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凡例与文本阅读及阐释
副文本不但是文本意义生成的活跃因素,更承担着导读功能,具有重要的阐释学价值。埃夫拉尔论这种功能时说:“副文本能够激发读者的一种期待。所以对于作家而言,它则形成了一方能够引导阅读的战略性空间。”(47)这种期待视域,是读者进入正文本之前的“前文本”或“前理解”,直接影响着文本阅读和阐释的效果。热奈特认为副文本是从作品边界向正文过渡的一道道“门槛”或“阀限”,为文本的解读“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48)。而在古代文集各种副文本中,凡例因最直接、最具体地指向正文本自身,故而成为进入正文本最关键的一道门槛。清江藩《经解入门》卷六“体例不可不熟”条:“凡一书必有本书之大例,有句例,有字例。学者读时,必先知其例之所存,斯解时不失其书之文体。”(49)所谓“体例”“大例”,亦即凡例。可见古人对凡例在阅读、接受过程中的重要性,早有充分的认识。
前文所论凡例所呈现的文学生态及文学史建构功能,已经透露了这种副文本在文本阐释和引导阅读上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主要集中于文本外围场域。而凡例对作品内容、体例、结构等的介绍,则为读者直接、迅速了解正文本自身提供了捷径,是进入正文本最有效的导航。忽略这一导航,即意味着主动放弃理解文本的最佳线索,势必造成阅读和阐释上的巨大障碍。明华国才《文清娱》凡例第三则:“是集目录,有总目,有细目。总目以冠于《文》之前,细目以列于每卷之前。总者,总某卷某代某人文共若干篇,使文人姓氏,可开卷一览,洞烛无遗。细者,随卷细列某代某人某文某题,庶便于逐卷照题查对,不使混淆。盖卷数既多,题须每卷分列于前,尤便观阅。”(50)可知此书目录分总目、细目两种,总目位全书之首,列所录作者及其作品卷帙;细目居各卷之首,列每位作者的具体篇目。两者结合,使读者对全书内容、体例有了清晰了解,也为阅读正文本提供了方便。又,清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凡例第十九则:“文字眉目处用;精采用◯,断截用∟,顿歇用—。其卷帙次第,悉遵原集,无所纷更。”(51)评点是明清时期盛行的批评方法,往往用各种符号来表达对文本的理解、阐释和评价。如果没有凡例对这些符号的意义作出说明,那么读者必然如坠云雾,既不了解评点者的旨意,也影响对作品自身的阅读和欣赏。又,后秦苏蕙作回文诗《璇玑图》八百余字,绣于五色锦缎上,无论正读、反读、横读、纵读、斜读、交互读、退一字读、迭一字读,皆可成诗。然而,由于原读法不传,至唐宋时期,虽才人辈出,多者不过读得数百首。宋末元初,起宗道人读得三千七百余首。明康万民在此基础上,增读四千二百余首,共得七千九百余首,使原作品的意义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康氏为此撰有《璇玑图诗读法》一书,《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收录。康书凡例曰:
是图合之为一,分之为七,若七政经天,粲然明备。余于第三图内增饰一图,共计八图。又若太极分为八卦,至六十四卦,又可至四千九十六卦,生生不已。然余亦不敢羼叙图次,紊乱旧章,只附于第三图后,曰附增第三图。
余于起宗原读外,又増读,非好为骈指蛇足也。如第三图内颠倒回文,此收彼遗,彼收此遗,遂有脱落。第五图内借字罗互分,读第四图却又不然。余据此二端,引伸触类,皆因其所本有者摉括之耳。至新増一图,则独为管见云。
界画此图,多以五色绘地,以墨书,或先用墨书,后以五色旁画。余按五色即以五色书字,俾苏氏杼柚本面,一览了然,以供赏鉴家一快(52)。
可见凡例从图形分合、结构、色彩及诗歌用韵等方面为读者提供了具体的导读,体现了康氏对苏蕙文本意义的独特理解和阐释。若无此凡例,一般读者要从八百余字的图文中读出近八千首诗,是无法想象的,尽管康氏读法,未必符合苏氏原意。然而,从文本接受角度看,阐释者意图大于文本意图和作者意图,是符合接受美学规律且司空见惯的。
有些文集,虽然不像《璇玑图诗》那样难读,但若无视凡例,往往会误解编纂宗旨,从而干扰对该文集的阐释和评价。如明王志坚《四六法海》是明末著名的骈文选本,方濬师誉其“取材宏富,推本溯源”,“实骈体中精善之本”(53)。然而,此书所录庾信三十多篇文章中,却没有《哀江南赋并序》《枯树赋》《小园赋》《伤心赋》等骈文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其取舍之度,似劣于一般选本,故蒋士铨一方面称其“于四六佳篇搜讨略备”,一方面又惜“庾子山所搜大隘”(54)。要了解“所搜大隘”之缘由,当从凡例入手。《四六法海》凡例第三则:“是编虽自为一书,然大抵为举业而作,故入选宁约无滥。”第七则:“骚赋及诗,于举业不甚切用,兹概未入,窃自附于阙如之义。”(55)可见,《四六法海》有指导举业的现实动机,而非以精选名篇佳作为唯一宗旨。作为举业文体,必须获得社会或群体认同,当以表现公共生活空间为重,故王志坚所选庾信三十多篇文章,主要集中在表、启、书、序、神道碑、墓志铭等行政公文和交际文体上,而《哀江南赋》《枯树赋》《伤心赋》等,以自伤身世、自抒情志为主,重在表现私人情感空间,因此,尽管精美绝伦,哀恸欲绝,于举业却“不甚切用”,故未能入选。无视凡例明确揭橥的编纂宗旨而一味批评选家之隘,显然有失公允。又如方苞《古文约选》只录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大家文,对于一般古文选家所推重的《左传》《国语》《战国策》、先秦诸子文及司马迁《史记》中的文章,一概不收,难免让人怀疑方苞古文观念的狭隘或作为选家的眼光。然而,只要读了《古文约选》“序例”,这种疑惑即可冰释。其文曰:
