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世界”与“想象”

“世界”一词源自佛经，《楞严经》说：“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可见“世”指时间，“界”指空间。世界本来就是包括时间、空间的，相当于汉语中的“宇宙”。在佛经里，“世”和“界”的分别很严格。“三世”指过去、未来和现在；“三界”指欲界、色界和无色界。后来“世”的意义渐渐被“界”所吞并，《智度论》和《俱舍论》中的“大千世界”仅指空间而言。(39)古代与今天“世界”相对应的词是“天下”，据统计，《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三种史书中，“天下”一词出现了3375次，其中用于专指中国的有2801次，将中国以外的族群纳入“天下”一词的，仅64例，不及总数的2%，后世情形大致类似。(40)换言之，中国古人想象的“世界”，是一个可称为“天下”“神州”“九州”或“大九州”的大地。传统中国是将世界——“天圆地方”之“天下”几乎等同于中国，而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文化上，中国都位居“四海之内”的中心，周边围绕着“四海”的夷狄。《尔雅·释地》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41)《荀子》卷五“王制篇”更是将域外世界想象成应该给中国上贡的“外藩四海”：“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42)古人多以为中国的大地周边环海，所谓四海中的东南西北，一般“北海”指北方的贝加尔湖、巴尔喀什湖和黑海，或以为是鞑靼海、鄂霍次克海至北冰洋；“南海”指今天的黄海与南海；“东海”指今天的东海与渤海；“西海”比较复杂，或指西部沙漠的瀚海，或指青海湖、博斯腾湖、咸海、里海乃至于红海、阿拉伯海和地中海。(43)以“四海”来对应域外世界，是与华夷说和天朝中心主义的观念紧密相关的。

1822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在“world”一条下直接对应的汉语有“地球”“普天下”“通天下”“天下”，但系于该词的进一步解释的部分也已出现了“世界”一词。(44)用“世界”直接译述“world”一词，最早的例证可能是19世纪初日本人平山谦二郎在给罗森的信中所称“全世界中各国布棋”，“方今世界形势一变”等。(45)这里意指“地球上所有的地方”。1855年7月号《遐迩贯珍》中刊出的《续地理撮要论》一文，在叙述“以大利热那人哥林”（今译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事迹时，也用了“新世界”和“旧世界”的概念。(46)1879年王韬的《扶桑游记》和1890年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都使用过这个已被赋予了新意的译词。早期传教士的译著采用“全地”“四海”“红尘”“万国”“普天下”“通天下”等词来译“world”，以后“世界”渐渐取代“万国”等其他译名，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新词。如上海有1901年的《教育世界》，1902年的《新世界学报》和《翻译世界》，1903年的《童子世界》和《科学世界》，1904年的《女子世界》，1906年的《新世界小说社报》，以及李石曾1906年在巴黎创办的“世界社”。日本学者编纂的以“世界”为题的地理学译著就更多了，如作新译书局译纂《（新编）世界地理》（上海作新社1902年），中村五六编纂、顿野广太郎修补《世界地理志》（金粟斋1902年），矢津昌永著《改正世界地理学》（吴启孙编译，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富山房编纂《世界地理问答》（会文学社范迪吉等译1903年《普通百科全书》本），樱井基峰等著《世界探险》（人演社译，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秋鹿见二著《世界诸国名义考》（沈诵清译，上海广智书局1904年），甲斐山留吉著《最新世界商业地理教本》（顾雪梅编译，上海作新社印刷局1906年），池边义象著《（和文汉译解释）世界读本》（日语讲习会译释，贵州启智学社1907年），矢津昌永等著《世界物产地志》（童世亨、俞镇合译，上海昌明公司1907年）。另外还有美国谦本图原著、孙毓修译述《（谦本图旅行记）地理读本》（商务印书馆1908年）、孙毓修编译《世界读本》（商务印书馆1909年）等。梁启超的多篇文章也都以世界为题，如《世界最小之民主国》（1900年）、《世界外之世界》（1900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1902年）、《世界将来大势论》（1904年）、《世界上广东之位置》（1905年）、《世界大势与中国前途》（1907年）等。金观涛、刘青峰据“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中的“世界”词条检索的结果，指出1895年之后，“世界”一词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加，至1903年已经超过“天下”的使用次数了。(47)可见“世界”这一概念在清末中国已得到了普遍的使用。

