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进陌生之所

为了能挤出更多的工作时间，我精算每一天的行程，每年的日程表上满是自己亲手画下的日夜工时。以小时为单位，细细画出的每日上午、下午及夜间，注明不同的地点、议题与工作对象。伙伴帮我预备的便当，经常是在赶往下一个工作地点时，等红绿灯的空当中胡乱下肚。

然而，这样过了好几年，需要打开的会谈室之门，并未因我的极度勤奋工作而有所减少。世间的苦难看来丝毫没有退去，会谈室的门反倒更频繁地开开关关。更多的时候，我必须走出会谈室，跋涉到六七十公里外，甚至是更远山岭之外的学校、协会、基金会，非预期地看见与听见许多令我内心激动、最终只能静默凝视的事。遇见的人从老者到稚童，场景由都会城镇到山野乡林，接连遇见的都是苦痛，并且经常牵系着死亡的气息。

我在自己的故乡土地上，却像是进入了陌生之所。愈往外走愈是心急，同时愈加发觉自己渺小到几乎起不了作用。于是，我再拉长了工时，仿佛只要埋首眼前，便不用抬头望见满山野无止境的疮痍。以至于到后来的六七年间，我把自己嵌进了从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的每日工时中，每周工作六天半。

然而，不安与困惑之感愈加巨大，紧紧牵动着我的工作与日常生活。不论会谈还是训练讲座，我愈来愈无法专心于工作，难以安坐在温馨舒适的小房间和干净明亮的演讲厅里。我再也无法忍住不去穿过眼前的那个人，往她或他的后头去追问：这里和无数的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经年累月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城镇与组织机构，表面上接触了无数的社工伙伴与工作对象，但骨子里实则独来独往且异常孤僻，我不太有可往来讨论的友伴，无从得知其他人是否也经历了相似的不安与困惑。重返学校念书，便成了当时眼前最直接有效的求解途径。人类学，这门将自己丢进他人的日常、置身于无知、试图真实靠近与理解他者的学科，是我在心似落海时所看见的浮木。

之后，我便开始练习硬着心肠婉拒所有新工作的邀约。2008年，在所有能暂告段落的工作逐一结束后，我通过笔试与口试，一关叩一关地回到学校。在年近四十时，再次热切渴望攀得救赎。不同于以往探向内在，这回我需要离开自以为是的熟悉，让自己掉进眼前那人背后一大片的陌生时空。我盼想抓着人类学的田野，以踏实往外看见世界、回返日常生活去回答：是什么样的处境促成了生命决意朝向死亡——不论是肉体上或精神上？

因而在入学前，我的研究计划便热切地紧抓自杀议题，并在之后决定以基隆“自杀通报个案关怀访视计划”的受访对象与访视员作为田野地点和研究社群。(1)但热切终归只是热切，虽然重要，但无法保证结果唾手可得——2009年暑期的田野可行性调查并不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