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被抽空的县中：一个“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下的缩影

P县隶属于经济发达省份的地级市Y市，经济比较落后，山区地形，交通近年来才比较发达，一年财政收入仅有8个亿，40多万人口。县内共有三所高中，只有P中学位于县城，其余两所高中坐落在农村。P中已有90多年的历史，生源大部分来自农村。P中历史上曾经辉煌过，本世纪初还获得了省示范高中的称号。但过去这十来年逐渐走向“衰败”，当地人认为主要是生源流失造成的。从P县到省会及其卫星城市只需要两个多小时车程，市里和外地的民办学校不断从P县吸纳优质初中毕业生生源。

P中的衰落被认为主要是县政府的问题，这是包括家长、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在内的当地人的普遍看法。他们认为教育局局长总是在更换，政府各个部门都把P中当成一块“肥肉”，安插很多干部家属和亲戚在学校任职，或者做与学校相关联的“生意”，如校舍的兴建、食堂后勤的承包、试卷和作业本的印刷等等。在生源严重流失的危机下，为了留住优秀生源，县政府许诺中考前50名到P中就读的学生奖励一万元，并减免三年学费，但总也不能兑现；政府也无法兑现给高三老师的奖励，老师们怨声载道。P中建校伊始就在原地，并未搬迁过，但学校围墙建了十几年都没有合拢，主要是因为土地纠纷和拆迁问题没有和村民协调好。学校称主要是政府不作为。从政府对学校的投入来看，政府采购的电脑等设备审批流程非常复杂，需要长时间等待；而老师们总是说没有电脑，影响备课。在新局长带领P中破局之前，高中的教室里都没有安装投影和多媒体设备，还是老式黑板加粉笔的授课方式，然而政府每年投给学校的经费并不算少。

P中从辉煌跌到谷底的十几年，倒是并未更换校长。该校长备受诟病，由于是县教育局从初中提拔上来直接当高中校长的，被老师们认为并不懂高中教育。但校长自己也一肚子苦水，认为县政府对学校干预太多，很多事情搞不定，干脆就不管了。全校学生2000多人，教师200多人，但有行政级别的干部特别多。学校有一个校长，四个副校长，其下又分别配备四个主任，每个主任之下还有若干个副主任。副主任属于股级干部，一个月工资比不当干部的同级别教师多300多元，而且课时量还少，所以大多数教师都想当官。教师对政府部门和学校存在不信任的问题，学校官僚主义风气盛行，对教师必要的激励不够，干多干少一个样。校长面对教师没有真正的权威。

P县属于经济发达地区的边缘县域，在交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下，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对资源的“虹吸效应”导致当地的人才大量流失，经济也极不发达。由于缺乏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的支柱产业，读书升学依然是当地人改变命运的主要出路。对于当地民众来说，P县既有良好的耕读传家文化，又被安土重迁的传统所束缚，农村孩子要走出去只能通过这个学校。面对P中的衰败，县里凡是对教育有所期待的百姓都怨声载道，自谋孩子的“出逃之路”，教育问题于是演化成了民生问题。2016年，P县中考前100名学生中仅有15人留在本县就读高中，“出走”的学生要么是家庭条件较好自愿把孩子送走的，要么是被外地民办学校以高额奖学金挖走的，要么是成绩达到了地级市公办优质高中的分数线而被政策合理合法地录取走的。学生的大量流失，恰好被县政府、学校和教师当作P中衰败的原因，而不认为是P中衰败的结果。

然而，P中的命运不是孤例，其衰败不仅仅是县域内的情势使然，更有来自在外部资源优势比拼下生源走向的强烈影响。学生的跨区域流动，显然又是在更上位的政策许可和政策诱导下的趋势性行为。处于资源比较优势格局中的“超级中学”向下挖掘优质生源，掏空资源弱势地区的优质学生和教师，一层一层把焦虑往资源较弱的地方波及和泛化，最终让县域农村民众对教育的希望逐渐破灭。P中是我国各地县级政府在过去一系列教育改革背景下的“典型缩影”。

不论社会和经济如何发展，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始终在维系一地的可持续发展中起着基础性的托底作用。普通高中教育是高级阶段的、高水平的基础教育，带有国民性、基础性的特征。普通高中教育既是义务教育的延续又是高等教育的基础。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普通高中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的组成部分，同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也面临着在整个教育系统中重新定位的问题。1当教育改革越来越以优势地区的优质学校为蓝本倡导和引领“拔尖创新”式的精英教育时，我们更需要关注处于基层的县域教育状况，因为中国的2000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它们就是中国教育的底色和普通教育赖以生存的基础。

在市场化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以P中为核心的县域教育成为观察县政府治理基础教育的试验场。在响应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各种改革过程中，县政府、教育局、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以及社会公众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鲜明的一点就是频繁的改革所导致的对未来不稳定的预期。这种心态有些类似于不得不参与一场赌局，各方的赌资、下注、技巧和心态各有不同，使得每一步行动都趋于冒险，教育生态呈现为一种越来越背离常识的样式。

一方面，与县域教育利益相关的各主体在已然衰落的县域教育生态下遭遇了什么困境？另一方面，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他们如何直面农村基础教育的客观现实，对前期的改革再进行改革，让P中扎根于本地的社会情境，回应当地公众的朴素教育需求，重新找回教育本该给民众带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