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田野

原本想进入的田野，基于某些复杂的地方和场域特性，即使我已拿到所有需要的公文证件，仍迟迟过不了守门人那关。因为不甘心也不愿交白卷，在暑假过了将近两周后，我决定离开原本每天守着的公共部门与医疗院所，转身将自己丢进当时已在田野地里结识的朋友中——租屋处的房东、邻居、摊贩、小摊上同桌的客人，他们的朋友、家人，保险经纪人、初中与小学同学、以前和现在的同事……我发现自己碰到的这群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几乎都脱离不了基隆港。我跟着去他们工作的地方，跟着走他们会走的路，参加他们的工作与私人家庭聚会，听着或加入他们与朋友家人的谈话，以及回答他们对于我的研究、工作及家人的所有好奇疑问。我不去问意义，也不去分析，只是专注地跟随——试着尽可能听懂他们说出来的是什么；把他们去哪些地方、和什么人一起、说些什么话、谈着什么样的事，尽可能地记录下来。

2009年暑假结束，我回到学校，在整理零散的各式大小笔记、录音文件及相片后，惊讶地发现我所结识的这群绝大多数在35岁以上的码头男性朋友，似乎隐约牵连着我初始的提问。然而，这个发现的基础仍是个人直觉多于当时收集到的材料信息。我只摸到一个模糊的线头，而线的后面会是什么？会是更多的线头吗？这一切能否回答我进田野前的不安与困惑？

再次回到田野之前，我决定搁置先前一直紧抓的自杀课题，退回到码头工人的生活现场，拉住暑期田野时在混乱中所摸到的那个线头，盼望我这局外人能获得他们的允许，而得以尝试探见与理解其生命世界。于是，2010年我带着修改过的研究计划重返基隆，住进码头工人(2)的家屋，跟随着二十多位受访者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与关系里跑进跑出——码头、候工室、茶店仔(3)、海岸、小吃店或摊、船舱（包含货柜船与散装船）、住家、货柜车……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

除了接续前一年暑期田野时的提问，这趟我更加专注地去听、去问。当他（们）那样说时，真切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什么是没有说出来的？为什么不说？或者，他（们）对谁说，不对谁说？除了记录他（们）去了哪里、和谁一起，也想知道他（们）不去哪里。和不同的人去哪些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做什么相同或不同的事，说着什么样的话？还有，如果生活出现过变化，那是什么？变化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他（们）如何经验变化？另外，眼前这个男人，他只是他，或者他是他们？他（们）会对我说什么，不说什么？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他（们）说的话会不会有所不同？

现在，你所看到的这本民族志，即是那前后总计短短不到一年里，我在那个地方拉着几个线头所接连遭逢到的经验，以及记录下来的事。

研究结束、完成民族志的书写之后，我回头想，在追着他们跑的那八个月里，自己之所以能被给予某个位置、获得同意听见某些话、碰上所遇见的各样情景，部分原因可能是我长年从事咨询工作驯化出“听”的性格，但我私自以为，一个已届中年的女性“老”研究生的角色与气息，或许才是我被接纳进入他们生命世界的主要原因。关于这一点，等你读完这本民族志，肯定能更理解为什么我会这样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