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前行研究

对于“西学东渐与明清汉文地理文献”的相关前行研究，我将之分为“西学东渐”和“明清汉文地理文献”两部分来介绍和评述。“西学东渐”着力介绍的是其中有关西方地理学东渐的内容，而“明清汉文地理文献”则着力于与西学相关的汉文地理文献的前行研究。

现代较早对中外地理学交流史进行系统研究的，有1911年陶懋立的《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一文。(71)该文把中国地图学史分为三期：一为上古至唐的中国地图之时代；二为宋元至明阿拉伯地理学传入之时代；三为明末至清末欧洲地理学传入之时代，指出这一时代受西方地理学影响而完成的诸家地理学图书“皆前古所未有者”。同年陈学熙的《中国地理学家派》也是颇值得重视的一文，该文把19世纪中叶前的中国地理学家分为“禹贡派”“山海派”两家，指出“山海派”中的“瀛寰家”，即清末普通教育中之外国地理学家，如明代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清代南怀仁的《坤舆外纪》及《西方要纪》，“游说于士大夫之门，而我国学子，始谈瀛寰地理”。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72)“接踵而起，日益昌盛”。该文还把清末的地理学者分为游记家（王寿祺）、新化家（邹代钧）、中国地理学家（龚柴、张相文、屠寄、马晋羲）、外国地理家（龚柴、谢洪赉）、自然家（沈仪镕、奚若、叶瀚、张相文）五家，认为即使在世界地理发明方面，中国也是最早最盛的。(73)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从学术史的角度研讨了明末以来西方地理学译著东传与清代学术的关系，1923至1925年他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一章中指出了“言世界地理者”始于明末清初的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和蒋友仁，以后林则徐、魏源、徐继畬又先后成书，使中国士大夫开始有了世界地理知识，并指出邹代钧“自制中国舆地尺”以“绘世界全图”，大大促进了清代制图学的进步。(74)

20世纪30年代应当提及的几部通论性著作有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和《中西交通史》（中华书局1934年），两书均有专章论述明清之际之耶稣会士与西学的关系，后者还讨论了鸦片战争之后的西学输入。向达指出：“西洋的地理学传人中国，使中国人对于空间上得一新观念。”(75)张星烺不仅编著了《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平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六册史料集，还撰写了《欧化东渐史》，分三章简要地论述汉代至清末两千余年欧洲文化东渐的途径、媒介，西方物质文明（科技）和思想文明（宗教、伦理、学术等）的东传。由于受体例和篇幅所限，上述这些著述对西方地理学东传的研究显得比较简略。这一时期在中外地理学交流史方面最突出的成果还是集中在对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

1938年商务印书馆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收入了王庸的《中国地理学史》，该书分《原始地理图志及其流变》《地图史》《地志史》《近代地理学之进步》四章，该书认为：“除掉地图和西方科学输入以后的地学之外，在中国学术史上实在是很少可以称为地理学的。”(76)这是一部以地理图籍为中心的地理学史，其中地图史一章中《利玛窦世界地图及其影响》一节基本上是依据洪业、陈观胜两文编写的。作为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地理学史，该书在清代西学测绘地图学及其影响的论述方面，以及有关近代地理学的研讨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后来的中国地理学史研究，首次提供了排比基本资料的线索。该书1955年又再版，表明历经十八年，有关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

