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怎样认识的

遇见的那两个青年原来是一个人

从1926年春到1931年暑假，我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习。我在学校里既循规蹈矩，又有些调皮捣乱。循规蹈矩是专心听课，认真考试。我专心听课，教师的一言一语，我都不放过，在课堂上从来不开小差。但也正因如此，有个别教师不负责任，上课敷敷衍衍，或自命不凡，轻视女学生，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常常在班里带头挑剔他们的毛病，在他们讲课的内容上提问，问得他们无法回答，致使他们无法教下去。这样，我就成了一个调皮的学生。在赶走的教师中，的确有的是不称职的，但也有人学有专长，只是由于一时疏忽，被我们气走了。对于这样的教师，后来我内心里不知向他们道过多少次歉。被赶走的教师，多半是兼课的。

1927年暑假后我预科毕业，入了本科国文系。这学期来了一位兼课教师杨晦，他教我们英汉翻译。他诚恳谦虚，认真备课，一丝不苟，讲课条理清晰，善于发挥，很能引人入胜，我仔细听讲，不仅没有挑出什么漏洞，反而对他很尊敬。1928年夏，有一次我因事到他家去拜访他（他独自住西城区某胡同的一个小院，胡同的名称我忘记了）。交谈时，有一个青年不言不语坐在他的对面。杨晦没给我介绍，我也没向那青年打招呼，谈完了我们要谈的事我就走了。

事后不久，我和两个同班好友游中山公园，在后河沿小坐，遇见比我高一年级的同学郝荫潭和一个青年在一起从我们面前走过。那时郝荫潭是杨晦的女友，我的一个同学说，和郝一起散步的这位男士外表可是比杨晦要体面些，我毫不在意地说了一句：“咱们不管人家的事。”

我当时并没想到，在杨晦处偶然遇见的那个青年和在公园里与郝荫潭一起散步的青年竟是一个人，我更不会想到这“一个人”就是后来成为我终身伴侣的冯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