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献”与“汉文地理文献”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献传统的国度。与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希腊罗马、古代美洲的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或许不能算年代最久远的文明，但是就文献记载的不间断性和丰富性而言，中华文明堪称首屈一指。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文文献中，“文献”二字已经连成了整词。《论语·八佾》篇记载了孔子的话：“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55)杞、宋，是指杞、宋两国的国君；(56)征，证明、验证。《礼记·礼运》中也有类似的话：“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57)这段话，可以视为《论语·八佾》那段话的解释，不过《论语·八佾》提出“文献”不足的遗憾，变成获得了《夏时》与《坤乾》两书。据汉代郑玄的解释，《夏时》是《大戴礼》中的《夏小正》，《坤乾》是殷《易》《归藏》，都是夏殷的重要史料。

孔子所讲的文献之“文”指典籍；“献”在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注称：“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58)此处将“献”释为贤才。后来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也继承此说，认为“文，典籍也；献，贤也”(59)。清代刘宝楠释为“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60)。于是，以往学者所强调的“征文考献”，一方面是说要取自书本记载，另一方面是探询于耆旧言论。言论的内容，自然应当包括世代相承的许多传说和文人学士的一些评议在内。因为在文字尚未发明之前，一切生活活动的事迹和经验，都靠口耳相传的材料，在古代便是史料，即文献的一部分。《尚书》中的《典》叙述事实，《谟》《训》《诰》《誓》《命》则记载言论。司马迁的《史记》在记叙之外，就收录了不少文辞和言论；班固《汉书》中，凡有关学术、政治的重要论文，都一一备载传记中，可见古史中以“文”和“献”为主的记载起源很早。但是，将“文献”二字作为著述的标题，是由马端临开其端，他在《文献通考》的总序中对“文献”具体作出了释义：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概言之，这里的“文献”是指文字资料和口头资料。他对郑玄的解释有了发展，“献”包括了述者及其口述，其中所撰写的“奏疏”和所记载的“议论”，应该落实到文本上，事实上和“文”已经没有区分了。由于他是宋末宰相马廷鸾的儿子，因此在采集“献”的史料方面比别人有更多的便利，他不仅记录了时人的议论，连他父亲的话也都予以采录。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按照文献类别划分出24门，从田赋、钱币、户口、选举、学校、职官，一直到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舆地、四裔等，真可谓无所不包，其中“经籍”占《文献通考》的四分之一。

文献在今天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关于“文献”的定义也存在不同的认识。《辞海》（1979年）释为“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中国国家标准的《文献著录总则》称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也有人称文献是指“人们为了存贮和传递的目的而记录的社会情报的一切物质载体”(61)。上述的定义似乎过于宽泛，很容易把古生物学研究范围内的古人类的头盖骨或牙齿，古器物学研究的陶器、铜器和漆器都包括在内。也有的学者特别强调“文献必须具有文字，不载有文字的文物是不属于文献的范围”(62)，但这种定义排斥了用其他感知的方式形成的文献，如地图、照片、图像、录像和录音带等。笔者认为，文献是指任何具有一定历史或科学价值的含有知识信息（包括文字、图画、声频、视频等），并用刻、写、照相、录像等技术手段记录下来的物质载体。当然，在本书时空范围内所讨论的文献，仅仅是指具有一定历史或科学价值的含有知识信息的纸质文献，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多依据文献而展开。近年来历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研究转向，即空间转向（the spatial turn），地理文献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要了解不同地区的人们是如何想象世界的，我们必然要利用那一个时代所拥有的各种地理文献。