“想象”可以是一种虚构的幻想或空想，可以是传说和神话的培育和建构；但基于地理文献所产生的想象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幻想，而是对地理文献加工消化基础上在时间中的沉淀，是一个社会或文明体系介于现实和虚构之间、带有某种激情的思维景观，是指人们在大脑中凭借历史记忆所提供的材料而进行加工，由此产生新形象的心理过程。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借鉴了日人的研究，指出“想象”是“连结既有之观念，变形而作新观念者”。“想象有构造新观念之自由力，而其材料则取之于经验。故非绝对的自由，而又有所依傍者也。”(48)个体的想象，是对过去经验中已形成的一些暂时联系，进行新的认同和综合，由此想象方能突破时空的束缚，达到“思接千载”“神通万里”之境域。历史记忆提供了斑斓炫目的信息、思想和观念，前所未闻的异域风土人情和体制伦常，令人惊奇的奇器妙机，总可以带给人们广袤的“想象空间”。想象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其主体是个体的，但个体想象却具有集体和社会的维度。集体想象或社会想象是在一个由个体想象构成的聚合体之中存续着，并且从个体想象的基础中汲取力量，只有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能进行文化想象。

讨论“世界想象”（world imagination）很难离开“地理想象”（geographical imagination）。“世界”首先是一种“地理空间”。“地理想象”是指人们以某种空间结构概念来区分我们生活的世界，从而可以确认某个地方之所在；或因为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需求，会进一步形成关于地理和空间的新概念。1934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的课程，提出“搜集中国古代之地理材料，分析其属于想象的或实际的，就其发生时代，作为系统的说明”(49)。即希望将中国古代的地理文献作为学生“想象”的基础。明清西方传教士的汉文地图文献所带来的域外地理知识的碎片，纷然杂陈；各色各样的汉文地理文献同时大量涌现；千奇百怪的大千世界和不可思议的动植物知识，迎面扑来，既成为中国读者的知识对象，也成为他们想象和认识域外世界的依据。地理文献的阅读被转化为关于世界“他者”和中国“自我”的想象，同样，本土传统的知识资源和原本的想象空间，也充当了理解和诠释西学的“思想资源”。东西方读者多是根据地理文献中的知识碎片组合成有关“世界”的文化想象，欧人最初关于东方的奇妙想象来自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而积淀在明清各种汉文地理文献中有关“世界”的知识信息，也帮助中国知识人建构起有关绝域世界的奇异“想象”。

“想象”身处历史的时空之中，也构成了历史世界的一部分。讨论“地理”很难脱离“历史”，“世界”是一个时空概念。在中国古代文献部类的划分中，地理文献属于史部的一个分支。清末学制改革，引入西方的学术分科观念，地理仍然从属于“史学门”。在20世纪初中国最初建立的高等院校之“史学门”课程，都有相当分量的地理课程，如1917—1918年的北京大学史学门，分科课程就有“中国地理沿革”“西洋地理沿革”“中亚细亚地理及历史”等。(50)1934年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中，除了“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近代中欧文化接触研究”，还有“地图学”、王庸开设的“中国地理”、王谟开设的“外国地理”、顾颉刚开设的“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等。(51)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界，“史地”或为一系，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设有“地理学通论”“中国地志”“外国地志”等课程。(52)

或有学者认为，西方史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有“世界”的地位，因为在“西方”，从来就强国罗列，写历史都不可能避开“外国”，从希罗多德开始，西方的历史差不多都是“世界史”。而中国古代史学中没有“外国史”这个概念，在古代中国不存在“世界观”，而仅有“天下观”。因为古代的东亚从来都是一国独大，对中国来说，“外国”并不重要，因此中国传统史学大多只写“中国史”。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世界”的存在，由此才渐渐有了“世界史”。但即使在现代相当长的时期里，在中国学术语境下的“世界史”，其实是指“外国史”。(53)这个说法未必完全准确，中国古代确实没有后来我们所说的“世界观”，很长时期里都秉承“天朝中心主义”的观念，但是中国古代史学未必就没有“外国史”这个概念，如《史记》中就列出了五个外夷传，所以朱维铮将《史记》视为那一个时代的世界史。(54)清初修《明史》尽管将利玛窦引入的“五大洲”一说视为“荒渺莫考”，但《明史》中却增加了十三个外夷传，其中九个《外国传》，四个《西域传》，记载这些属于周边西域的“夷”和外国的“夷”，可见渐渐有了“外国”的概念，也有关于“绝域”的“意大里亚”的记述，反映了西汉至清初一千多年来中国域外知识的部分进展。

所谓“在中国学术语境下，‘世界史’仅仅是指‘外国史’”的认识，明确为一种教学体制，实在是比较晚才形成的观念。20世纪60年代，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仍是把“中国史”写入“世界通史”之中的。该书主要受苏联学者世界通史教材体系的影响，或许编纂者也已关注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史学界兴起的用横向视野来观察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全球史”的写法，即注重地区、文明、国家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尝试揭示遥远空间范围内各种事件之间的相互影响。“中国史”和“世界史”在大陆很多高校的历史学系形成独立的教研室，教师们分别就“中国史”和其实只能算是外国史的“世界史”进行教学和研究，这一套体系不鼓励研究者关注同一时代横向的中国与外国的变化，以至于不少学者竟然以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方才开始意识到“世界”的存在，由此渐渐有了“世界史”的说法，表明学界至今对明清汉文地理文献缺少明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