、捐输团练、克复城池、犒师助剿、协剿出力等途径。捐输军饷是获得广额的主要方式，咸丰九年七月以安徽捐输军饷，永广徽州、歙、黟、休宁四府县学额各十名，绩溪、婺源、太平三县各五名，祁门县三名，青阳县二名，石埭县一名；同治元年十二月，又以安徽捐输军饷，永广祁门县学额七名，婺源县五名，太平、绩溪二县各三名，建德、青阳二县各二名，石埭县一名，这种情况较多，不一一列举。在省外任官者捐饷可以增广本籍学额，咸丰八年十二月，以甘肃安西协副将李世忠备饷剿贼，其部弁随同剿守出力，永广来安、滁州、霍邱三州县学额各一名；同治二年以漕运总督吴棠捐输军饷，永广盱眙县学额一名；同治四年二月，以河南副将尹嘉宾捐输军饷，永广阜阳县学额二名；同治八年四月，以湖南官员捐垫军需，永广凤阳县学额八名，泾县四名。

捐输团练、克复城池、犒师助剿、协剿出力等方式主要集中于咸丰年间，至同治年间大幅减少。咸丰四年六月，六安州士民捐赀团练出力，永广文武学额各一名；咸丰八年十二月，以宣城、南陵二县办团出力，永广学额各三名；同治九年八月，以捐输团练，永广寿州学额六名，亳州二名。咸丰五年十月，以克复庐州府城，永广合肥县学文武学额各三名；咸丰六年十月，以团勇助剿，克复城池，永广无为、庐江二州县学额各三名；咸丰十年闰三月，以绅团协力收复城池，永广五河、怀远两县、临淮乡文武学额各二名，凤阳县三名。咸丰六年十二月，以绅民协剿出力，永广潜山县永广文武学额各三名；咸丰七年二月，以太湖绅民犒师助剿，永广文武学额各三名。克复城池、协剿出力、犒师助剿等在永广学额的同时，还可以获免积欠额赋，也为地方关注。

咸同时期的永广学额并非安徽独有，而是具有普遍性，涉及全国所有直省，李世愉著《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之比较研究》一文，内附《咸丰、同治时期永广学额统计表》[88]，分别列出省区、涉及学校数、永广学额、获得永广学额的途径及数额。依《咸丰、同治时期永广学额统计表》的有关数据，安徽永广额数在各省当中排在第九位，并不十分突出，如果我们计算各省每学平均获得的永广额数，安徽是6.37，排在安徽之前的省份分别是江西（平均数是8.75）、湖北（平均数是7.47）、湖南（平均数是6.74）、江苏（平均数是6.43），再加上和安徽非常接近的浙江（平均数是6.03），这六个省共同构成捐输广额投入大获益多的地区。六省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都处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为太平天国活动的主要区域，受战争影响巨大；第二，江南、浙江、江西、湖广是乡试中额“大省”，六省又是清代科举最发达的区域。

两个特点叠加在一起，反映了捐输广额政策的实质，就是国家与地方利益的交换，朝廷以增广学额为手段，劝导和刺激地方政府、士绅与民众捐输军费、对抗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则通过捐输军费、筹措钱粮等途径，不遗余力地积极谋求增加学额。在国家主导、地方参与的交换过程中，清廷得以筹集大量军费，缓解财政危机，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作为报偿，则为地方增加学额；地方通过捐输，既向朝廷表示忠诚，又谋得了大量增加学额的核心利益。对包括安徽在内的六个省份来说，因战乱影响，社会、经济、文教、科举等领域均遭受巨大破坏，捐输学额既有利于战争状态的结束，更能在战后恢复与重建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学者对咸同年间增广学额的负面作用多有所论，捐输学额不仅对培养人才毫无益处可言，而且造成了“对名额制度的伤害”[89]，使“原有区域学额分配制度失范”[90]，对科举产生巨大破坏；“集中地、大规模地增广学额是各省贡院添建号舍的制度性诱因之一”，而清末添建号舍则或可构成科举制度“逐步走向衰落的一条隐线”[91]。所论对捐输学额政策的影响有偏重消极之嫌，其主要论据是学额增长幅度过大。

安徽的永广学额占全省各学原额之比为25.4%，也就是说，经过捐输广额之后，安徽各学定额平均上调了25.4%，单看这个比例，确似增长幅度很大，但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比较，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认识。永广学额在十名及以上的安徽各学，加其原额，桐城县学为35名，潜山县学为30名，太湖县学为31名，歙县学为32名，休宁县学为33名，婺源县学为30名，祁门县学为28名，黟县学为32名，泾县学为35名，太平县学为31名，合肥县学为33名，庐江县学为28名，无为州学为30名，凤阳县学为37名，寿州学为22名，阜阳县学为24名，六安州学为30名，霍山县学为22名，盱眙县学为26名，最高的是凤阳县学为37名。顺治四年定，各省儒学取进童生，“大学四十名，中学三十名，小学二十名。”[92]各学广额之后都没有达到顺治四年时的“大学四十名”学额，多在“中学三十名”左右波动，所以我们很难说永广之后的学额已经到了过多过滥的地步。尽管因广额而出现考生“根柢浅薄、文艺粗疏者滥竽充数”的状况，但对遭受战乱破坏、文教停滞的安徽而言，增广学额有利于地方科举事业的恢复与重建，即有浮冒之嫌，其积极意义显然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