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截至2021年7月，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3.815 5万千米，稳居世界第一。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主要内容是“五通”，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步入务实合作阶段，高铁作为交通基础设施联通的核心产品，是中国高端制造业的代表，俨然成为中国外交的一张“新名片”。现如今，中国高铁海外项目遍布全球，呈现高铁出口高端化、全球化、快速化的趋势。

中国高铁标准是中国高铁“走出去”最重要的基石。采用中国标准的亚吉铁路、蒙内铁路、阿卡铁路、拉伊铁路等正式通车，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中泰铁路的开工建设，极大提高了中国高铁标准在国际上的认可度。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保持持续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实现知识的创新进步以及促进知识的有效转移流动，而高铁标准作为一种知识，其“走出去”的过程本质上是知识转移的过程。中国在对外输出高铁标准时，需要加快构建和完善中国高铁标准国际化支撑体系，并建立有效的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知识转移机制路径，以积极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价值链，这样才能在国际分工中获取更高的附加值，进而提高中国高铁的国际话语权。

本书立足于合作共赢原则，探究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知识转移问题，并从3个层面构建研究内容与框架，分别是基础层面、理论层面和系统分析层面，据此得出研究结论，最终为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相关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展望。

一、基础层面

主要包括第1章绪论、第2章中国高铁发展历程及“走出去”对沿线国家和区域的影响和第3章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现状、模式与问题分析三章，揭示中国高铁从中国制造到世界标准转型升级的发展现状，阐述本书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为后续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理论框架的构建及机制路径分析的开展做好铺垫。

第1章　绪论，旨在为全书提供概览和导读。本章在中国高铁标准不断加快“走出去”的现实背景下阐述了本书的研究意义，从总体上界定了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接着概述了本书的研究方法、结构安排与技术路线，最后对本书研究的创新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对本书中涉及的全球价值链、高铁标准、知识转移机制、知识转移路径等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说明。

第2章　中国高铁发展历程及“走出去”对沿线国家和区域的影响。首先，将中国高铁的发展历程划分为铁路建设起步阶段、6次大提速阶段、重要发展阶段以及高铁外交阶段4个阶段；其次，探索中国高铁“走出去”和国际援助的历史沿革，以东南亚、西亚、非洲、欧洲以及拉美等地区为核心，分析中国高铁产业的海外战略布局；再次，从人口规模、可达性、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知识经济5个角度出发，对现阶段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分析，指出高铁建设能够从扩大人口规模、提升城市可达性、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就业结构以及促进知识经济等方面对高铁沿线区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最后，以中国在非洲建设现代铁路的11个沿线国家和11个非沿线国家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得出中国高铁“走进非洲”对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论证了促进中国高铁进一步“走出去”是实现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彰显了本书的研究意义。

第3章　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现状、模式与问题分析。在中国高铁“走出去”的过程中，作为国际竞争话语权的象征，向外推广和输出中国高铁标准被视为最高追求。现阶段，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关键在于促进中国高铁标准的顺利出口以及提升标准的国际认可度，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世界标准的升华。本章聚焦于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现实情况，对其现状、模式与存在的问题从三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对中国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铁路联盟（UIC）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标准研究与制定工作情况进行梳理，并汇总了近几年涉及中国高铁标准（含泛高铁标准）“走出去”的铁路项目，彰显了中国高铁标准的国际认可度与影响力。第二，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通过典型案例，具体分析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模式，包括以中泰铁路为例的生产者驱动模式、以匈塞铁路为例的购买者驱动模式、以雅万铁路与亚吉铁路为例的混合驱动模式，并归纳三种模式各自的特征及适用范围。第三，从中国高铁标准制定、推广、实施三个环节出发，分别剖析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只有把握了问题的本质，才能通过后续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推进中国高铁标准国际化进程，这也是本书的研究目的所在。

