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无韵之离骚

此指《史记》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也就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语言巨匠；其二，散文大家；其三，创立传记文学；其四，创立了实录史事的写人艺术。

（一）语言巨匠

语言与情节是文学创作的最基本元素。语言巨匠，就是文学大家。《史记》语言之优美，不仅独步当时，而且为后世人所不可企及。《史记》中，短句一个字，长句四五十字，当代汉语中的各种复杂句型，《史记》全有。《史记》语言生动、流畅，而又雄健峻洁，婉曲细微，形成独特的风格。《史记》创造了个性化的语言，如《秦始皇本纪》写始皇统一中国，群臣议上尊号，上奏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始皇批示：“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这去“泰”著“皇”，一字一顿，凛凛然一派金口玉言，拍板定案不容置喙的至尊语气，极为传神。

（二）散文大家

汉代文章两司马，是指司马迁与司马相如，这是文史大家班固的评论。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语中评论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班固推崇《史记》散文之优美，与辞赋大家司马相如比肩，足见司马迁是一代散文大家。唐宋八大家掀起的古文运动，就是以司马迁为旗帜，把《史记》树为追慕学习的典范。韩愈论《史记》雄健，柳宗元论《史记》峻洁，韩柳并师法《史记》作文。《史记》文章为汉代散文典范，从此确立。明清人评点《史记》，对其文章艺术美的研究，挖掘更深，尤以清桐城派的评点，成绩最大。方苞用“义法”论《史记》，已经明确地触及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认识。方苞说的“义”就是“言有物”，即文章的内容；“法”就是“言有序”，即文章的表现形式。“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也就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才是富有文学价值的好文章。桐城派另一大家刘大櫆，在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史记》散文的艺术美，指出《史记》文法有“大”“远”“疏”“变”四大特点。桐城派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林纾，对《史记》散文艺术美的研究卓有成绩。他撰写的《春觉斋论文》，对《史记》文章情韵之美，以及运用虚字和结尾艺术做了不少具体分析，发前人所未发。

（三）创立传记文学

刘勰《文心雕龙》标立“史传”专题，明确地把《史记》人物传记包括在文学范围之内。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评价《史记》的文学性，文章结构转折波澜，细节描写具有小说因素。最早把《史记》与小说相提并论的是明嘉靖年间人李开先。他在《词谑》一书中说：“《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李开先把《水浒传》的情节安排和文章技巧与《史记》的文章技巧联系起来。到明末清初，金圣叹径直把《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并称为“六才子书”。金圣叹在《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评点中多次赞扬司马迁的文笔。尤其是《史记》与小说的关系，金圣叹有深刻的认识。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这些评论指出：中国的写人艺术，就是从司马迁创立史传文学开始的。所以中国传统小说，人物塑造带史传特点，以故事情节取胜，其实就是师法司马迁。

（四）创立了实录史事的写人艺术

司马迁在《史记》中创造的实录历史人物典型化的艺术方法，即写人艺术是重要的文学遗产，影响中国历史深远。举其大要，略说以下五方面。

其一，选择人物，剪接材料。对于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如秦始皇、汉武帝、周公、孔子等历史伟人，这些人物本身就充满传奇，但如何选择他们一生中的事迹是一门学问，也是历史家的识见，这就是剪接材料。更主要的是选择哪些平凡人物，不只是剪接材料，而且要选择人物。刺客、游侠、医卜、日者等社会下层人物，司马迁选择典型的人物与事例，一一作传，脍炙人口，堪称奇绝。

其二，两两对照，烘托人物。两两对照，排比见义，形象鲜明。在篇目排列上，司马迁有意识地在时代顺序中进行穿插，连类相及。在本纪中，刘、项两纪对照；在世家中，赵、魏、韩、田四家对照，因三家分晋与田氏篡齐为同一类诸侯；在列传中，苏秦、张仪对照，战国四公子四传对照，以上是相邻篇传的对照。合传、类传人物更明显地在一传中构成强烈对照。如《管晏列传》，管仲与晏婴，一奢一俭相对照，又是知人与不知人相对比。《平津侯主父列传》，廉吏与贪吏之对比：公孙弘廉，善终；主父偃贪，族灭。《循吏》与《酷吏》两类对比，突出抚民与虐民两种治民态度，形象鲜明。以上各种类型的对照，构成了司马迁塑造历史人物独具的互相映衬的特色。

