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倭传》

公元8年，持续了二百余年的西汉王朝，被外戚王莽篡权而灭亡。取而代之的是“新”王朝的建立。但复古的理想主义者王莽所实施的政策，全部事与愿违，引发了赤眉、绿林之乱。不久后，在未央宫的高台上，这位特别的理想主义者悲惨地死去。南阳的豪族刘秀，借助与汉皇室的血缘关系，在此混乱局面中崭露头角。经过刘秀的努力，汉王朝于公元25年得以重建。刘秀就是东汉的第一代皇帝光武帝。

记载东汉时代正史的是范晔的《后汉书》。《后汉书》与《汉书》不同，它首次为日本立了单独的“传”，并用多达六七百字对日本进行了十分详细的描述。

但是，从时间上来看，《后汉书·倭传》（准确地说，是《后汉书·东夷传》中的“倭”条）的大部分记载，依赖于记载后一时代历史的《魏志·倭人传》，可以说是后者的翻版。普遍认为，《魏志·倭人传》中很大一部分描述是以三国时代有关日本的记载为基础，进而推测或伪造东汉时代（公元25至220年）日本的情况。因此，本书作为史料不能轻率地相信。不过，《后汉书·倭传》中也有一部分采用了与《魏志·倭人传》不同的独特的史料，所以仍有它相应的价值。

﹝上文说到《后汉书·倭传》大部分是以记载东汉以后历史的《魏志·倭人传》为依据，指的是中国古代的史书往往是根据历史学家的判断，从原始史料的记载和已经写成的史书中选出必要的部分，连接起来构成新的史书，亦可称为编撰。这种非常特殊的编纂方法，与其说是叙述，不如说是撰述。因此，这并不是只有《后汉书·倭传》才有的特殊问题。只是《后汉书·倭传》的撰者范晔比《魏志·倭人传》的撰者陈寿生活的时代更晚（范晔是五世纪的人，陈寿是三世纪的人）。但颠倒过来的是，范晔所写的对象时代反而是汉代，书中许多部分又是依据记载三国时代历史的《魏志·倭人传》来撰述的。因此说《后汉书·倭传》存在种种不妥之处。﹞

在《后汉书·倭传》中，与《魏志》及《魏略》（编纂者鱼豢，编述时间较《魏志》略早。据说陈寿是参考《魏略》撰写《魏志》的）等记载三国时代历史的史书无关的、独特的部分，有如下一段记载：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这段内容主要讲的是，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光武帝（刘秀）重建东汉王朝之后不久，倭的“奴”国的使者带着贡物不远万里来到都城洛阳，而后光武帝授予他们印绶。

此时的地点已不是设置于朝鲜的驻外机构乐浪，而是都城洛阳。那么，采取跨越万里、直接访问都城这一决绝的外交政策的“奴”国，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呢？

对此，曾经有观点认为，它并不是“倭之奴国”，而是“倭奴国”（《魏志·倭人传》中的伊都国）。但此处恐怕还应读作“倭之奴国”。范晔自身似乎也是这样解释的，只是“倭国之极南界也”的说明是他的误解。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人们普遍认为是因为在《魏志·倭人传》中，有关于两个“奴国”的记载。一个是位于北方沿海地带，在众多小国中比较强大的“奴国”；另一个应写作□奴国，却脱漏了。或许是写重了，或许是同名异国，现已无法确定，但一般认为（也是这样写的）“奴国”是存在于（南方）边境尽头的一个小国。不知什么原因，范晔采取了第二种看法，理解为曾向光武帝朝贡的“奴国”［3］。

志贺岛出土的金印（黑田长礼氏所藏）

可以说，在此处也可以窥见《后汉书·倭传》中有《魏志·倭人传》的影子。这姑且不论，人们自然会这样考虑：单独、直接地向都城派遣使者这种大胆的行动，只有位于沿海地带、先进且极为强盛的国家（据《魏志》记载，距此时代两个世纪后的奴国，其人口共两万户，与其他沿海诸国一千至四千户相比，是十分强盛的国家）才有可能做到。也可能奴国不是单独派遣使者，而是作为几个国家的代表派遣使者。要是这样，就更加表明奴国是对其他几个国家拥有影响力的、相当强大的国家。

这一观点也因后来的偶然发现而变得更加清晰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