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交流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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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邦交的开始
——倭王与金印

派往乐浪郡的使者

1968年,在华北的满城县(现河北保定附近)发现了中山靖王的遗体。遮盖遗体的玉衣十分华丽,令人瞠目。接着,在遥远南方的长沙市附近,发现了轪侯夫人的遗体。该遗体“鲜活如生”,皮下组织现在看来仍然富有弹性。同时还发现了与轪侯夫人相关的众多遗物。这一情景给人带来的感受已经超越了惊愕,可以说令人目瞪口呆。

前者中山靖王是西汉具有代表性的皇帝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的异母兄弟,后者轪侯夫人被普遍认为是生活于武帝之前的惠帝至景帝时期的一位女性。因此大致来说,两者都是公元前一二世纪的人物。距今两千多年前,从靠近寒风凛冽的漠北,到南蛮鴃舌的湖南,抑或更南的地域,中国通过一个高度发达的统一帝国,实现了以同一的制度和文化为基调的大一统体系。不得不说这是令人非常吃惊的。此时,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呢?

《汉书》(东汉班固撰写的记载西汉情况的正史)的《地理志》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1]

这段记载几乎是揭示当时日本状况的唯一文献史料。

乐浪是武帝统治朝鲜半岛时,于公元前108年设置的四郡之一,因而上述史料记载的应该是公元前108年至东汉灭亡(公元8年)约一个世纪期间的某个时期(大概是公元前一世纪的后半叶[2])日本的状况。也就是说,它记载的日本跟轪侯夫人去世、中山靖王刘胜殡葬的时期十分接近。

汉武帝时在朝鲜半岛设置的四郡

虽然文中“分为百余国”中的“百”作为一个具体的数字不可信,但据此可以明确的是,当时的日本处于统一前小国分立的状态。文献史料所记载的这一状态也同考古学方面得出的见解一致。

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二世纪,日本从长期、缓慢发展的绳文文化中摆脱出来,向出现金属器和水稻耕作的弥生文化飞速转变。这种转变必然也引起了日本社会生活的诸多变化:发展出以祭司为中心的集体生活;出现了贫富差别、身份等级和阶级分化;生产力的发展使各地区集团之间开始盛行物资交易。在以上这些变化的综合作用下,进而在各地区出现了小规模的村落国家。

分散在北九州和关西各地为数众多的遗址,就印证了上述说法。提到弥生文化的金属器时,通常会想到铜铎(特别是形状大而薄的铜铎)的特异性,以及这种铜铎的分布范围与铜剑、铜鴃(尤其是形状较细)的分布地域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性。即铜铎以关西为中心(除去例外),向西最远到达中国地方。而形状较细的铜剑、铜鉾则集中出土于北九州,向东最远尚未到达关西。

由此,产生了当时的日本存在分别以关西和北九州为中心,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治圈和文化圈的观点。不过,对此也有异议。

异议源自一个疑问及它的答案。这一疑问是,日本特有的国产青铜器,即形状大而薄的铜铎的原料是从哪里获得的?答案是源自中国进口的铜器(把进口的铜器回炉,再制造铜铎)。根据这一观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北九州和关西并不是互相对立的文化圈,关西在当时已经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先进地区;而北九州只不过是关西的对外窗口而已。

这些结论上的不一致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对后来(公元三世纪)出现的邪马台国的看法。但北九州和关西当时不管是相互对立还是从属,日本存在两个形式迥异的文化圈,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

就北九州地区而言,从这个区域出土的“进口铜利器”(与国产的铜利器不同),主要来自私人的墓葬。

例如,从三云(筑前、怡土)遗址(瓮棺墓)中,出土了35枚“进口铜镜”、一把铜剑、一把铜戈、两件铜鉾,以及其他一些物品。此外,在须玖(筑紫、春日)遗址中,从石板墓状建筑物(由巨大的石头堆积而成。须玖的巨石为板状,长3.3米、宽1.8米、厚30厘米)的地下1米处发现了瓮棺,并出土了约30枚铜镜、10多件铜利器。

另外,在须玖遗址的石板墓北面的台地上,还发现了瓮棺聚集的公共墓地。但其中并未出现多少陪葬品。即使出现陪葬品,充其量也仅是铜剑之类,没有与玉器、铜镜成套出现

由此可以推测出一个小集团的存在,即由陪葬着铜剑、铜镜的瓮棺中的被葬者(权力者)与受其统治的从属民众所形成的集团,也就是小的村落国家。可以推断,这种瓮棺墓遗址大致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时期的留存。

《汉书·地理志》上所谓“分为百余国”“来献见”的小国,恐怕说的就是须玖和三云等以北九州为中心的西方诸国。

虽然完全不清楚这些小国究竟是以单独的方式,还是以组团的方式去献见,但正如“以岁时”所记载的一样,大概是选定日期后,千里迢迢地派遣使者到现在朝鲜平壤附近的乐浪郡太守所在地,通过献上方物来换取中国和朝鲜赐予的珍贵而稀奇的物品,然后满腔热情地回到日本。如果将日本这些小国“以岁时来献见”的原因,归结于这个时期在东亚出现的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大一统帝国(秦汉帝国)的政治影响力,自然也是无可厚非的。但站在日本这些小国的立场来看,他们之所以跨越大海、奔向西方,恐怕是出于一种欲罢不能的愿望,即从先进国家吸收文化,以及借进贡的方式来进行经济交流。如此一来,中日两国就以朝鲜半岛作为舞台,揭开了两千年交流史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