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学”与“西学东渐”

“东渐”一词出现很早，《尚书》中有“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4)，“渐”是“入”的意思，无复杂的歧义。历史上的“空间”也并非都是实指地域的所在，多以交流关系作为参照物，所谓“西”比较复杂，从地理空间上看，“西”最早包括“西域”和“西洋”。冯承钧曾有一比较精确的概括：“凡玉门、阳关以西的陆地，概名之曰西域；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诸地，概名之曰西洋……迨至耶稣会的传道师到了中国以后，方开始渐渐以西洋的名称专指欧洲。”(5)而“西学”之“西”最初是从地域概念演化而来的一种“文化大区”（又称“文化世界”）的划分法。“文化大区”是文化特质的区域分类，即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文化共同体最本质的特征。“西”既是一个空间概念，又是一个文化概念。在西方历史上，并不存在一种统摄西方学术的所谓“西学”。而古代的西学，今天经常被削足适履塞入“欧洲”的概念，总是被视为欧洲传统，其实“西学”的内涵异常复杂，早期也并非以欧洲为中心，在古代还包含伊斯兰的传统。德国的哈特穆特·莱平（Hartmut Leppin）在地理学上使用“欧洲-地中海”一词来指代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这一复杂的空间。他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大部分欧洲传统，实际上是西欧传统，跟欧洲东部的传统是很不一样的。东正教跟天主教、新教也很不同，现代俄罗斯的行政体制和东正教会之间仍有很强的联系，这在西欧是不可能的，但这也属于欧洲传统。(6)中国历史上的“西”之含义比较复杂，在古代中国主要指印度文化大区和伊斯兰文化大区，明清时期的“西”是指欧洲基督教文化大区。这一文化大区一般又可分为以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等为主的天主教文化区，以俄国、希腊为主的东正教文化区，以及包括英国、爱尔兰、荷兰、挪威及主要移民来源于此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新教文化区。

在东亚世界，“西学”是中国人所认识的“西方学问”或“西方学术”，或对西方学术的研究，也是当年西方人到中国来传授西方学问时常用的专门术语。就像西方人把他们自己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汉学”一般，“西学”（Western learning）一词出现得很晚，早期的含义是不明确的，如日语中的“西学”是写成“兰学”。早期西方人在自己的研究中是不会将自己的学问称为“西学”的，“西学”应该是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方人发现东方世界之后才渐渐开始明确起来的一个概念。

“西学”一词在汉文文献中，据目前所知，最早出现在大约公元7世纪的新罗时代朝鲜的历史典籍中。《三国遗事》之《圆光西学》条目下记有圆光法师的形迹，(7)另有《时义湘师西学入唐》的纪事。(8)当时的“西学”是指到“西国”“西方”去学习、研究“佛法”，即“西行求学”的简称，是作为动词在使用的，属佛教范畴内的用语。因而这时的“西学”与明末清初所引入的西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关于这一问题，朝鲜著名学者李元淳曾有过较为系统的阐述。(9)