三《传》《国语》《国策》《史记》为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体;学者必熟复全书,而后能辨其门径,入其窔穾。故是编所录,惟汉人散文,及唐、宋八家专集,俾承学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然后可溯流穷源,尽诸家之精蕴耳。
周末诸子精深闳博,汉、唐、宋文家皆取精焉。但其著书,主于指事类情,汪洋自恣,不可绳以篇法。其篇法完具者,间亦有之,而体制亦别,故概弗采录,览者当自得之(56)。
在方苞看来,六经、《论语》《孟子》为古文根源;《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著作,义法最精,“为古文正宗”,然皆“各自成书,具有首尾”(57),学者必须熟读全书,方能辨其门径,入其堂奥,因此不可割取片段入选本中。至于先秦诸子之文,精深闳博,为汉唐以来文章家所效法,但其本旨,在于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不同于单篇辞章,因此也一概不录。从文章研习角度看,两汉书、疏及八大家文,皆独立完篇,自成首尾,“义法”备具,且有迹可循,便于学习,初学者当以此为台阶,拾阶而上,溯源穷流,方可尽诸家之精蕴。可见方苞不选被奉为古文典范的《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是考虑到向初学者传授古文义法的进阶和效果,而非古文观念狭隘或选家眼光拙劣。
以上分析表明,凡例作为明清文集中扭结文学外部和内部研究的副文本,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一方面,它通过记载文学生态、构建文学史等,与正文本共同形成巨大的文本释义场,丰富、拓展、深化了文集的意义空间;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文集编纂宗旨、内容、体例的定位,引导读者迅速、有效地走进正文本,同时划定正文本的意义限度,以免造成理解、阐释上的涣漫无边、主观臆断甚至南辕北辙。凡例与正文本之间构成互相依赖、互相指涉、互相印证的互文本系统。当然,在这个系统中,凡例无论如何重要,始终只是副文本,处于辅助地位。对于这种辩证关系,热奈特有过生动的譬喻:“没有副文本的文本,有时候像没有赶象人的大象,失去了力量;那么,没有文本的副文本则是没有大象的赶象人,是愚蠢的走秀。”(58)因此,研读古代文集,尤其是明清文集,必须将凡例与正文本结合起来,比照对读,方能得圆照之象。不读凡例,往往如盲人骑瞎马,不得其门而入;反之,过于依赖凡例而忽略正文本及其他文献,也会曲解或遮蔽文学史真相。如前文引汪端《明三十家诗选》凡例,有“牧斋、归愚选本推梦阳而抑青邱,大恨之”语。细绎文学史及《明三十家诗选》正文本中的作者小传和所引各家评论,沈德潜推重李梦阳,洵为实情;而钱谦益素轻七子,在《列朝诗集》中对李梦阳、李攀龙等复古派多所斥责和贬抑,未见任何推重之处。汪端对钱氏之“大恨”,或系误解,或出一时愤激,不能仅凭此凡例即视为定论。
(1) 金宏宇等著《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汇聚了金宏宇等学者近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而古代文学界,就笔者目力所及,只有少数单篇论文,如陈水云《唐宋词集“副文本”及其传播指向——以明末清初编刻的唐宋词集为讨论中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李成晴《中古别集篇序、并载之体例及其副文本功能——以〈文选〉李善注引“文帝集序”释证为中心》,《文学遗产》2019年第3期,以及笔者《作为副文本的明清文集凡例》,《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等。
(2) (法)热拉尔·热奈特《隐迹稿本》,史忠义译《热奈特论文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3) (法)弗兰克·埃夫拉尔著,谈佳译《杂闻与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4) Gerard Genette. The Proustian Paratexte[J]. Tran. Amy G. McIntosh.Substance2(1988):63.