“地理”一词在古代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以郡国为中心及其下属县、道、侯国的地域概况，诸如郡县的民户、人口，废置并分更名的历史，各项特产，都尉、铁官、盐官、工官等治所，山川湖泽，关塞要隘，名胜古迹，道路交通，等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分上、下两卷，实际上是一部以记述疆域政区的建制为主所开创的一种地理学著作的新体例，即疆域地理志。“地理”的另一层意思是《汉书·艺文志》所录的属于“刑法”的地理术数类文献，其中除了作为后世地理书传世的《山海经》，多属于类似“风水学”别称的文献，如“以相邦国都邑之地为主要对象”的《国朝》、“以相宫殿室舍之地及形为主要对象”的《宫宅地形》等。古人相信“天人合一”，认为天之道作用于大地表面，形成一种特殊的指导行为的系统理论，这类书后来还有《大唐地理经》《五音地理经》《地理八卦图》《地理解经秘诀》《地理口诀》《地理脉要》《地理新书》《地理指南》等风水书。(63)现代地理学作为探索人类所居住的地球环境的学科，其核心是人地关系的研究，所谓揭开自然之门，昭示人文精华。一代代地理学家所创造的地理文献为我们不断深入地理解这个在时空中不断变化着的世界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明清关于域外汉文地理文献较为系统的讨论，至少可上溯到姚莹的《康纪行》，该书中有一段关于“汉文外夷地理文献”的解说：“自来言地理者，皆详中国而略外夷，《史记》、前后《汉书》，凡诸正史外夷列传多置不观，况外夷书乎？然今存者，宋释法显《佛国记》乃异域传书之始，自是而唐释玄奘、辨机有《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宋徐兢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赵汝适有《诸番志》二卷”，其他还列举有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张燮的《东西洋考》、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图里琛的《异域录》、《皇清职贡图》，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等，并特别强调：“及魏默深《海国图志》六十卷出，而海夷之说乃得其全焉。”(64)而稍晚的何启、胡礼垣在《康说书后》中也从西学地理学文献东渐的角度指出：

明季艾儒略、国朝南怀仁之二子者，历数万里来自西洋，所撰《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皆绝域土风，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分天下为五大洲，而冠以万国全图，附以四海总说，虽远不及今日之详要，其所言无非从实。彼时中国得此，庶几可以达委穷源矣。乃纪晓岚校订四库，直比诸东方朔所撰之《十洲记》，郭景纯所注之《山海经》。无惑乎，地图之学由此而尽疏也。地形如圆球，其说始于西人第谷，明万历时利玛窦航海至广东，是为西法入中国之始，著《乾坤体义》三卷，而地圆之说已明。继之者为汤若望，于国朝康熙时著《新法算书》，复阐其理。其后蒋友仁于乾隆时入中国，著《地球图说》，则其言更为条畅详明矣。(65)

地图是最重要的地理文献，地图本质上是集绘画、符号、感知和想象于一体的信息载体，也是一种主观叙述。地图绘制者会对所据数据进行选择和淘汰，在地图作者的描述中，携带了作者的感觉和观念，因此，地图同样是地理想象和文化想象的产物，在这种想象中隐藏着丰富的知识与观念，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地图文献也是一种博物学文献。包慧怡指出，中世纪地图在拉丁文里的名字叫“世界之布”（mappa mundi），由于早期欧洲地图非常像是一块由图像、色彩、事件、动植物等织就的一块百衲布。今天的“map”这个词就是从“mappa”（这块布）过来的。中世纪欧洲拉丁文和法语里关于地图没有一个精确的称呼，当时对地图的常用称呼包括“pictora”（图画）、“tabula”（图表）、“histoire”或“estoire”（古法语：故事）、“descpiptio”（描述）。地图是一种图文结合的叙事，既有地理知识，又有历史知识；既是一种宇宙蓝图，又承载着制图师个人的心灵世界。(66)世界地图是人们想象世界的一种方式，对世界的想象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葛兆光透过古代中国所绘世界地图去分析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就是一个显例。(67)明清时期，无论是西方传教士，还是中国学人，将接受的世界地理认知绘制成汉文世界地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读者对世界的想象和理解。

