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家之绝唱

“史家之绝唱”是一句诗意的赞颂，换作叙述语言，就是司马迁对中国史学的贡献，达到了无人企及的境界。《苏联大百科全书》称司马迁为“中国史学之父”。《史记》的问世，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对中国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司马迁对中国史学的贡献和影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奠定了中国史学的独立地位

中国史学的产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殷商时代就有史官，但这些史官只是记载商王的言行，并负责占卜工作，类似宗教职员。周代继承这一传统，到春秋、战国时代，史籍产生，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的说法。即《尚书》是“左史记言”的典范著作，《春秋》是“右史记事”的典范著作。列国史官形成的著作有晋之《乘》、郑之《志》、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等，均属记言、记事的性质，很少有历史过程的记述与研究。《逸周书》《左传》《国语》《周礼》《仪礼》《世本》《竹书纪年》《战国策》等，也属史籍，其特点多为资料汇编，或修订、解释历史文献。一般成于众手，作者多为史官或者士大夫。成书既非一时一人，因此无法保证严格的体例。因此，先秦史籍成为后世多种史体的源头，故唐代刘知几总结唐以前史体流派有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先秦史籍占了四家。有比较严格义例的是《春秋》家和《左传》家，代表的是编年体。中国古代史籍的三大体为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最早产生的是编年体。先秦史籍内容庞杂，文字疏简，记事粗略，史实中杂有神话、传说、寓言，又多有后人的增饰，真伪并存，而且先秦史籍没有系统、全面地记载人类的社会活动，只是反映了片段历史，没有独立成为史书，也没有独立的史家概念。殷商是中国史学的萌芽时期，春秋、战国、秦是中国史学的童年，史籍只是经部的附属。

《史记》的问世，改变了这一状况。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创作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三千多年的通史，不仅把历史撰述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引向了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而且以人为主体，建立了崭新的历史观认识体系，这是前无古人的。

《史记》与先秦史籍比较，是由量变发生了质变，《史记》是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它结束了中国史学的童年而走向成熟。由于《史记》的影响和带动，司马迁之后，史籍蓬勃发展，两汉以后，史籍独立成部，蔚为大观。东晋李充著《四部书目》，史籍已在四部目录中部居第二。

（二）规范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司马迁著《史记》，在史学研究对象上做出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人本位，即以人为中心。《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是人传；表是人谱；书是人事、人传。此后历代修史便都遵循人本位的“祖制”。

司马迁规范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提出了许多首创的范例。如果把司马迁的创新加以具体的罗列，至少可以列举以下十个主要的方面：

（1）首创纪传体，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序列；

（2）首创贯通古今的通史，建立了历史发展断限理论的年代学；

（3）首创“太史公曰”的史论形式，提出了系统的史学理论；

（4）首创经济史传，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史观，意识到经济发展状况对社会历史起决定的作用；

（5）首创军事史传，系统地总结了古代的战争理论，叙述了战史内容；

（6）首创学术史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7）首创民族史传，提出了民族一统的思想；

（8）首创各色人物的类传，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

（9）首创语译古文，使艰深古奥的语言通俗化；

（10）首创历史文学，把历史人物的实录塑造成典型形象。

其他还可以罗列一些，如首创礼、乐、历、星等各种专题的文化史传，扩大了历史记叙的范围；首创《大宛列传》，载述外国史事等等。

（三）创立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司马迁怎样写历史，即司马迁编纂史学成书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其二，详变略渐。其三，熔铸改写。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这八个字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一个方法论。司马迁用这八个字来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整个历史长河是一个不断兴衰发展的连续系列。“原始察终”，就是追原其始，察究其终。一个历史事件，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把握历史大势，从历史的全过程来看它的原因、经过、发展和结果。“见盛观衰”，是把握与观察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兴旺的时候，要看到它转化的起点。这一方法的理论基础，就是承认历史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变，是历史的永恒主题。所以司马迁写历史，最高原则与目的就是“通古今之变”。

“详变略渐”，是把握古今的一个原则，又是“详今略古”的一个特例。司马迁对古今关系，基本原则是详今略古，在详今略古的前提下，又“详变略渐”，即详变革之世而略升平之世。《史记》述史三千年，共一百三十篇，百年汉史篇幅过半，有六十二个专篇，兼及其他十三篇，共七十五篇。而五帝三代近两千年，只有五帝、夏、殷、周四篇本纪，三代、十二诸侯两篇年表，共六篇。详今略古还贯穿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为何详今略古？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愈古史料愈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二是“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即离今世愈近的历史愈有借鉴价值，这也是详今略古最主要的原因。推广这一原则，愈是变革的历史，愈有借鉴的价值，所以“详变略渐”，成为处理古今关系最重要的原则。

综观《史记》全书，特详四个段落的历史。一为西周建国史；二为战国之世的变革历史；三为秦汉之际的剧变历史；四为武帝建元、元封之间的变革历史。这四段变革历史加起来只有三百多年，只占三千年历史的十分之一，而叙述的内容，占全书五十二万字的百分之八十，即四十余万字。秦汉之际八年，建元、元封之间三十年，合计不到四十年，而叙述的篇目涉及四十四篇，占三分之一，篇幅字数亦约三分之一。

熔铸改写，司马迁称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即现代文学上称的再创作。尤其是写古代史，资料贫乏，司马迁不得不点滴搜求，零散积累。司马迁写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全篇只有三千多字，今可按核的资料来自十余种书，有《尚书》《五帝德》《帝系姓》《国语》《左传》《世本》《庄子》《孟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材料不仅零散，而且风格不统一，各种资料有很大的时间跨度，语言不一，甚或事实抵牾。司马迁把杂乱无章的历史资料，熔铸改写成了可资阅读的历史学著作，其创造精神和方法为后世树立了楷模。

（四）树立了中国史学的进步历史观

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主体内容可概括为三方面：其一，大一统历史观。其二，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其三，朴素的唯物历史观。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只说两个例证，以见其进步性。第一，《史记》开篇《五帝本纪》塑造了人文始祖黄帝，说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史记》全书所写列国世家、周边民族、人物列传，追本溯源，都是黄帝子孙。中华民族自称龙的传人、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毫无疑义，应归功于司马迁的创造。中华民族共认一个祖先，最能唤起同血缘、同地域、同文化的民族亲情，中华民族都是龙的传人、黄帝子孙，这一民族大一统观念，数千年来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荣和进步而斗争。“黄帝子孙”至今仍是一个神圣的词语，具有无限的号召力。第二，司马迁述史虽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但有两个显著的进步观点，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后世史家不能望其项背。其一，司马迁认为任何一个成功的统治者都不能自以为是，而是必须广泛集中百官群臣的智慧。他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匈奴列传》）其二，司马迁认为，民心向背，对一个国家的兴亡起决定作用。“民为邦本”，是儒家宣扬的观点；而司马迁的贡献，是生动地描绘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秦朝之亡，是由于陈涉发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子羽暴虐，汉行功德”，这是楚亡汉兴的根本原因。孝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孝文本纪》）。汉武帝专事残酷，郡县相聚而叛，“大郡至数千人”，阻山川，抗朝命，“无可奈何”（《酷吏列传》）。汉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下轮台罪己之诏，封田千秋为富民侯，改弦更张，西汉才转危为安，出现了昭宣中兴。这是东汉班固在《汉书》中替司马迁续写的一章。《史记》中的许多进步观点也影响了班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