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那座花园

我们终于一同走进了“那座花园”。1929年6月6日，我收到冯至给我写的第一封信。信是清晨写的，写后就付邮了，我当天就收到了。这封信文字优美，情深意重，我读了又读，犹如咀嚼橄榄，滋味无穷。这封信，我也给我的同学好友读，让她们跟我共同享受，但我不想立刻回信。又是王大姐问我，你读冯至的信觉得怎样？我说，读他的信比见他的人更觉得愉快，真是百读不厌。王大姐说：“你怎么不给人家写回信呢？来而不往非礼也。”我经过几番踌躇，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虽然简短，却字斟句酌，字迹工整，颇费一番心思。自此书信往返，他多我少。我给他写信，最初称先生，随后戏称“师叔”，最后直呼他的别号君培，在称呼上就随着日月的更替逐渐亲近了。后来几乎每星期他都到学校里找我一次，星期日我们常约好到中山公园、北海公园会晤，往往是吃过晚饭后才各自回去。我们也到天坛、万牲园即现在的动物园、香山等地去玩，可以说，我们的足迹几乎遍及了当时北平的大小公园。我们在那些地方边走边谈，说古论今，背诵自己喜爱的诗词，彼此心领神会，仿佛融汇成一个整体，旁若无人。有时晚上八九点钟他送我走进学校的校门，愉快地说声“再见”。他的一首后来常常被人称道、选入一些新诗选本里的诗《南方的夜》，就是我们一起在北海公园湖边散步时构思的。但是他那时写的新诗并不给我看，多半直接交给杨晦，在《华北日报副刊》上发表。到了1930年，他和废名办了一个小型刊物《骆驼草》。这刊物每期他都寄给我一份，其中有些文章，我很不以为然，曾写信向他说出我的意见，但他在那上边发表的几首诗，也多少表达了他当时的一些心情。例如我们约定在某地某时会面，经常是他先到我后到，于是产生了《等待》那首诗，又如《送》，写的是晚间他送我回校时的情景。说实话，他的那些新诗我并不懂得欣赏，使我倾心的还是他写给我的信。虽然我们常常见面，他还是不断地给我写信，说些面对面时说不出来的话，有时还以填词代信。他寄给我一首《金缕曲》，词的前几句是：“崑姊晨安否？梦回时，牵牛满架，雨声低奏。仿佛闻君轻步履，身影依依未走，……”最后几句是：“更向晴空挥彩笔，画描出万里山河秀。途程远，同携手。”中间的词句我想不起来了。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再一次表达我的悔恨，我们在“十年浩劫”时怎么竟那样没出息，那样胆小，为了自己免于招来更多的灾祸，竟忍心把我们青年时留下来的最可宝贵的一部分付之一炬！

那时我整天兴高采烈，看着全宇宙都处处生辉，喜欢向朋友们谈他和他有趣的谈话，她们说我变得“贫”了。他呢，他在孔德学校教书，在报上发表诗文，给我写信，至于他和他的好友杨晦说些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也没有好心人再向我通风报信了。虽然如此，我似乎要保持女性的尊严，从不“光临”他居住的宿舍。只有一次例外，我到孔德学校去找他，看见他一个人住在一小间房里，房内清静、整洁，书橱上放着一座但丁半身像，橱内的书排列得很有秩序，书桌上放着一盆文竹，枝叶茂盛，看得出是很用心培养的。那间房子，我虽只去过一次，室内的布置也很平常，却给了我很深的印象，直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如在目前。

还有一件小事，我难以忘记，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小饭馆里吃晚饭。饭后我们争着付饭费。他把我的手提包抢走，不让我从中掏钱，我又把手提包抢回。大约快到打烊的时候了，服务员有些不耐烦，带着嘲笑的口气在外边喊：“还在那儿抢手提包呢！”我们听着觉得是一种侮辱，赶快付了钱走了。到底是谁掏的钱，我也记不清了。这些微不足道的琐事在我记忆力衰退的脑子里居然保留了六十多年，我也无法自解。

有一次我回山海关探亲，事实上我的父母都已先后去世，家中还有兄嫂、三姐和一个弟弟。我心里的话只能向三姐一人倾诉，我不厌其详地把我和冯至的爱情告诉了她。她问我冯至是哪里的人，我说是涿县（今河北涿州）人。三姐立即说：“涿县不远，我有一个去世的婆母就是涿县人。”她的地理概念不大清楚，只认为她有过婆母是涿县人，涿县便离山海关不远，其实山海关和涿县相距大约五六百里呢。她劝我早点确定终身关系，我说我不能先开口，我有我女性的尊严。我的封建思想支配着我，认为女子必须一身清白。这也有它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幼时受我祖母“女重贞节”说教的毒害，也因自己要做一名白璧无瑕的在外边读书的女学生，以保证在亡母面前许过的绝不给她丢脸的诺言。在那个年代，从我的家乡到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去读书，我是第一个人，而女孩子的一举一动，只要与众不同，便会招人议论，所以有人传说，我“自由”去了。母亲在我离家去天津的前夕，千嘱咐、万嘱咐地向我说：“你父亲已去世多年，你一人在外千万要珍重自爱。”

说也奇怪，我和冯至在一起时，无所不谈，不知为什么，就是不谈各自的身世和家庭情况。我只知道他幼年丧母，他的父亲那时住在北平的公寓里，他也知道我父母双亡，在北平有个二姐，此外彼此都茫然了。1929年冬，河北省教育厅招考留学生，冯至报名应考，被录取了。规定留学期限是四年。这一下子，关心我的人都有些着急，我的二姐要看看冯至是什么样子，我邀请他和二姐在一个饭馆里吃过一次饭。他的父亲也劝过他在他出国前结婚，他未置可否。四年、五年，我现在常觉得一晃就过去了，可是对于彼此相爱的青年人来说，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漫长的岁月。朋友们都希望我们彼此表个态。但是他的态不表，我也不便凑合上去。致使我的同学好友杨承献向我开玩笑说，你不要让人家将来“只恐远归来，绿成阴、青梅如豆”（黄山谷《蓦山溪》）。由于河北省教育厅经费困难，他一时不能成行，直到次年七八月间，他出国的事才渐渐有个眉目。一天，我和他在北海公园划船，遇见他的朋友、在燕京大学讲授词学的顾随正走在桥上，当我们的船刚刚穿过桥洞时，他向我们笑着说：“多划几回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