汉文世界地图大致分为两种：一是由西方人为主撰者用汉字绘制的世界地图，如《坤舆万国全图》《坤舆全图》等；二是由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如本书述及的《万国大地全图》《大地全球一览之图》和《地球五大洲全图》。两者都是汉文地理文献的重要构成，后者作为中国舆图文献，没有争议；而前者能否作为中国舆图文献呢？似乎存在着疑问。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两者都携带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的信息，作为一种图文并茂的书写载体，是中外学者想象世界的一种符号记录。笔者曾将此类由外国人为主撰者绘制的汉文文献称为“华外汉籍”，自以为较之目前广为流行的“域外汉籍”更有普适性。(68)明清时期的汉文地图文献不仅记录着中西制图者眼中的世界，呈现出中外不同学人通过地图文本对异域知识和思想的塑造，也反映着中外知识人对域外世界的想象，同时也承载着中国士人意识中对未知地理空间的探索和想象。地图绘制也是一种文化建构，是诠释文化的一种方式。绘图者是将自己对空间的想象通过图幅和注记文字转化为一种平面的图像文献，汉文世界地图文献中包含的信息极为复杂，绘制者不仅需要与其源文本之间的文化对话，也需要与其身处的文化环境之间进行对话。既要输入西方绘图师对空间的感觉体验，也包含有来华西方耶稣会士绘制者和参与绘制工作的中国知识人所经历的不同空间之间的互动，其中既有绘图师对源文本地理知识的采撷，也有绘图师与阅读者之间的互动。

在跨文化交流的脉络中，汉文世界地图的绘制更多地包含着多种文本与文化脉络之间的复杂对话。明清来华传教士对地图文献的重要性有很深的体认，如晚清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译出的惠顿（Henry Wheaton, 1785—1848）《万国公法》的正文卷首，绘有东半球和西半球两张地图，并说明“地之谓物也，体圆如球……其运行也，旋转如轮……其陆地分五大洲”。其实惠顿的原著《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并没有这两张世界地图，是译者丁韪良添入的，他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到世界地图可以给中国人一个关于世界的直观概念，便于西方国际法知识的传播与接受。(69)王韬在《地球图》的跋文中对明末至晚清的世界地图有独特的看法：“大地如球之说，始自有明，由利玛窦入中国，其说始创，顾为畴人家言者，未尝悉信之也。而其图遂流传世间，览者乃知中国九州之外，尚有九州，泰西诸国之名，稍稍有知之者，是则始事之功为不可没也。近时西学日盛，其图愈精，经纬纵横，勾稽度数，朱墨粲然。各国疆域，瓜区豆分，界画犁然，即一览间，而举五大洲已了然指诸掌。然而深山大川，殊方异域，民生其间者异俗，因土之宜，以别其性，其间情伪相感，利害相攻，强并弱，众暴寡，不知凡几，而莫能有以一之，不知一之者理而已矣。”(70)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汉文世界地图上绘有珍禽异兽，也是为了让国人更好地理解超越“天下”之异域的真实存在。笔者对这些汉文世界地图中的动物所再现的文化意象、知识建构予以关注，也是希望通过明末清初的《坤舆万国全图》和《坤舆全图》及其所呈现的珍禽异兽和世界奇迹，来探讨这些珍禽异兽图绘究竟传达了怎样的西方地理学和博物学的知识，大航海时代以来西人究竟为国人引入了哪些新知识，而晚清的地图文献如何重构了晚清地理知识与国人理解空间的方式，又为国人的世界想象提供了怎样的文本，以及这些文本产生了何种作用和意义。

想象世界的过程也是通过中外学者的互动而展开的，这是传统中国了解域外世界的主要方式，从明初郑和下西洋开始，有关世界的知识输入及其传播的方式，同样都是通过中外学者的学术互动而得以推进的，汉文地理文献中新学识的增加和突破，都与晚明以来西学东渐有着密切的关联。从16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人从天下观念发生动摇到世界意识的形成，以及对“世界”和“中国”所包含的地理含义、文化含义、国体含义和民族含义的近代意义上之认识，都可以在明清汉文地理文献中找到其例证。明清时期地理文献中同样存在着“显文本”和“潜文本”的多重叙述，如何将潜藏于文献字面表达中多种潜文本背后的含义揭示出来，这也是本书的一个努力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