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的创作与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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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糊铜镜照现实

钱锺书在为香港版《宋诗选注》写的前言《模糊的铜镜》中说,如果文献算得时代风貌与作者思想的镜子,则《宋诗选注》只能算作一面模糊的铜镜:

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也许这个晦昧朦胧的状态本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23

“模糊的铜镜”这一论断较为婉转地传达出钱锺书当年选注宋诗时受到主客观条件的诸多规约限制。钱锺书的文学创作当然也可以视作时代风貌和他自己思想的镜子,其中除了关涉战事、讥讽时政以外,反思现实的用意也清晰可见。

钱锺书如此记述自己撰著《宋诗选注》时的心态:

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我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都不能归咎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我就不利用这个惯例的方便借口了。24

在乍暖还寒的年代,钱锺书能正视自己的缺陷,不诿过于时代局限或意识形态的严苛,不设法为自己当时的行为辩护,反而勇于自我解剖,是非常值得钦佩的。当时政治高压态势下学术不能自主的历史状况,也令后来者感慨唏嘘。

针对1949年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钱锺书没有像许多作家、学者所热衷的那样做一些事后追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过往没有反思。他在给杨绛《干校六记》作的“小引”中说:

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氛围中度过的;……“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25

《干校六记》通过衣食住行、同志之谊、夫妻之情等琐事反映“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在干校的劳动和生活。钱锺书在“小引”中向读者——尤其是没有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年轻读者——分明指出,杨绛书中所记都是“小点缀”“小穿插”,当写而未写的“运动记愧”才是最要紧的。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充当急先锋的人,与受冤枉、挨批斗的人不同,也与不明真相、随波逐流的一般群众判然有别,他们最应当“记愧”,可惜的是“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26。钱锺书无意否定《干校六记》这类著作所传递的苦中作乐、坚强乐观活下去的人生智慧,但他担心如果不能很好地反思历史,从过往中汲取教训,防止悲剧重演,那么以前走过的弯路、吃过的苦头岂不都白费了!

在为《徐燕谋诗草》所撰写的序中,钱锺书以更加深邃的笔致回顾了刚刚过去、不堪回首的那个时代:“阅水成川,阅人为世,历焚坑之劫,留命不死,仍得君而兄事焉。先后遂已六十年一甲子矣。”27将自己亲身经历的浩劫与磨难称作“焚坑之劫”,表现出少有的与旧时代决裂的勇气和决绝态度。

钱锺书还借小说中人物之口,间接提及国际社会对抗日战争前景的研判:

有位英国朋友写信给我说,从前欧洲一般人对日本艺术开始感觉兴趣,是因为日俄之战,日本人打了胜仗;现前断定中日开战,中国准打败仗,所以忽然对中国艺术发生好奇心,好比大房子要换主人了,邻居就会去探望。28

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出大大出乎一般欧洲人的意料,所以产生了解日本艺术的兴趣;他们对中国艺术也同样好奇,却是因为断定中日若开战则中国必败,担心中国战败后原有的艺术不能很好地存续,故而在其行将消失前赶紧来看。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表达了对这种不健康的猎奇心态的憎恶:

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29

鲁迅将前人反复讲过的“一治一乱”引申发挥为“想做奴隶而不得”与“暂时做稳了奴隶”两个时代,反对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并辨析外国人对中国旧物的“称赞”包含两种可憎恶的情况。

相对于鲁迅的义正词严,钱锺书以“大房子要换主人了,邻居就会去探望”譬释一般欧洲人对中国艺术感兴趣的动机,看似家常话,但其背后的深刻却不输鲁迅。钱锺书实际上还以外国人普遍看衰中国来警醒国人,所谓国际道义、舆论正义等不可凭恃,说到底抗日还是要靠国人浴血奋战。

《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中魔鬼声称:“你说我参与战争,那真是冤枉。我脾气和平,顶反对用武力,相信条约可以解决一切。”30说“条约可以解决一切”包含着无尽的嘲讽。虽然标志着条约体系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31是由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而签订的一系列和约构成,且该体系在欧洲大陆也奠定了一个相对均势的格局,但和约签订后,欧洲并没有摆脱战乱频仍的状态,各民族国家为一己之利仍不断开战。延至近代,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向全球拓殖,并以不平等条约形式将攫取到的特权以所谓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固定下来,“条约”化身为强权者的工具。钱锺书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表达出对“条约可以解决一切”这一信条的无尽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