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2022年4月27日，郭朝晖先生给我来电，告诉我他写了一本新书，希望我写几句话，我欣然应允。因为我了解他，相信这本书值得一读。我是2004年到宝钢工作后不久就认识朝晖的，那时，为了与科技人员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我定期召开科技人员座谈会，请在宝钢有代表性的科技专家畅谈对科技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几乎每次座谈朝晖都参加。退休后，我仍与他保持联系。2021年3月，为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我约了几位专家在轻松的气氛中面聊，朝晖自然也在列。

收到《知行：工业基因的数字化演进》书稿电子版后，我用一周时间读完了这本著作，颇受教益。书名一目了然，恰当地体现了该书的基本内涵。“工业基因的数字化演进”，说明工业企业数字化是为工业发展服务的，是一种工具，一种利器——非同寻常的现代化工具，它可以使现代工业基因得以优化。我们不能把数字化与工业基因割裂开来，为数字化而数字化。对于“工业基因”，作者用五个“理解”来解析，即理解效率、理解质量、理解成本、理解标准和理解管理。对于前三个基因，人们比较熟悉，但对它们的认识和实践到位的至今仍不多见。对于后两个基因，许多人并没有给予应有关注，而这两个基因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前三个基因的优劣。数字化可以对效率、质量、成本、标准和管理的优化产生难以想象的作用，从而使工业产品以前所未有的新姿态，满足和引导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造福于人类。数字化不是改变工业基因，而是优化它。这种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日积月累的渐变，到某一个时点，在某一个地点实现突变，所以作者用了“演进”两个字来描述。演进需要“韧性”精神，不可能一蹴而就。

该书的书名在“工业基因的数字化演进”前用了“知行”二字，可以说，这是作者从认识（知）和实践（行）两个角度来谈工业基因的数字化演进的基本条件。在作者看来，演进能否顺利展开，首先要解决好认识问题，搞清楚一系列基本概念及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认识问题解决不好，实践难免是盲目的，也不可能取得成功。认识问题本身也离不开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实践是高于认识的。在知与行的关系方面，古往今来不外乎三种学说，即《尚书》中的“知易行难”、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知难行易”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这三种学说各从一个重要侧面阐述了知行的关系。如何把握？朱熹曰：“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知行之间是相互依赖的，知中有行，行中有知，这就是知行合一；但可分先后、轻重。若要行动，总得先把这件事“是什么”和该“怎么做”尽可能搞清楚，弄明白，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就是“知难行易”的价值，也就是“知为先”的理由。“知”不是为知而知，是为了行，是行的准备，一件事能否做好，最终取决于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知易行难”的价值，也就是“行为重”的理由。

从现实看，在知和行的关系方面，缺乏知和缺乏行的问题都是存在的：在知的方面，缺乏鲁迅所指出的“明白的理性”；在行的方面，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时有抬头，至今仍是我们的大敌。相比较而言，知和行，缺乏行的问题更突出。作者身在企业，对企业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特别敏感，严肃地指出了教育界、科技界和企业界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作者十分看重现场，该书中引用了我国著名数字化专家宁振波先生的一段话：“会议室里听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真实的信息，往往来自接近事实的地方；远离事实的地方，了解到的往往是远离真实的假象。”工业中真实的东西往往只能在一线才能看到，对此，我深以为然。成功的日本企业的管理诀窍之一，是紧紧依靠一线员工开展无止境的现场改善活动，即所谓“自主管理”，这是企业创新的重要基础。宝钢之所以能成为国内领先的优秀企业，与创业初全套引进新日铁的基层管理制度有关，其中之一就是员工自主管理。当年还没有“数字化转型”这一概念，现在有了数字化，现场管理完全可以演进至一个新阶段。

该书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问题导向，与“重实践”密切相关，作者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包括认识方面的问题和实践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有的放矢。问题导向的前提是看得到问题、看得清问题，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人看得到、看得清认识方面的问题，却看不到实践中的问题；有人则反之；有人两方面的问题都看不到、看不清。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既能看到、看清认识方面的问题，也能看到、看清实践方面的问题，这与他的经历和专业性有关。他既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又有长期的实践基础，尤其是他勤于思考，又善于思考。作者往往善于对一些习以为常的观点进行补充——看到它的另一面或另两面。比如，人们常说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作者则提出“后发优势”是在特定条件下才存在的，失去了这个条件，更多的是“后发劣势”；又比如，在创新中遇到困难要“知难而进”，作者则提出还要补充两个角度，一是“知难而退”，二是“知难而变”。书中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充分体现了在实践中的辩证思维。

本书的最后一篇（第六篇）为“陈旧观念与工业文化”，最后一章（第二十六章）为“工业文化与工业数字化”，以文化压轴，别具匠心。广义的文化分为四个层面，即观念层面、制度层面、习惯层面和器物层面，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文化问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靠什么立于不败之地？最直观地，可以说靠科技创新，更要靠先进的体制机制。需要再问的是：合理的、先进的制度靠什么来建立和实施？靠高素质的人。正如鲁迅100多年前所指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我在宝钢工作了11年，下功夫梳理了鲁迅的“立人”思想，在宝钢开讲“鲁迅‘立人’思想与宝钢人发展”。退休后，我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和传播。回到朝晖的这本书，我想说的是，一个企业工业基因的数字化演进能否顺利，取决于这个企业领导干部、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员工的素质能否提升到当今世界人类发展所必须达到的程度。

该书围绕“知行：工业基因的数字化演进”，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见解，知识点很广，阅读该书可以领略朝晖博士“博”之风采。

刘国胜

2022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