二、理论层面

主要在本书的第4章中展开论述，包括对高铁标准、知识转移与全球价值链相关概念特征的界定，以及对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本质的探究，进而构建起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多维理论框架，为后续章节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第4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理论。首先，借鉴已有的国内外文献理论分析界定中国高铁标准的概念、类型，并对中外高铁标准的对比分析、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文献进行研究梳理；其次，探讨知识转移的相关概念与特征，结合中国高铁标准及其“走出去”的一系列特征，分析得出“高铁标准实质属于知识”“高铁标准‘走出去’的过程实质上是知识转移过程”的结论，论证知识转移理论在高铁标准领域拓展应用的可行性；再次，梳理分析全球价值链概念、治理及全球价值链与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研究文献，从“接受中国高铁标准的国家”和“向海外推广高铁标准的中国企业”两个角度深入剖析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影响知识进步的微观机理，并结合实际阐述了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在三种不同驱动模式下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方式；最后，在前文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知识转移机制—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知识转移路径分析—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策略建议”多维度的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理论分析框架，为后续章节的研究做好铺垫。

三、系统分析层面

在前文构建的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知识转移机制，并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该机制进行建模仿真分析。继而针对第3章中总结的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现存问题，从中国高铁标准制定、推广、实施三个环节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的对策及建议，以进一步加快中国高铁标准的国际化进程。具体包含第5章、第6章和第7章。

第5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知识转移机制。该章节作为本书的核心部分，包含以下三部分的内容：

（1）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知识转移网络结构。本书以中国高铁企业与高铁进口国为核心，结合海外铁路项目建设的项目招投标、项目勘察设计、项目施工准备、项目施工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项目运营管理6个阶段，构建包括投标单位、技术总承包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施工分包单位、施工监理单位、材料设备供应单位、竣工验收单位、运营管理单位等多个主体的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知识转移网络结构，为后文知识转移机制与路径的研究奠定基础。

（2）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知识转移网络机制分析。鉴于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知识转移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故本书基于生产者驱动、购买者驱动、混合驱动三种不同全球价值链驱动模式，结合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典型案例，从知识转移动机与转移内容两方面，对上述知识转移网络结构中的顺向与逆向两种知识转移机制进行分析，并以顺向知识转移为例，从知识源、知识接收方、知识属性、情景因素四个方面，对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下文的系统动力学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3）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系统动力学分析。在前文的知识转移网络结构与机制分析中可知，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研究对象具有明确的系统边界，同时其知识转移过程遵循基本规律，且模式较为固定，并存在互动和反馈，适合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来探究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运行机制。本书基于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网络和机制分析，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系统模型，并通过计算机仿真软件Vensim PLE进行模拟仿真分析。根据文献梳理及知识转移理论分析的结果，该系统动力学模型考虑了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的4个方面影响因素：知识源、知识接收方、知识特性及转移情境。知识源属性包括转移能力和转移意愿，知识转移意愿高低影响转移能力，因此，知识转移意愿可通过转移能力体现。为了简化模型，我们只考虑知识源的转移能力因素；知识接收方属性包含知识接收方的接受意愿和吸收能力；知识特性包含了知识隐形、复杂性和专用性；转移情境包括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双方关系信任度、竞争者压力和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指数（模型中简写为“中国制造业GVC地位指数”）。

第6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知识转移路径。本章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明确界定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路径的内涵和类别，并从生产者驱动、购买者驱动、混合驱动三种模式出发，结合中泰铁路、南非电力机车订单项目、芝加哥7000系地铁车辆采购项目、雅万高铁、亚吉铁路等代表性案例，分析不同驱动模式下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的具体路径。通过分析可知，生产者驱动模式下的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路径以面对面交流的转移路径为主，以信息技术传媒中介为辅；购买者驱动模式下的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路径以信息技术传媒中介的转移路径为主，以面对面交流为辅；混合驱动模式下的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是通过面对面交流、信息技术传媒中介与其他方式三种转移路径合力实现的。

