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学之根柢

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精品中，《史记》之树生命长青，它有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养育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具有无比的凝聚作用。这一特殊的历史价值与地位，使《史记》成为中国人的一部国学根柢书。具体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史记》是中国古代三千年民族文化之浓缩；继往开来的百科全书；《史记》为人伦立则，是一部人伦道德教科书。

（一）《史记》是中国古代三千年民族文化之浓缩

《史记》沉淀中国古代三千年文明历史，其文化之根深深扎入社会历史中，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说叫作“接地气”，这是《史记》成为国学根柢书最基本的要义。下面分四个层次来说。

1.《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

中国史籍，在《史记》之前已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竹书纪年》《楚汉春秋》等史书，但所记载的历史史事范围狭窄，内容简单，历史被看成是统治者个人的活动，因而缺乏广泛的社会意义，且诸史均只记叙相应时代的史事，没有一部是贯通古今的历史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需要，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创作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三千年的通史，这是前无古人的，而且以人为主体，展现人生百态，建立了崭新的历史观认知体系。

2.《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大规模文献整理

《史记》取材广泛，“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汇百家学说、各种知识于一编，这正是奠定了《史记》作为“百科全书”的基础。从文献整理的角度，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是文献运用的最高形式，也必然是发挥历史文献功能的最好手段，非通才大家不能为。司马迁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成为后代史家的典范，所以《史记》成为各科学习的根柢书。

3.司马迁第一次记叙周边各民族，主张华夏各民族是一家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但是儒家的正统思想却一再宣扬“夷夏之辨”，以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贬称周边各民族为夷狄之邦，以区分种族贵贱。与司马迁同时代的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纲常伦理学说，也被推广到民族关系上来。董仲舒认为，诸侯不能与天子平等，大夷小夷不能与华夏族平等，甚至各民族之间小夷也不能与大夷平等，说什么“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而司马迁却在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不仅在《史记》中为百家学说留一地位，而且首创各民族史传，计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五篇。司马迁将东西南北各民族均视为天子臣民，说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其实就是主张华夏各民族是一家。司马迁说匈奴是夏桀之后，句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越王句践为禹之后，楚是颛顼之后，其苗裔为滇王。这些话头，把记述各民族的列传与各人物列传等列并编，表现了他的民族平等思想，表达了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走向统一这一主题。东越反秦佐汉，参与中原改朝换代的政治斗争，司马迁特别加以记载，表现了他承认周边各民族有同等“革命”和参与中原事务的权利。这一思想在当时是独步史坛的。

4.民族共同心理的历史哲学

中华民族认同大一统。中华民族历经夏商周到秦汉已基本形成，并突破中原的界限而实现了大一统局面。这一历史过程为古代思想家所捕捉，经过孔子、董仲舒，到司马迁首次作了完整的构建。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象征历史从统一到一统的发展，就是突出大一统的历史观。在司马迁笔下，从黄帝到秦皇、汉武的大一统，象征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象征着帝王德业的日益兴盛。中华民族不断壮大，各民族互相融合，远方殊俗日益统一，这就是司马迁大一统历史观的内容。《史记》开卷为《五帝本纪》，塑造了人文始祖黄帝统一部落、草创国家的生动形象，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三皇五帝的传说是华夏文化多元民族融合的反映。三皇五帝以伏羲、炎帝、黄帝为代表，最尊为黄帝，归功于司马迁的塑造。只要提起伏羲、炎帝、黄帝，就能唤起全体中华儿女的激情，追念先祖，认同文化，产生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心，奋而思进，不畏艰难险阻，贡献一份儿女情，做出个人的贡献。

“天无二日，人无二王”是大一统历史观的核心，这一传统文化观念，已然化成了中华文明的血液，流淌在黄帝子孙的血管里。“台独”分裂分子之所以不得人心，是因为他们背离了传统民族共同心理的文化观念，是黄帝的不肖子孙。海峡两岸人民共认一个中国，因为血浓于水。

（二）继往开来的百科全书

司马迁创作《史记》，洪细兼收，包罗万象，称之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把天、地、人，以及古今历史的发展变化，纳入于一书，使《史记》成为一部继往开来的百科全书，天文、地理、人事、物事，无所不包。用今天的话讲，《史记》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统括于一书。具体说，《史记》的百科全书内容，它包括的时间之长和记载的内容之广，都是前无古人的。从时间说，它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记录了我国立家建国和文字文明以来近三千年的历史；从记载的地理范围说，它延伸到了今天我国的版图之外，西至中亚，北至大漠，南至越南，把历史编纂的时空经界，第一次扩大到了时人所知的实际范围；从记载的人物说，几乎涉及社会各阶层中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举凡历代的帝王、贵族、大小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经学家、说客、策士、刺客、游侠、隐士、土豪、商贾、医生、卜者、农民、俳优、妇女等等，无所不有，无所不包；从记载的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如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科技、建筑、军事、道德、宗教、民族、民俗、交通、地理、姓氏、文学、艺术等，也无所不包。《史记》的内容如此丰富多彩，说明它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历史，而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巨著，被誉为浓缩的宇宙模型。由于《史记》内容的宏富深广，它成了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各种各类专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下面从历史学角度看《史记》的百科内容，大要有五个方面。