其三，运用互见法，塑造人物形象。互见法就是详此略彼，互文相足。对于人物塑造，就是“本传讳之，他传发之”。例如项羽，在本传中选用典型的正面材料塑造英雄形象，而他的负面材料，特别是残暴滥杀，就在《黥布列传》中揭出。又如《魏公子列传》，司马满怀深情地塑造了一个礼贤下士坚持正义的政治家形象，魏公子急人之难，形象高大，可以说是一个完人。但是，在《范雎列传》中却补述了魏公子畏秦不接纳魏齐的虚饰情态，受到了侯嬴的批评，而本传却只字不提。

其四，人物事迹情节故事化，引人入胜。《史记》重要人物的传记，大都按时间顺序，包举一生行事。开头写姓名、乡里、家世、生辰，结尾写其死，人物一生言行构成首尾完备的故事。《项羽本纪》写一个盖世英雄如暴风雨般兴亡的故事，《高祖本纪》写一个布衣登基的故事，《李将军列传》写一个怀才不遇难封侯的故事。而且人物一生言行的情节发展可以分解为一连串故事。例如《李将军列传》重点记述追杀匈奴射雕者、佯死脱险、斩霸陵尉、右北平射虎没镞、破左贤王之国、不对簿自刎等六个故事连接，展现他一生“数奇”、怀才不遇的大故事，是《史记》人物中最精彩的篇章，也是故事性最强的名篇。《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每一个人物传记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管晏列传》，只是摘取人物的生活片段也是一个个精彩的故事。《魏公子列传》主要写信陵君虚左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游等故事，特别是他救赵抗秦的大事件，也化成了一个窃符救赵的故事。历史人物的事迹不能虚构，但通过选择、剪裁、提炼、集中、布局等各种手法进行故事化构思，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可以说，人物情节故事化是司马迁创作写历史人物典型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唐代传奇小说，中国明清小说，乃至蒲松龄的《聊斋》，所写人物均带史传色彩，中国人喜听故事，至今仍爱纪实小说，可以说就是受《史记》的影响。所以有人说，可以把《史记》当小说读。

其五，熔铸鲜明的爱憎情感以感染读者。中国传统史学家主张历史家写人物、事件，不能夹带个人的爱憎情感，保持客观公正。司马迁恰恰相反，他常常悲壮抒怀，感动读者两千年。司马迁把自己鲜明的情感熔铸在人物描写中，引起共鸣，从而增强了读者对人物的想象，引发深思。司马迁褒贬人物的爱憎情感之所以能够深深地打动读者，是因为他同情被压迫人民，反对暴力统治，颂扬正义，诅咒罪恶，与古代人民情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司马迁的少年时期生活在农村，又二十壮游，广泛地接触了下层社会，故而在《史记》中不仅写了帝王将相，也写了众多的小人物。刺客、游侠、俳优、工商、医卜等中下层人物，在统治阶级眼里是没有地位的市井小民，但在司马迁笔下，他们有着优秀的品德、卓越的见识和一技之长，受到了热情的歌颂和肯定。一些附传人物，如《平原君列传》中的毛遂、邯郸传舍子李同，《魏公子列传》中的看城门人侯生、市井卖肉的朱亥、博徒毛公、开酒店的薛公，这些人物具有傲视权贵的高尚情操，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尤其有助人于危难的牺牲精神。司马迁以饱满的笔墨刻画了他们的光彩形象。反之，对暴君污吏则尽情地鞭挞和揭露。《酷吏列传》刻画酷吏们枉法害众的残虐形象，面目可憎。司马迁对昏聩的赵王迁自毁长城，杀害抗秦名将李牧，愤怒地拍案而起，使用了骂人的语言说：“赵王迁，其母倡也。”原来赵王迁的妈就不是一个好人。总之，司马迁对美好事物，崇高人格，无比热爱，无比赞赏；对腐朽事物，邪恶人物无比愤怒，无比痛恨。正因为他爱得深，所以他恨得切。在他的笔端纸上、字里行间不期而然地翻滚激荡着感情的波涛，带给读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往往留下神来之笔，增强历史人物的文学性，这就是《史记》人物能感动人震撼人的根本原因。

司马迁的写人手法还有许多，如场面描写，制造氛围；遥情想象，补充细节；轶事传神，以小喻大；赋予深沉的人情味描写，感染读者；运用通俗化和个性化的语言，凸显人物形象等等，限于篇幅，不具体展开。

司马迁实录历史人物加以典型化有着崇高的目的，其用意是让历史通俗化，普及于大众，以史为鉴，“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使社会各色人物都能照照镜子。读史有共鸣，读史如读文学，所以把史学、文学两者高度统一起来。司马迁写人艺术的成功之处，不只在于他有厚重的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他有进步的历史观，有崇高的理想，敢于创新。司马迁塑造历史人物的创新精神和取得的成就，达到了传记文学的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