(5) 聂芳声《丰阳人文纪略》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第412册,第376页。
(6) 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57页。
(7) 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卷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8) 《诗源辩体》卷首,第4页。
(9) 《诗源辩体》卷首,第3页。
(10) 《诗源辩体》卷首,第3页。
(11) 《诗源辩体》卷首,第4页。
(12) 《燃脂集例》今有康熙刻《昭代丛书》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0册据以影印。
(13) 王士禄《燃脂集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0册,第736页。
(14) 《燃脂集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0册,第736页。
(15) 汪端《明三十家诗选》卷首,《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册,第369页。
(16) 朱元璋《大诰三编》“苏州人材”条,洪武内府刻本。
(17) 《明三十家诗选》卷首,《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100册,第371—373页。
(18) 梁德绳《明三十家诗选》序,《明三十家诗选》卷首,《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100册,第361—362页。
(19) 《明经世文编》卷首,第53页。
(20) 《皇明经世文编凡例》,《明经世文编》卷首,第1册,第51页。
(21) 王志坚《四六法海》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94册,第298页。
(22) 《全唐诗》卷首,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册,第7页。
(23) 廖元度《楚风补》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03册,第7页。
(24) 梁善长《广东诗粹》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从书》,集部第411册,第108—109页。
(25) 朱彝尊《词综》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93册,第431页。
(26) 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卷首,《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0册,第73页。
(27) 《续古文辞类纂》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610册,第74页。
(28) 《续古文辞类纂》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610册,第74页。
(29) 《续古文辞类纂》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610册,第74页。
(30) 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31) 高棅《唐诗品汇》卷首“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32) 《唐诗品汇》卷首“五言古诗叙目”,第46页。
(33) 《唐诗品汇》卷首“五言古诗叙目”,第46—47页。
(34)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26页。
(35) 黄德水、吴琯等辑《唐诗纪》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16册,第7页。
(36) 葛晓音《探索诗歌分体研究的新思路——以诗骚体式为例》,《人文中国学报》第11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7) 详参拙文《总集凡例与文学批评——以〈读雪山房唐诗选〉凡例为中心》,《上海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38) 方岳贡选评《历代古文国玮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66册,第8页。
(39) 《历代古文国玮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66册,第11—12页。
(40) 方苞等编《钦定四书文》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1册,第3页。
(41) 《钦定四书文》卷首,《景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1册,第3—4页。
(42) 关于凡例的文学批评功能,可参拙文《明清总集凡例与文体批评》,《学术研究》2012年第8期;《明清戏曲著作凡例论略》,《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等。
(43) 《唐诗品汇》卷首“总叙”,第9—10页。
(44) 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3页。
(4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〇方苞《钦定四书文》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29页。
(46) 《钦定四书文》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1册,第4页。
(47) 《杂闻与文学》,第51页。
(48) 《隐迹稿本》,《热奈特论文选》,第58页。
(49) 江藩著,周春健校注《经解入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页。
(50) 华国才《文清娱》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3册,第16—17页。
(51)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04册,第240页。
(52) 康万民《璇玑图诗读法》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3册,第532—533页。
(53) 方濬师《评选四六法海序》,蒋士铨《评选四六法海》卷首,光绪寄骡斋刻本。
(54) 蒋士铨《评选四六法海》卷末识语。
(55) 王志坚《四六法海》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4册,第298—299页。
(56) 方苞《古文约选序例》,《方苞集·集外文》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13—614页。
(57) 《古文约选序例》,《方苞集·集外文》卷四,第613页。
(58) Gerard Genette.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M]. Trans. Jane E. Lewin. New York: Cambridge Uiversity Press,1997: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