1.备载天地万物

天地是人生之根本，人类社会活动的舞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把天文、地理、水利等自然环境纳入史学范畴，考察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司马迁十分形象地指出：“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屈原贾生列传》）父母为个体人的根本，天地为人类的根本。研究人，必须研究天，研究地，就这样，天文学、地理学在《史记》中得到了反映，即特立了《天官书》《历书》《河渠书》等专篇。此外，《夏本纪》三分之二的篇幅也是与地理有关。

2.囊括国家大政

在古代，国家大政被归纳为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这是先秦时代儒家的八政观念，载于《尚书·洪范》，《史记》采入《宋微子世家》。民以食为天，故食、货居八政的第一、第二位。《史记》八书为：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司马迁认为礼是维系等级秩序的制度，为治国之头等大事，所以列礼为八书之首。礼乐相辅为治，故《乐书》与《礼书》蝉联。《洪范》八政内容在八书中的反映，“食”“货”对应“平准”，“祀”对应“封禅”，“司空”对应“河渠”，“宾”对应“礼”“乐”，“师”对应“兵”（即《律书》）。《洪范》八政的司徒、司寇在八书中没有对应之篇，但在列传中有对应之篇，“司徒”对应“儒林”，“司寇”对应“循吏”“酷吏”。同时，《货殖列传》亦为食货之事。对应只是一种近似的比较，并不等同。总之，《洪范》八政，在《史记》中均有所体现，表明司马迁把国家大政纳入了历史学研究范围，专列八书系列，开后世政书之先河。内容和序列的调整，表现了司马迁的史学观点和国家大政的轻重序列。班固《汉书》十志，序列为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内容更丰富，结构更严密，发展了司马迁史学，这是应当揭明的。班固还把职官纳入史学范围，创《百官公卿表》以载其制。

3.展现古今社会

国家大政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更丰富、更广阔的内容，应是社会基层大众的物质及精神文化生活。历史家的责任，就是要全面地反映以往历史的社会生活，摆事实，讲道理，还历史本来面目，知往鉴今，使读者受到启迪。司马迁很好地尽到了他的责任，以人物为中心贯通古今，全面地展现了古今社会实况。他不只是研究帝王将相等上层人物，同时也研究社会下层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全方位反映社会生活，而且对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精神风貌等，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总结，达到了“备天地万物”于一书的境界。

4.辨章一切学术

《太史公自序》论列六家要旨，又立“老庄申韩”“孟子荀卿”等列传，辨章学术，把学术、学派纳入史学研究范围。班固在《汉书》中立《艺文志》，对学术学派进行分类，使其更加条理化和严密，这是弘扬司马迁之学。司马迁的视野是极其广阔的。有些学术、学问，在当时还不甚发达，或未引起史家足够的重视，无论《史记》《汉书》都没有专列论载，但司马迁纳入其研究范围。如金石、简牍、甲骨，作为专门学术是后代的事，金石学形成于宋代，简牍学、甲骨学奠基于近代，但这些学问早在先秦就已经发源。三代已经开始了铸鼎彝，秦代已经重刻石，甲骨盛行于殷周，秦汉是简牍为主的时代。这些在司马迁时代是习见的东西，《史记》已纳入了研究范围。《史记》对金石、简牍、甲骨都有不同程度的载述。《周本纪》记武王克殷后“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秦始皇本纪》多次记载“刻石颂秦德”。《封禅书》记载得宝鼎，李少君鉴赏齐桓公器。这说明司马迁已将金石作为史学研究对象。《周本纪》记“尹佚策祝曰”，《齐太公世家》记“史佚策祝”，《鲁周公世家》记“史策祝曰”，《孔子世家》记“（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匈奴列传》记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反映了简牍的形制、使用情况。可以说简牍已纳入史学研究对象。至于甲骨，有《龟策列传》，此外记载卜筮卦象的篇章是很多的，如《周本纪》《晋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等篇，不必一一具引。

5.遗事旧闻纳入史学研究范围

拾遗事，网旧闻，司马迁将之作为史学理论贯彻。这在《太史公自序》中作了明确的交代。一则曰“拾遗补艺”，《索隐》注：“补六艺之阙也。”再则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索隐》注：“旧闻有遗失放逸者，网罗而考论之也。”拾遗补缺，《左传》注《春秋》开其端，司马迁条释为理论，成为中国史学的传统。裴松之《三国志注》，发展成为一种史书体裁，可以说是司马迁拾遗补缺、网罗旧闻理论在实践中的发扬与光大。

拾遗补缺，贯彻在其创作过程中，使《史记》内容更加全面。如孔子高足七十子，《仲尼弟子列传》实载七十七人。《史记正义》：“公伯寮、秦冉、鄡单，《家语》不载。”说明也补了《孔子家语》之缺。《日者列传》说：“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多不见于篇。及至司马季主，余志而著之。”古代日者社会地位低贱，史书不载，司马迁特补前人之失而作《日者列传》。列传中有许多人物附传，亦是补无传之缺，如《卫将军骠骑列传》补公孙贺、李息等十六人无传之缺。《史记》十表，特别是汉代诸表，不仅补纪、传人物之缺，也补行政大政之缺。如《将相表》记高祖六年“立大市”，“更命咸阳曰长安”，以及太尉之废置，都是本纪中没有记载的。

