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凡例与文学史叙述

凡例所呈现的文学生态表明，正文本实际上是存在于副文本所提供的史料语境中，“副文本的内容甚至形式本身就是遗留态的文学历史”(30)。当然，这种“遗留态的文学历史”，只是凡例撰写者不经意间记载下来的史的片段或侧面，尽管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还原文学史，但并非有意识的文学史建构。在明清文集编纂中，有一种更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即编者常常借凡例描述各体文学产生、发展、变化的历程，体现了系统建构文学史的自觉和努力。如高棅在《唐诗品汇》凡例中提出了“四唐”“九格”说。所谓“四唐”，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是唐诗发展的历史分期。所谓“九格”，借鉴了《诗品》等分品论诗的方法，根据诗人的创作特色、成就和诗史地位，立“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傍流诸品目”，“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等诗为傍流”，旨在“因有唐世次文章高下而分别诸卷，使学者知所趋向，庶不惑乱也”(31)。虽然“四唐”说并非创始于高棅，元杨士弘编选《唐音》已明确标举初、盛、中、晚，但杨氏只是简单提出分期断限，没有任何理论阐发。高氏在“四唐”说基础上增加“九格”说，除“傍流”外，其他八格，都与诗歌的历史演变密切相关，是构建文学史的重要方法，而非单纯地品评作家作品。

以五言古诗为例。《唐诗品汇》卷一“五言古诗叙目”之“正始上”曰：“五言之兴，源于汉，注于魏，汪洋乎两晋，混浊乎梁陈。大雅之音，几于不振。唐氏勃兴，文运丕溢。太宗皇帝龙凤之姿，天文秀发，延览英贤，首倡斯道。其《幸庆善宫》等作，时已被之管弦，明良满庭，赓歌赞治。若夫世南属和，匡君以正；魏征终篇，约君以礼。辞之忠厚，岂曰文为。及乎永徽以还，四杰并秀于前，四友齐名于后。刘氏庭芝古调，上官仪新体，虽未遏其微波，亦稍变乎流靡。爰自贞观至垂拱间，通得二十六人，择其诗之颇精粹者，共六十七首，列为唐世五言古风之始。”(32)“正始下”曰：“神龙以还，品格渐高，颇通远调。前论沈宋比肩，后称燕许手笔。又如薛少保之《郊陕篇》，张曲江公《感遇》等作，雅正冲淡，体合风骚，骎骎乎盛唐矣。今自沈云卿而下，以尽乎开元初之诸贤，通得二十五人，共诗七十五首，离为下卷，亦曰正始，使学者本始知来，溯真源而游汗漫矣。”(33)可以看出，高棅在评论“正始”格作家作品时，已较为简练地梳理出五言古诗在初唐的发展脉络，其中有一个重要节点值得特别关注，即唐中宗神龙年间。此前诗深受六朝影响，尽管有改朝换代带来的新气息，但流靡之习未能涤尽。神龙之后，诗品渐高，薛社《郊陕篇》、张九龄《感遇》等五古，声律与风骨兼备，俨然具盛唐气息，与初唐早期面目迥异。故同为“正始”格，又区分为正始上、正始下，以揭示诗歌发展的渐变过程。“正始”作为九格之一，既是诗格品鉴，又是诗史概念，概括了唐代各种诗体初始阶段的面貌和特征。其他各格，如正宗、大家、名家、接武、余响等，性质相同，也都兼具诗格和诗史的双重意蕴。“四唐”“九格”融为一体，以世次为经，以品第为纬，既描述了诗体的纵向演变，又呈现了同期作家的横向联系，经纬交织，纵横勾连，构建了一部严密、完整的唐诗发展史，在唐诗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胡震亨《唐音癸签》曰：“高廷礼巧用杨法，别益己裁，分各体以统类，立九目以驭体，因其时以得其变，尽其变以收其详，斯则流委既复不紊，条理亦得全该，求大成于唐调，此其克集之者矣。”(34)可谓推崇备至。后世论唐诗史者，多奉高氏为矩矱，如黄德水、吴琯等辑《唐诗纪》凡例称，“初、盛、中、晚，大概主《品汇》所列姓氏爵里而分”(35)，明确指出沿袭《唐诗品汇》体例。有些唐诗选本，虽未接受“四唐”或“九格”说，但以凡例构建诗史的意图及所取得的效果，较《唐诗品汇》有过之而无不及。如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选》凡例根据体裁将唐诗分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排、五绝、七绝七种，每体各有凡例一篇，论述各体诗歌的体性特征、发展脉络，评价重要作家作品，“已经具有分体诗史的雏形”(36)，合而观之，可谓虽然简略却结构完整的分体唐诗发展史(37)。此外，沈德潜《古诗源》《唐诗别裁集》、王士祯《阮亭选古诗》等著名选本，也在凡例中描述了编者心目中的诗歌发展史。凡例已成为明清学者构建文学史的重要媒介。