20世纪40年代方豪推出了《中外文化交通史》（重庆独立出版社1943年），就明末七千部西书流入中国、明清间译著的底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53年开始，他陆续推出《中西交通史》，其中第4篇集中讨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1954年在台湾印行。第4篇第6、7两章专门讨论地理学，第6章全面、系统地分析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影响与贡献、艾儒略《职方外纪》与《西方答问》中的地理问题、徐霞客与西洋传教士的关系；第7章论述了南怀仁的《坤舆图说》与《坤舆外纪》、康熙时西方传教士的测绘工作和测绘方法、蒋友仁的《坤舆全图》及传入的地动学说，并研讨了明清学人对西方地理学的反应。作者擅长从浩如烟海的中外文献中爬梳原始资料，取材广泛、考证缜密，在研究上大大超过了前人。可惜由于两岸的学术交流长期隔绝，直至1987年岳麓书社重印后，该书才在大陆学术界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兴起，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传播的研究也愈来愈受到学界的重视。1984年科学出版社推出了《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和金应春、丘富科的《中国地图史话》，涉及了明清直至近代的测量与制图、边疆和域外地理的考察等内容，为明清时期的中西地理学交流史提供了不少新材料。同年测绘出版社推出了卢良志的《中国地图学史》，该书用专章分析了明末西洋制图学的输入与清初全国地图的测绘。198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谭其骧主编的《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其中第1部分“通论”收入了清代学者为明末以来的若干西方地理学译著所写的序跋，第8部分“外纪　边防”中选收了不少清代地理学者有关俄罗斯、安南和欧洲等国的考释，以及有关西方地理学译著的序跋，为学者查阅清人地理学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鞠继武《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一书，研讨了1894至1949年西方地理学东传和近代地理教育措施及研究机构的设置，但主要用力处还在20世纪初民国时期的地理学。198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了杨吾扬的《地理学思想简史》，把中国地理学思想的发展作为整个世界地理学思想演变的一部分来考察，该书第5章为《中国近代和现代地理学思想》，考察了鸦片战争之后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可惜未及西方地理学译著东传的史实。1995年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赵荣的《地理学思想史纲》，则有若干篇幅述及西方地理学的东传与清初的地理学新思想，弥补了其师杨吾扬《地理学思想简史》一书中的不足。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虽对西方地理学输入有所论述，但关注时段大都集中在明末清初，有关晚清的内容多语焉不详。1994年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杨文衡主编《世界地理学史》，在论述近代地理学方面也简要地述及了中国对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引进和吸收。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该书第三编第六章《近代地理学术史研究概论》分三节讨论了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的历史渊源与国势背景、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的特点、中国传统地理学向现代地理学的过渡等。有关晚清西方地理学译著比较全面的调查工作是由艾素珍作出的，她在《清末自然地理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清末人文地理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两文中，(77)分别对1870年代至1911年的八十多种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译著进行了分类和部分提要，并简要地分析了它们的特点及影响。在晚清西方地理学东渐史的研究方面，还特别应该提到郭双林的《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和邹振环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两书，前者在《迈出传统的门槛——论中国近代科学地理学的产生》《晚清西方地理学东渐述论》和《晚清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的际遇》《从地理学著作的编撰看晚清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等几个部分（这些内容，曾先发表于《原学》集刊第一辑、《学人》集刊第7辑和第9辑），就晚清西方地理学的东传及其影响作了若干较为深入的剖析，为晚清西方地理学之传播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后者运用点线面结合的知识社会学的陈述方法，第一部分将西方地理学文献翻译的脉络上溯到明末清初，主要讨论了利玛窦世界地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以及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将明末清初西方地理学的引入作为知识点的输入加以分析；第二部分从知识线的传播角度讨论了19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的西方地理学译著；第三部分则从知识面传播的角度叙述了戊戌至辛亥时期的西方地理学译著，将之作为知识体系的整体引入加以研究。该书将收集到的晚清二百零八种西方地理学译著，分“地理学通论与教科书”“地球与地文学”“气象与气候学”“文化与政治地理学”“区域地志”“商业地理学”“交通与旅游地理学”“军事地理学”“地图册与地图解说”九个部分，按照译著的统计资料绘制了《晚清西方地理学译著知见录》。该书后半部分研究西方地理学译著的“影响”，为了将研究建立在量化和实证的基础上，又从自然地理学术语、地理学教科书（特别是乡土地理教科书）、地理学共同体（体制化和非体制化共同体）的形成三个方面，建构了晚清西方地理学知识在中国传播与影响的解释框架。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地图学史研究，肇始于民国时期（1912—1949），汪前进编选的《中国地图学史研究文献集成》（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一书汇集了发表于民国时期研究中国地图学史的69种文献，绝大部分为期刊文献，分为通论、专论、传记、目录四类，依次编排，16开本，精装5册，较为完备。(78)这些论著大致可以反映民国时期有关西学东渐与明清汉文地理文献关系研究的概况。当然也有若干通论性的地图学史著述，如王庸的《中国地理图籍丛考》（商务印书馆1947年）。20世纪的50至80年代，通论性地图学史著作主要有王庸的《中国地图史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陈正祥的《中国地图学史》（香港商务印书馆1979年）和卢良志的《中国地图学史》（测绘出版社1984年）三种。王庸是公认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研究的开山鼻祖，他以西方地图学发展的“公例”来梳理中国的地图学史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这种“公例”即是地图绘制中对“准确性”和“科学性”的追求。经顾颉刚等人整理成的王庸《中国地图史纲》一书，是作者据《中国地理学史》一书中有关地图的两章加以扩充而成的，该书专门讨论了纬度测量和利玛窦世界地图、第一次中国地图的测绘和近代中国地图的测绘。《中国地图史纲》的字里行间实际上已经透露出王庸对地图好坏的判断标准，但他似乎并未有意识地构建一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发展史，或者进步史，书中虽然重点分析了一些绘制“准确”的地图，以及一些能使地图绘制得更为准确的方法和这些方法的提出者，但并没有明确地将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在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似乎也认识到除了那些“准确”的地图，中国还存在大量“不准确”的地图。