以上条列了司马迁创立百科全书式通史的五个主要方面，均属历史学的范畴，所以《史记》最本质的定位，是一部历史学著作。由于以人为中心，司马迁写人，创造了传记文学。《史记》既是史学，又是文学，所以一般称《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

（三）《史记》为人伦立则，是一部道德伦理教科书

司马迁定位《史记》为《春秋》，并说：“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换句话说，《史记》是一部人伦道德教科书，是全社会君臣父子人人必读的书，它“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太史公自序》），意思是读了《史记》，能够提高你的道德修养，懂得判别嫌疑，辨明是非，决断疑惑，赞美善良，贬抑丑恶，颂扬贤人，谴责坏人，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人人如此，全社会就和谐了。果真如此吗？让我们看看司马迁是怎样为全社会人伦立准则的，下面从道德理念与传畸人于千秋树立榜样两个方面来谈。

1.司马迁进步的道德理念

所谓道德就是人生立世适宜的言与行，以及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儒家主张“道德至上”，它比生命还重要，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就是其核心。司马迁认为道德的意义应当存在于生命意义之中，强调道德与生命是一体的，无生命的道德与无道德的生命都是无意义的。《礼书》云：

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

礼是道德的规范形式，是人制定的，但它的基础是人的生命需求和物质条件的平衡。道德的意义和作用就是反映这种平衡和维持这种平衡。人的生命需求是一个无限的衡量，而物质条件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变量，所以，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礼”也是不断发展的，由此夏商周三代之礼才有不断的“损益”。孔子对此是有所认识的，后来的儒家，包括孟子，对此认识不足。例如义与利，儒家把两者对立起来，君子言义不言利。司马迁认为义与利是统一的。“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有”就是衣食住行。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要生存就要有物质需求，需求就是欲望，欲是生命的需要，所以是天生的，叫“人生而有欲”。但“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为了避免争和乱，人的欲就要有一个限度，规定这个限度的就叫礼。它是人的生存、延续、发展的一种需求，所以说“礼由人起”。

司马迁把“礼”——人的道德规范放到社会实际生活中、实际的人际关系中、人的生命过程中来考察，提出了许多先进的思想，不与圣人同是非。最大的区别就是对生命所呈现出来的“欲望”的态度。圣人视人欲为洪水猛兽，讲道德重义轻利，成为空洞的大道理。司马迁承认人欲，重视人欲，认为人欲是人性、人情的本能，是创造的动力。道德和人欲是统一的，讲道德义与利并重，社会不同地位的人对义与利的取舍应当不同。大体说来，在上位的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要重义轻利，对老百姓轻徭薄赋；在下位的人，尤其是黎民百姓，要重利轻义，有为创造，物质才能丰富，社会才能发展。上位下位的人，各司其能，各尽其责，社会就和谐了。司马迁有一句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汉书·报任安书》）重视生命，不是不要奉献，不讲牺牲，而是看用在什么地方。战国时赵国蔺相如出使秦国，为了捍卫赵国的国家利益，敢与暴秦作斗争，表现出的大智大勇，置生死于度外，就值得点赞。《史记》为人伦立准则，表现在司马迁的笔端，就是他褒贬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尺度，接地气，反映大众心声，与社会时势习俗相符。在下一节，还要做具体评说。

2.展现人生百态，传畸人于千秋

《太史公自序》曰：“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司马迁倡导人生要积极有为，立德、立功、立言，让生命闪光，留名后世。《史记》不只是记载明君忠臣死义之士，而且第一次记载了全社会全方位的历史，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物，百工技艺、黎民大众都载入《史记》，展现人生百态，给予各色人物以历史地位。反过来，《史记》流传后世，全社会的人都可以在《史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司马迁惩恶劝善的褒贬中吸取借鉴。这样，《史记》就成为全社会的人人必读的人伦道德教科书，君臣父子各安其位。

《史记》中的主流人物，当然是“扶义俶傥”的英雄豪杰、明君贤臣，即帝王将相是主体，他们大都有专传、合传，彰显个性。而百工技艺、黎民大众，却是社会人群的主体，他们中的杰出人物，其特立卓行，也应当进入“扶义俶傥”的“畸人”榜中，司马迁创立类传，以及在专传、合传的附传中加以记载，表现了卓越的史识。“畸人”即“奇人”，他们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鲁迅称为“畸人”，说《史记》“传畸人于千秋”。畸，有侧重和特出的意思，畸人者，奇人也，是人中的稀有人才。

限于篇幅，本题不具体展开《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英杰奇人，在十三堂的专题中分类评说，述货殖、说雪耻、写妇女几个专题中，还涉及百工技艺、黎民大众中的奇人，兹不一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