第7章　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策略建议。根据第5章、第6章中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知识转移机制与知识转移路径分析结果，针对第3章中总结的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现存问题，本章从中国高铁标准制定、推广、实施三个环节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的策略建议。

第8章，在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主要的研究结论，并提出可进一步细化研究的方向。主要研究结论包括：

（1）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能够促进知识转移，双方实现双赢。在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知识转移过程中，知识源中国高铁企业和知识接收方高铁进口国的知识存量及创新量在系统动力学仿真周期内都呈持续增长态势，由此体现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能够实现双赢的特点。中国标准“走出去”不仅给中国高铁企业带来了飞跃式发展，增强了中国高铁企业的综合实力，还提升了高铁标准进口国的高铁技术水平，带动了输入国的高铁经济发展。可见，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有助于打造合作共赢的全球价值链。

（2）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理论，实质上是对现有知识转移理论的延伸和拓展。该理论有效结合了全球价值链理论、知识转移理论、复杂系统理论，融经济学、管理学、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为一体，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实际状况，并指导中国高铁企业在构建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提升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知识转移能力。

（3）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可以分为三种主要模式：生产者驱动模式、购买者驱动模式以及混合驱动模式。生产者驱动模式下，海外高铁项目建设全部或部分采用中国高铁标准，中国高铁企业向高铁进口国转移的知识包括工程造价标准、技术标准、工程建设标准等知识；购买者驱动模式下，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主要以产品装备“走出去”的形式实现，中国高铁企业向高铁进口国知识转移内容主要为高铁产品装备品牌、产品专有技术、产品质量信息、产品设计理念、产品生产工艺等知识；混合驱动模式下，中国高铁企业向外转移全套中国高铁标准，以及高铁产品装备品牌、产品质量信息、产品专有技术、产品设计理念、产品生产工艺等相关知识。

（4）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的主要载体是中国承建的海外高铁项目。这一过程涉及多个主体，形成以中国高铁企业以及高铁进口国为核心的知识转移网络结构，在该网络内，主要有顺向知识转移和逆向知识转移两种机制。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包括知识源、知识接收方、知识属性和情境因素。系统动力学分析表明，知识隐性、复杂性和专用性等知识属性以及文化距离、制度距离、竞争者压力等情境因素均对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产生不利影响，知识转移双方关系信任度、中国制造业GVC地位指数等情境因素以及知识源企业的转移能力、知识接收方的接受意愿和吸收能力均对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产生有利影响。

（5）中国高铁标准在“走出去”过程中会面临诸多问题，应有的放矢，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在高铁标准制定时期，存在顶层设计不足、核心技术仍需提高等问题，中国应加强高铁标准顶层设计合力，加强中外标准互鉴对标，推动科研与标准协调发展，进一步完善中国高铁标准体系；在高铁标准推广时期，存在标准国际认可度较低、国际兼容性不足、国际化人才缺乏等问题，我们应采取提升高铁标准国际影响力，培育高铁标准国际化人才，对外推广高铁示范工程等举措，加快推进中国高铁标准的国际化进程；在高铁标准实施阶段，存在各项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竞争风险，中国应通过分析解决本土化问题，提高运营管理能力，多措并举推动实施等策略，助推中国高铁标准的海外应用实施。

（6）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路径主要有三种：面对面交流转移路径、信息技术中介转移路径、其他方式转移路径。在生产者驱动模式下，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知识转移路径以面对面交流的转移路径为主，以信息技术传媒中介为辅。购买者驱动模式下，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知识转移路径以信息技术传媒中介为主，以面对面交流为辅。混合驱动模式下，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知识转移路径不仅包含面对面交流路径，还包括利用信息技术传媒中介和其他方式，知识转移形式更加全面多元化。

本书是对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问题的初步研究，以期对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任何研究都是针对局部的改进或发展，由于研究水平的不足，尽管笔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本书肯定还存在许多疏漏粗浅和不当之处。因此本书最后指出本研究的不足，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期国内外学者进一步关注探讨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问题，并取得更多经得起检验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