近年出版的美国汉学家余定国（Cordell D. K. Yee）著《中国地图学史》，是一部关于中国传统舆图研究的通论性著作，是芝加哥大学版《世界地图学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79)作者对中国地图学所持的观点贯穿在这部书当中，他认为诗、书、画对地图的绘制是极端重要的，地图是图像与文字的融合，地图具有表现与展示的能力；地图不但是实用的工具，也是美观的艺术品。该书首章《传统中国地理地图的重新解释》陈述了作者对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方法，以及本书的主要内容、核心观点。第二、三章是对本体内容地图进行描述，其中第二章《政治文化中的中国地图》对地图如何作用于古代的社会进行研究，第三章《大地的量度：介于观察与文字之间的中国地图》侧重更具体的中国传统地图绘制方式和内容研究讨论。第四章《人文学科中的中国地图学：客观性、主观性、展示性》是作者对中国古代地图特征的观点阐述，认为这一特征就是文字与图的结合，并论述了诗、书、画的中国艺术与地图的关系。最后一章《传统中国地图学及其西化的问题》论述中国传统地图在西方地图体系传播过程中受到的影响。由于作者没有受过中国古代地图研究的系统训练，没有局限于以往从“科学”“准确”等方面来研究中国古代地图的视角，因此该书与之前的所有论著不同。

近期由李孝聪主编的《中国古代舆图调查与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9年）一书，按照中国古代舆图的类别——天下寰宇图、疆域政区图、沿海图、河工图、交通图、城市图，进行研究整理。该书不囿于中国古代舆图研究传统的技术层面的探讨，而是能够专注于中国古代舆图作为史料价值的挖掘及其所蕴含的思想信息的揭示。其中《中国古代寰宇图与政区图研究》部分有若干篇论文与本书研究相关，如成一农、王雪梅的《“天下图”所反映的明代的“天下观”——兼谈〈天下全舆总图〉的真伪》、李孝聪的《传世15—17世纪绘制的中文世界图之蠡测》和《记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及其版本》等。

综上所述，有关明清西学汉文地理文献的前行研究，显示了明末清初和晚清互相之间尚未形成有机的勾连，两个研究系统基本上还是割裂的。事实上，晚清西学东渐史的研究一定要上溯到明末清初，才能完整地陈述清楚。特别是已有多种中国地理学史的论著，仍缺乏以专题的形式来探讨中国人关于“地理想象”和“世界想象”的由来和演变。直接作为本课题前行研究的成果仍非常有限，可以举出的专门讨论晚清西学东渐的著作有以下几种，一是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初版，201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版。该书在晚清西学史料的挖掘上花了极大的工夫，就晚清西学东渐的整个面的研究而言，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材料之充实，是目前我国这方面的研究上用力最多的论著。该书初版六十四万余字，增订本厚达七十六万余字，全书把晚清的西学东渐分成1811—1842、1843—1860、1861—1911三个阶段。书中对晚清西学史作了总体考察，采撷了不少晚清西方地理学译著的第一手资料，有35份表和人名、书名索引。该书2011年的修订版尽管在章节结构上并无改动，但增补了许多新资料。二是潘光哲的《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是目前所知汉文世界的第一部阅读史专著。作者以具体的个案，翔实地描述了晚清士人寻觅接受“西学”的阅读历程。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有心知悉世事时局的晚清士人，追索与“西学”相关的书报，追求“世界知识”的认知。对于士人的阅读实践，使士人读书世界的变化扩展，作者运用了“知识仓库”“书本地理学”“读书秩序”“概念变迁”“意义之网”“脉络化”等不少新概念，尝试以阅读史取向描摹近代国人对世界图像的认识，特别是该书中的第三章《朱一新的读书世界与“地理想象”的知识基础》中有关“国族空间”和“地理想象”的分析，给笔者以很大的启发，为学界如何认识理解晚清中国的历史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该书2019年有修订版，由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尽管在章节结构上并无太大改动，但增补了许多新资料，如《关于〈四洲志〉的版本问题》《梁廷枏著述征引〈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小考》《〈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与〈海国图志〉记述美国政制对照表》等若干附录。近期潘光哲还完成了《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一书，承接了上一本著作，其中《近代东亚报刊与“世界知识”的互动空间》《“世界史地”与“国际法”知识和近代东亚“地理想象”的生产、流通与嬗变：回顾与思考》《中国近代“转型时代”的“地理想象”（1895—1925）》等章节，均以具体个案的形式开展细密的考察，对于阐释近代中国人的世界想象如何被创造生产，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海外汉学界最早研究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的，除了日本学者鲇泽信太郎1936年发表的《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地球》第26卷第4号）和1937年发表的《南怀仁的〈坤舆图说〉与〈坤舆外纪〉》（《地球》第27卷第6号），还有1938年美国学者恒慕义（A. W. Hummel, 1884—1975））完成的《十七世纪的天文学与地理学》。(80)1970年代的重要成果有德国汉学家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关于南怀仁《坤舆图说》中动物知识和图像来源的考辩，指出《坤舆图说》中的动物知识主要来自16世纪瑞士博物学家格斯纳的《动物志》。(81)1980年代西方学者中较有影响的研究有美国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的Geographical Research in the Ming-Ch'ing Period（《明清时期的地理学研究》，载Monumenta Serica：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35（1981-83）：1-18）。1990年代美国学者司马富（Richard Smith）的《中国地图：天下万象》（Chinese Maps：Images of All Under Heaven，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则以地图为研究资源，讨论中国人在西学影响下世界观的变化。近期重要的研究成果有利玛窦国际基金会（Fondazionz Internazionale Matteo Ricci-Macerata）2011年推出的黄秀凤著《论中国地图学：从托勒密时期到十七世纪——利玛窦和艾儒略的世界地图》，该书提供了早期汉文世界图说演变的重要系谱。德国学者林珂（Elke Papelitzky）撰有博士论文Historical Geographical Texts of the Late Ming（1368—1644）and China's Maritime History，通过晚明的地理文献来考察中国海洋历史的发展，近期还从事有关“在中国书写世界史：晚明文人的域外认识”论题的研究。法国学者Pierre Singaravélou·Fabrice Argounés著有《亚洲所见的世界：地图绘制的历史》（Le Monde Vu D'asie：Une histoire cartographique，2018）。

