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阔别

冯至去后

我们的“船”并没有多划几回，别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那是1930年9月12日的晚间，冯至与清华大学教授吴宓、清华大学高材毕业生陶燠民、河北省公费留学生王庆昌结伴登上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将经过西伯利亚去欧洲。我和冯至的几个朋友都怀着又欢喜又惜别的心情在车站给他送行。我抑制着感情的冲动，表面上镇定自若，谈些不相干的事，暗中则希望时间女神的步子放慢一些。车开了，人走了，我的镇定也维持不住了。我恍恍惚惚地回到学校，一连几天神不守舍，日常生活不知是怎么过的，但又强支着精神上课，听课时还要认真记笔记，因为我一向记得比较详细清楚，有的同学常用我的笔记做参考，或是补充她们的遗漏。我朝思暮想地过着日子，填过一首《鹧鸪天》，上半阕我已忘却，只记得下半阕是：“从别后，计行程，肠随轮转泪凄清。尽日慵慵望归雁，读罢来书泪又盈！”

冯至在北平时，我没有听到过什么人谈论我们的交往。他走了，却有些不相干的人在风言风语。有一位女士，也是国文系的，她比我低一年级，曾与冯至的一个朋友同居，她扬言冯至是个不可靠的人，到处留情，他的诗集《昨日之歌》里有许多爱情诗，她说时还提名道姓。这话传到我的耳里，我向人说：“《昨日之歌》是昨日的歌，他写那些诗时，我还不知道有个冯至存在，冯至的昨日我不能过问，也无权过问。我只看他的今天。”此外，女师大有一位教务长，他曾对人说，冯至一定是个很厉害的人，他能制服锋芒毕露的姚可崑，就可以想象得到。其实，冯至一点也不厉害，我更不需要人来制服。我见过个别男士，自命不凡，在人前卖弄聪明，夸耀能干，自以为能取得女性的倾心。我们的教务长所谓的“厉害的人”也许是属于这类人的范畴吧。对不住，对于这类人，我曾用过三言两语便使他偃旗息鼓，甚至下不来台。这位教务长是一点心理学也不懂，中国有句老话“柔能克刚”，他似乎也没听到过冯至是个内向的人，只会用纸笔代喉舌，抒发他的思想感情，这也许就是我前边说的，在我们交往的初期，我喜欢读他的信甚于见他的人的缘故；也许就是他迟迟不表态，我也不凑合上去的缘故。此外，我的头脑里还残存着一些封建礼教思想。所以我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可是在这淡如水的情况下，每周的会面和通信竟成了我们生命里不可须臾无的两件大事。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呢？是我们内心里都隐伏着一种深情，他的深情不善于表示，我的深情却被一种矜持掩盖着。日久天长，他的不善于表示和我的矜持这两个障碍物都渐渐消失，只剩下真情的流露了。这既不是他有什么“厉害”，也不是我被“制服”。要说“厉害”，可能是他的性格里有点“柔”，说我“锋芒”，也许是我的性格里有些“刚”，要说“制服”，那就是“刚”被“柔”克服了。所以每逢一件小事需要决断时，两人意见不同，最后总是他做最后的决定。我常向他说：“我的意见是宣言，你的意见是圣旨；宣言长篇大论，未必实行，圣旨只有一两句话，就得遵命。”

他行程中的第一站是哈尔滨。他于1927年秋至1928年夏在那里的第一中学教过一年书，他的胞兄冯承棨在那里工作。这次重来，总不免有些感触，他从哈尔滨给我写了离别后的第一封信，这就是我前边说的“读罢来书泪又盈”。此后他的行程我就只有按地图而索骥了。我要感谢吴宓教授在1935年出版了一本《吴宓诗集》，里边第十二卷“欧游杂诗”详细记载了他和他的旅伴们一路的情况。他们在9月14日到哈尔滨，办理苏联过境签证手续，17日离哈尔滨，19日过贝加尔湖观赏落日，24日到莫斯科，请一位苏联妇女导游观览莫斯科市容，26日九时半至柏林，冯至在那里下了车，吴宓与陶、王二君继续西行，有的去巴黎，有的去伦敦。冯至在柏林逗留了两三天，乘火车到了他的目的地海岱山（Heidelberg，冯至现译为海德贝格）。他到海岱山，一切都是新鲜的，他把他在那里接触的事物，从山水到人事，都不厌其烦地写给我。我几乎每星期都能收到他一封信，我也每星期写给他一封。我们在北平时生命中的那两件大事（会面和通信）只剩下一种了。我们珍惜这剩下的一件，信的内容不只是抒情，更多地谈我们现实的生活。当然，他的信里也常常提到别离的痛苦，我却又“理智”起来，把秦少游《鹊桥仙》里的两句词写给他：“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一学年是我在北平读大学的最后一年。我的心情经过一个时期的波动后，逐渐平静下来，想到他在国外深造，我应当努力学习，我变得稳重沉静，收敛了我们教务长所谓的“锋芒”，不再跟新来的教师调皮捣乱了。相反，我则诚恳地接受名师的教诲。我把我的学习情况常不厌其详地向冯至“汇报”。我说，黎锦熙讲授国语语法，我获得不少启发（我后来学外国语言也爱钻研语法与此不无关系）。范文澜教《汉书·艺文志》，结业时我做的一个《汉书·艺文志》详表，得到他的好评（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在某处我和冯至遇见范文澜，我向他致候，他还想得起我来呢）。吴承仕教《十三经注疏》，他满口方言，我仔细而认真地记笔记。傅增湘教诗选兼习作，有时还带着我们小作春游。我在女师大这一年学习的收获最多。我还把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写给冯至。章太炎来北平，有一次在北京大学讲演，听众听不懂他的方言口音，于是有人把他讲的话写在他背后的黑板上，一句不漏。听众赶紧往笔记本上抄，这情景真是极一时之盛。写黑板的人都是谁呢，是钱玄同、马裕藻、吴承仕，这都是章太炎的及门弟子，也是我们的老师。再者，我们将要毕业时，为了编印同学录向教师索取照片，到过许多教师的家。在范文澜家遇见范师母，范师母说：“他十二三年都没有去过前门大街，哪里有近日的照片呢？”她到处找，找到一张年轻时的照片，我们也如获珍品似的拿走了。我把这些事当作稀奇的新闻写给冯至，并没有领悟到这几位老师的高风亮节。吴承仕和范文澜后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共产主义者。前者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后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创造性地编著《中国通史》。钱玄同、马裕藻也在沦陷区保持晚节，抑郁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