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其中，设施联通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的作用，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和优先合作领域，而交通设施（尤其是铁路设施）是跨境合作的动力基础。
中国高铁砥砺前行，经历6次提速发展，实现“弯道超车”，跑出了中国速度，更创造了中国奇迹。2019年7月8日，世界银行发布《中国的高速铁路发展》报告，用大量翔实的数据向世界展示中国高铁一枝独秀的发展成就：营业里程超过世界其他国家高铁营业里程总和；相比全球各国，中国高铁票价最低；中国高铁建设成本约为其他国家建设成本的2/3；等等。可以说，中国高铁凭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多项技术成为中国新的“外交名片”。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高铁在亚洲、欧洲、非洲等地区落地生根，促进了国家间的互联互通，也让更多地区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中国高铁“走出去”对目标国、中国以及相关区域、国际而言都有着重要意义。对目标国来说，一是有利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国内的互联互通，改善投资环境；二是有利于拉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沿线开发，拉动就业；三是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水平，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与影响力。对中国而言，一是参与到国际高铁市场的竞争中，有利于中国高铁在竞争中学习先进经验与技术，二是有助于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打造中国高铁品牌，提升中国高铁的竞争力，拓展更广阔的市场。对区域和国际而言，则是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互利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得标准者得天下”这句话揭示了标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中国高铁领跑世界，不仅体现在硬件标准上，更体现在软件服务上。在中国高铁“走出去”的过程中，输出“中国高铁标准”被视为最高追求。在2016年9月召开的第三十九届国际标准化组织大会上，中国标准正式被确定为世界通用标准。近年来，“中国标准”正逐渐超越过去的“欧标”与“日标”，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
不过，在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日益突出的问题和风险，尤其是中国与发达国家高铁标准竞争激烈，以及东道国政府干预的风险、高铁标准的本土化适应等问题，这极大影响了中国高铁海外投资的整体效益和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如何认识和充分发挥中国高铁标准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进一步促进中国高铁标准国际化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基础和支撑作用，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世界标准的转型升级，已成为中国高端制造“走出去”的共识。
金水英教授一直关注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和知识转移领域的研究。通过多年的跟踪研究与境外调研，她敏锐地发现，高铁标准本质属于知识，高铁标准“走出去”的过程实质上是知识转移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价值链模式下各参与方同生共荣的基本特征紧密契合，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价值链是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推动力。从目前国内外研究情况来看，鲜有研究涉及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知识转移问题，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研究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问题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有鉴于此，金教授在大量文献资料和实际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了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的主题。近几年来，金教授在这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较好的进展。相关研究已获得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课题、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编号2017C35059）、非洲研究与中非合作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委托招标课题等多个项目立项资助。
本书是水英教授历经4年课题研究的成果和结晶，我由衷为她感到高兴！本书首先阐述中国高铁发展历程及“走出去”对沿线国家和区域的影响，并通过典型案例，分析论述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现状、模式与问题。接着立足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将知识转移理论引入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研究领域，构建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理论分析框架。继而在该框架的指导下，运用系统动力学、案例分析等方法，开展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机制、路径研究，最后从中国高铁标准制定、推广、实施三个环节，分别提出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策略建议。
总揽全书，下面几个特点是很值得肯定的：
第一，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问题。基于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书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梳理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三种模式：生产者驱动模式、购买者驱动模式和混合驱动模式，并分别分析不同全球价值链驱动模式下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知识转移机制、路径，并提出策略建议，为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战略管理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思路。
第二，构建了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理论分析构架。纵观国内外文献，很少有涉及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问题的研究。本书整合了全球价值链理论、知识转移理论、复杂系统理论，构建经济学、管理学、国际关系等多学科交叉的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理论分析构架，系统研究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知识转移机制、路径与策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领域研究的不足。
第三，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开展创新探索。为了保证研究内容的科学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书遵循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系统动力学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例如，在研究中国高铁“走出去”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影响的过程中，本书采用了多期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在对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现状、模式与问题，知识转移机制以及知识转移路径进行研究时，运用了案例分析法；为了验证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机制的有效性，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进行建模，并进行模拟仿真分析。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变局中的中国企业国际经营效能与中国产业全球影响力也在与日俱增，中国高铁产业及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是这种变局的一个特殊观察窗口，它不仅是一种交通技术国际转移扩散，更是一种新的国际交往与合作模式的全球推进过程，高速行驶的中国高铁在推进各国互联互通的过程中，也在有力地促进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高铁及中国高铁标准国际化研究将迈向更高层次。在这条研究道路上，金水英教授迈出了新的步伐，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书对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研究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意义和应用推广价值。我希望水英教授能够在该领域不断攀登，与时俱进，取得更多丰硕的成果，也期国内外学者进一步关注中国高端装备制造“走出去”的知识转移现象，并取得更丰富的研究成果。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
刘鸿武
2022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