把含有基督教价值观、具有西方学问，特别是以欧洲学术为中心的西洋学术称为“西学”，首先源自明末清初在华的耶稣会士。耶稣会士在其撰译的西学文献中，把有关西洋的学问称为“西学”。这一概念最早的使用者可能是1605年来南京定居并主持南京天主教会的耶稣会士高一志（Alphonsus Vagnoni，曾用名王丰肃），他共著述了15种汉文西书。其中有刊本《修身西学》《齐家西学》，抄本《西学治平》《民治西学》等。《修身西学》和《齐家西学》涉及西洋伦理学，《西学治平》和《民治西学》涉及西洋政治学。(10)比高一志稍后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Julius Aleni）所编《职方外纪》等三十余种汉文西书，其中有一本题为《西学凡》。耶稣会士在明清之际曾与中国学者酝酿过一个庞大的译书计划。利玛窦传教主张的忠实执行者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1613年奉命回到欧洲，漫游了意、法、德、比、西、葡等国，每到一地都募集新书和仪器。在教皇的支持下，他收集了有关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西书共七千部，1619年7月15日运抵澳门。此后他与艾儒略、杨廷筠、李之藻等商议全面的译述计划。1623年艾儒略以答述的形式，分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六部分，对七千部西书作了提纲挈领的介绍，编成《西学凡》，声称要“与同志翻以华言，试假十数年之功，当可次第译出”。杨廷筠更是兴奋地在该书序中写道：“所称六科经籍，约略七千余部，业已航海而来，具在可译，此岂蔡愔、玄奘诸人近采印度诸国寂寂数简所可当之者乎。”他也要求能“假我十年，集同志数十手，众共成之”。该书1623年在杭州刊刻，是一本介绍了西方的教育学、大学的学校体制和“建学育才”的方法和学术的“概说”。(11)从该书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欧洲大学所授各学科课程的大致情况，其实也可以认为就是当时所涵盖的西方世界的知识范围：一为文科，二为理科，三为医科，四为法科，五为教科，六为道科。这六科现在分别译为修辞学、哲学、医学、法学、修士学、神学，大致反映了16世纪前“西学”的主要内容。

作为“西学”核心的欧洲文化，大致有三个重要的来源：一是古希腊罗马以科学、哲学和文学艺术为特色的古典文化；二是追求公正、要求道德完善、构成西方宗教独特性重要来源的希伯来文化；三是继承古希腊罗马精神并将之发挥为近代科学和工商业文化的近代欧洲文化。明末清初的“西学”，可以界定为由外来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编译的经过天主教改造过的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化、中世纪的文化，以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次意义重大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以后出现的部分学问。“西学”在当时也表述为“泰西之学”(12)“西来天学”“西贤之学”(13)“西来之学”(14)“西方之学”(15)“西庠之学”(16)“远西学”(17)“西洋人之学”(18)“西洋之学”(19)“泰西人之学”(20)“西人之学”(21)等，也用其他术语来表述，如“天学”(22)等，事实上是将西学分为天主教教义和科学技术两部分。此外，也有人将利玛窦之学称为“西泰之学”，指“西泰子”利玛窦个人之学问的意思。(23)也有保守派的学者称之为“异学”。(24)晚明中国学者讨论西学最多的是协助艾儒略完成《西学凡》的杨廷筠，他在《代疑篇》《代疑续篇》中先后36次提及“西学”，称“西学深渺”，“故西学向天主三德，信为之首”，“西学不事百神，非不敬神，正是敬神之至……西学事天主，即百神在其中”。(25)“西学向天主三德，信为之首”，“太虚，与西学灵性不灭之说，未同矣”。“西学谓君子处逆，反为福兆。”“西学束人以十诫，不令抵罪，有罪惟有亟悔亟解，永不再犯之一法，不然祸终不免。”“惟西学一脉，其来方新，其说方肇，在人鲜所睹记。”“西学如何，惟以实理为衡，自心为准。”并强调“所知西学件件蹠实耳。不但敬主爱人，道理正大，上合古训，下称自心。即宇宙所有物理，最为烦赜，当年不能穷累世不能竟者，叩之如响斯应。又如天体无穷，层隔重重，各有图像以析之，几何以明之，玑衡以测之，丝毫不爽。”(26)在其他文章中对西学亦有阐发，如《天释明辨》中称：“西学言天，实有所见。”(27)在《鸮鸾不并鸣说》中称：“西学偏于通都大邑，卜宅无人不可见。”(28)