近期重要的研究有荷兰博睿（Brill）学术出版社推出的《耶稣会研究杂志》（Journal of Jesuit Studies）第6卷（2019）第1期（Mar 2019）上刊载的Robert Batchelor的《耶稣会制图》（Introduction：Jesuit Cartography，第1—13页）、Florin-Stefan Morar的《西人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与晚明欧洲认同的窘境》（The Westerner：Matteo Ricci's World Map and the Quandaries of European Identit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第14—30页）、程方毅的《取悦皇帝：重温利玛窦地图的中国手稿》（Pleasing the Emperor：Revisiting the Figured Chinese Manuscript of Matteo Ricci's Maps，第31—43页）、德国汉学家阿梅龙（Iwo Amelung）的《现代化国家的新地图：西方制图知识及其在19至20世纪中国的应用》（氏著，孙青等译：《真实与建构：中国近代史及科技史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47—183页）等，上述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均以地图文献为切入的角度，讨论来华西人如何绘制地图、中国人或亚洲人如何想象世界和认识异域。

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地理学汉文西书中的异国动物，这些年也受到海外学者的注意，其中用力最多的要数德国汉学家普塔克（Roderich Ptak）的《中欧文化交流之一面：耶稣会书件里记载的异国动物》一文，文中集中讨论了《坤舆万国全图》《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地理文献，指出耶稣会士在引入中国的异域动物知识的过程中，往往入乡随俗寻找绝妙的“解决方法”，以适应中国人的传统观点。(82)台湾赖毓芝的《知识、想象与交流：南怀仁〈坤舆全图〉之生物插绘研究》也颇值得注意，该文认为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所引介的32种生物图像及其对应的图文，可以说是20世纪前中文世界中对于欧洲文艺复兴自然史知识最全面的引介，指出南怀仁绍介西学的规模与野心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83)

随着学界关于明清西学东渐、知识建构等问题的重视，明清地理文献的研究也愈来愈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研究路径。但是上述相关研究，很多还仅仅停留在静态的文本分析，未能将地理知识生产和运作过程中复杂的因素完整地揭示出来。在明清西学输入的冲击下，地理文献的研究可能形成的不同知识范式与研究取径，中国文化人如何以不同的视野，通过不同的文本叙事、新的假设和新的途径，重新观察传统的世界，催生一种所谓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是值得我们不断加以思考和讨论的问题。作为研究者，我们应该不断“变焦”，既要有宏观的“鸟眼”视角，也需有微观的“虫眼”细读，(84)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切入西学东渐和明清汉文地理文献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