明清文集凡例建构文学史的功能，绝不限于诗歌选本，而是广泛存在于各体文章选本中。以明方岳贡《历代古文国玮集》为例。此书凡例一一品评先秦至南宋古文代表作家及作品，而古文发展脉络也随之清晰呈现。如论先唐诏令曰：“西汉一祖三宗，诏令煌煌，或文或质，足追典诰。东京隽韶，微嫌体轻。江左清华，不无气弱。然皆人主手制，不用代言。兹集采其粹雅，各冠编端。自唐以后，此风渺然矣。”(38)又论宋文曰：“有宋之文，自诸大家而外，独有经济、奏议而已。然宋人通病，敷奏多而核实寡。至于司马文正之公忠，李忠定之凯亮，虞文正之壮猷，皆议事精切，朗然可施。”“宋室文章，永叔为冠。中间札子最为精萃，殆无一字虚设矣。至于允明之论策，其流衍于二仲；两苏之奏议，其源得于欧阳。然策论则子瞻为长，奏议则子由为密。四家之文，久已灌输人世，故校练无遗，不避严刻。”(39)既简练概括历代古文的总体特征，又能揭示重要作家的独特成就及文学渊源、流变等。又，清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将明代八股分为化治、正嘉、隆万、启祯四集，并论述各集文体特征曰：“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踰。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苶然矣。至启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冺。”(40)在此宏观把握的基础上，作者又明确指出，各集之文“各有所长，亦各有其蔽”，故当审慎去取：

化治以前，择其简要亲切，稍有精彩者。其直写传注，寥寥数语，及对比改换字面而意义无别者，不与焉。正嘉则专取气息醇古，实有发挥者。其规模虽具，精义无存，及剽袭先儒语录，肤廓平衍者，不与焉。隆万为明文之衰，必气质端重，间架浑成，巧不伤雅，乃无流弊。其专事凌驾，轻剽促隘，虽有机趣，而按之无实理真气者，不与焉。至启祯名家之杰特者，其思力所造，途径所开，或为前辈所不能到。其余杂家，则偭弃规矩以为新奇，剽剥经子以为古奥，雕琢字句以为工雅，书卷虽富，辞气虽丰，而圣经贤传本义转为所蔽蚀，故别而去之，不使与卓然名家者相混也(41)。

可以看出，四集所分，实为明代八股的四个发展阶段。凡例论述了每个阶段的总体面目、主要成就、特征和不足，以及选文取舍标准，勾勒了作者心目中的明代八股发展简史。由于方苞本人为八股名家，饱读前代制义，对这种文体的发展脉络了若指掌，且多精识卓见，故《钦定四书文》凡例所确立的明代八股分期及其叙述框架，为后世治八股史者广泛接受。

综上所述，在明清文集编纂中，以凡例建构文学史是普遍现象。由于凡例的基本功能是介绍图书编纂宗旨、体例等，而宗旨的确立、体例的安排、作品的取舍等，又取决于编者的文学思想及文学史观，绝非单纯的编纂技术问题，因此，借凡例宣扬文学观念，开展文学批评乃至建构文学史都是自然而然的(42)。尤其是许多选本性质的文集，具有“择优汰劣”的批评功能，而在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中，要遴选出优秀、典范之作，必须通过辨体制、溯源流、明正变、品高下来实现。故高棅欲“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以为学唐诗者之门径”(43)而选《唐诗品汇》，管世铭为“备一代之大观，该三百年之正变”(44)而编《读雪山房唐诗选》。方苞编《钦定四书文》，旨在“考风格之得失”，“定趋向之指归”，“以为士林之标准”(45)，而要实现这一宗旨，必须“使学者得溯其相承相变之源流，而各取所长”(46)。可见，对文学史发展演变历程的深入考察，是确立文学典范、成就优秀选本的前提。凡例的基本功能既为介绍文集编纂宗旨、体例、去取原则等，自然会成为表述文学史考察结果的有效载体。这种载体，尽管还是副文本，但已非文学生态外围，而是直接切入文学史自身，担当着确立文学史分期、建立文学史框架结构和叙述模式等任务，使正文本与文学史互相联结、贯通、对比、印证，从而强化、凸显了文集的历史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