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编《妇女周刊》他写诗
1929年初杨晦主编《华北日报副刊》，同时又利用“副刊”的篇幅办两三个周刊，其中一个是《妇女周刊》。他约我编这个周刊。我周围的同学都赞成我承担下来，一位高年级、年龄较大的学长王葆廉（字如璧）极力劝我提起精神好好干。于是我们女师大和其他院校的几个同学聚在一起，组织一个小团体搞编辑工作，同时也是撰稿人，谈论当时大家关心的一些妇女问题。《妇女周刊》于1929年2月2日创刊，每星期六在《华北日报副刊》的版面上和读者见面。这周刊共出了十七期，到5月25日就停刊了。作者大都不署真名，起了些各种各样的笔名，而且常常更换，几乎是每期都出现一些“新作者”。姚嵩是我的正式笔名，在第一期我写的发刊词却署名尧颂。文章谈的问题不够深刻，文笔浮泛，我那眼高手低、又不肯深入钻研的习性经常缠绕着我，使我苦恼。但办刊物的情绪很高，其动力还是来自杨晦。我不知道，那时候他心中是否渐渐有了为他的那位朋友着想的念头。更不会想到，他的那位朋友的心中也渐渐有了一种念头。他鼓励我们编，给我们打气，有时还找我们到他家中会谈，吃便饭。我们会谈时，又是常看见那个青年默默无言地在一边干他自己的事。吃饭时同桌的除了那个青年外，还常有陈炜谟、废名等人，以及郝荫潭的好友张君，她是学绘画的，性格泼辣爽快。
记得1929年2月14日，说是杨晦和郝荫潭同一天的生日，他们约我们去吃午饭，我和王葆廉兴致勃勃地参加了他们的宴会。酒席丰富，群贤毕至，围坐了一大圆桌。席间那位一向默默无言的青年却一反常态，与那位泼辣爽直的张女士谈笑风生，猜拳行令，不住地举杯向主人称庆，大家也共祝双寿，空气颇为活跃。王葆廉大姐观察敏锐，似乎早有觉察，她在座旁笑着对我说，这桌上将来还要出现一对爱人。我立即回答说：“一定，一定。”我猜想的是谈笑对饮的那两个人。王大姐一听话不对头，立即默然，不再说什么了。回校以后，她和我品评这次宴会上的人物。我说，席间的女士们都有她们各自的可爱处。她问，那些男士呢？我针对每个人漫不经心地说了几句刻薄的评语。她又追问：“那个冯至呢？”我说：“脸面浮胖。”此后，我们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常被邀请到杨家去玩，几乎每次都有冯至在座，他不大说话。王大姐回学校后总对我说，冯至是杨先生最要好的朋友，他心地善良，学通中西，写新诗，也能写旧诗填词，是个文学全才呢。我听着她说，也不置可否，慢慢地也感觉到人们的一点用意了。于是我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不再那么趾高气扬，高谈阔论，旁若无人，而是有点拘束了。从2月到5月底，4个月不知在杨家吃过多少次饭，席间饭后不知有过多少次愉快的聚谈，气氛融洽，情绪欢畅，但是冯至却不曾直接向我攀谈。后来听人说，杨晦因之对冯至很生气，他说：“你再不和她直接交谈，我就不管了。”
我是国文系的学生，学的是唐诗宋词汉文章，此外还有些音韵训诂一类的课程，对新诗我从来不感兴趣，报纸上发表的新诗也很少去读。这次因为写这篇东西，我托人从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图书室借来三册1929年1月至7月《华北日报副刊》的合订本，作为参考。我重新翻阅我们从2月到5月编的十七期《妇女周刊》，同时也看到当时我没有注意过的冯至在副刊上发表的新诗。说实在的，我一向与新诗无缘，就是后来冯至出版的诗集，也只是看看而已，从未深入钻研，我更喜欢的是他的散文和书信。如今我却有了新的发现。1月21日的副刊上有一首他的译诗，是法国诗人Arvers写的一首十四行诗，写作者爱慕一个女人，却从不表示，隐隐地担受相思的痛苦，那女人也没有觉察，诗的最后三行是：“她只忠实于那些严肃的女儿的训规，/更不知她早已填满了我苦闷的诗髓，/一旦读了我的诗，她必问：这位女的可是谁？”在诗后译者写了一段“附记”：
独坐在椅子上发呆，忽然推门进来的是希衡君，由散漫的谈话中谈到了这首不朽的十四行诗。他说，这位作者一生的事迹和作品都已被人忘却了，只有这首诗还是在法国家传户诵，深印在人的心里，而作者的名字也因此被选入任何的名人辞典当中，可以从那里边查出来他的生年卒年（1806—1850）。我是不懂得法文的，于是请他给我讲了一遍，我听了真是欢喜，字字都仿佛是从我的心里迸出的一般。昔者歌德为了拜伦的诗曾劝Eckerman去学英文，我也想为了这首诗去念法文读本了。现在我暂且用中文把这首诗的大意写了出来，丑陋固然是丑陋的，但我越写越觉得同自己的协和。……
下边注明日期是“2月18日”。这个日期距离在杨晦家中的那次宴会不是仅仅过了四天吗？十天后在副刊上又出现了他写的《月下欢歌》，他在月光下“向着一切欢呼”“向着一切拥抱”，这是在他的诗集里很少听到的高亢的声音。随后从3月到5月，他发表了十几首诗，这些诗有希望有绝望，有追求有放弃，有进有退，在两首标题《思量》的诗中有一首竟把王国维词里的一句“人间总被思量误”作为题辞。5月里有《暮春的花园》四首，每首的头两行都写着“你愿意吗！我们一同/走进了那座花园？”还有一首译诗，最后两行是：“当我还未完成了一件美丽的工作，/上帝呀，请不要让我死亡！”我如今看到这些诗，好像是新发现一般。在我编辑《妇女周刊》的那几个月，见面时他对我默默无语，原来他心里盘算的都写在那些诗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