上述“西学”在各种文献中尽管使用的意义有别，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在晚明天朝中心的框架内，作为欧洲之“西方”已经合法化了，明末清初中国学人使用的“西学”一词，也成了耶稣会士们把西方学术著作译成汉文时普遍使用的学术词汇。当时与后世的中国学者或其他东亚学者，无论是支持和同情者，还是怀疑和反对者，都在汉文文献的撰写中直接沿袭了这一用语，将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之学问称为“西学”。今天我们也用该词来泛指晚明至晚清通过西方传教士译介给中国的西方学术、西方知识或西方的知识体系。明清时期流传的“西学”是处于不断变动中的概念，这种变化不仅仅因为西学在其发源地不断在改变，也由于国人对于这一变化轨迹存在着不同的认知，经历着不断的再诠释。早在明末，徐光启就把利玛窦所传之学分为三类：“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29)按照我们今天的学科分类，“大者”显然是指神学、哲学，“小者”指物理学、机械学等，“象数”之学指数学。徐光启这一分类法多为后来的研究者所遵从，如徐宗泽在讨论耶稣会士著述的分类时指出：“西士遗留于吾人之书籍，大纲可分为宗教及科学两类，其细目亦可分析言之：宗教书中有论道理及讲修成之书，有辩护、辟迷、释难、解惑之书，有圣人行实及圣教经文等书；科学书中有天算、地舆、水学、哲理、小学、形下学等等。”(30)

“西学”在晚清成为一个比较流行的词汇。1880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出了《西学考略》一书，以后“西学”这一词汇成了学界流行的用语，影响较大的有1885年艾约瑟的《西学略述》、1888年发行量极大的卢梯青和王西清同辑的《西学大成》，其他还有《西学启蒙》《西学三通》《西学军政全书》《西学自强丛书》《西学时务总纂大成》等。此时的“西学”概念有一种拓展到将受西方影响的中国人的著述也收录其中的趋势，如1897年张荫桓编辑的《西学富强丛书》就包括了19世纪江南一些畴人学子所编纂的数学著述。1894年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中把西学分成天学、地学和人学三部分：天学以天为纲，包括“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地学以地舆为纲，包括“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人学以方言文字为纲，包括“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实际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要内容。(31)

1896年出版的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对“西学”则作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西学”包括了西学、西政和杂类三部分，狭义的“西学”即西方的自然科学，包括了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西政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包括史学、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杂类包括了游记、报章、格致、西人议论之书和杂著等。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他再度讨论明末清初的“西学”概念，认为：“‘西学’名目，实自耶稣教会入来所创始。其时所谓‘西学’者，除测算天文，测绘地图外，最重要者便是制造大炮。阳玛诺、毕方济等之见重于明末，南怀仁、徐日昇等之见重于清初，大半为此。”(32)

上述有关明清“西学”概念的梳理，无非是说明“西学”概念，无论是在其发源地西方，还是在汉文化语境之中，不仅不同时代言人人殊，即使同一人在相同的时期，关于“西学”的定义，亦从未有过固定不变的统一看法。

“西学东渐”一词，最早是1915年恽铁樵和徐凤石两位用来翻译容闳的英文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的，这本书以《西学东渐记》作为书名同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虽不忠实于原文，但由于该书用文言翻译，被认为信而且达，无愧于容闳的原著，因此流传甚广，盛名难掩，深入人心。(33)20世纪20年代表述“西学东渐”一词，最接近的是张荫麟的“西学输入”(34)，30年代则用“欧化东渐”(35)“欧风东渐”(36)“西力东渐”(37)，等等。“西学东渐”一词直至20世纪40年代，才由江道源将之再次用于书名。(38)究竟是谁最早从西学输入中国之意义上使用“西学东渐”这一整词，何时将该词用之于书名，似乎仍有进一步考证的余地。

学界所述“西学东渐”，多指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这一时段中西方学术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历程。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以西方耶稣会士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为主角，以汉文西书为媒介揭开了中欧两大文化系统的第一次大规模直接交流之序幕；清末民初则渐以国人为主力，代表人物有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蘅芳、严复、林琴南等，这是一批具有儒家文化深厚修养的学人，参与西学译著留下了种种业绩。近代以来学科知识转型背景下塑造的“西学东渐”之图景，既可以从宏观角度加以讨论，亦可以在分科的视野下来分析。本书所讨论的西学，主要还是从地理分科的角度切入，即“西方地学”，虽并非如郑观应所述，包括“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而主要还是讨论国人如何在西学东渐视域下回应西方地理学文献。这一复杂的演变过程，既具备了西方地理学知识输入中国之“新”，亦具备传统中国地理学在全球化语境下之“变”。